1926年10月下旬，中華職教社內部有個小小的職務調整，職教社的《生活》周刊主編王志莘請辭。他原先留學美國專攻金融學，現在忽然有了到銀行任職的機會，便辭去了主編職務。黃炎培理事長與職教社幾位負責人商量后，決定請編輯股主任鄒韜奮出任主編——當時鄒韜奮用的還是原名鄒恩潤。

黃炎培先生召見韜奮，通知他去《生活》周刊任職這一決定。在黃炎培的辦公室里，韜奮見到了已在座的徐伯昕。徐伯昕在《生活》周刊做出版經營總務已近一年，他比韜奮小十歲，中等身材，國字臉上常常是和顏悅色，常常面帶微笑，身板略顯單薄，行走很是敏捷。

由于忽然接到黃炎培的通知，韜奮事先沒有一點心理準備，就沒有當即爽快地應承下來，而是沉默了一會兒。

黃炎培倒也不在意韜奮的沉默，看上去這個年輕人有點低調，或許還有點猶豫畏怯。沒關系，他素來欣賞年輕人不輕易言諾的穩重。他繼續囑咐韜奮盡快接管雜志，并叮囑一旁的徐伯昕安排好鄒韜奮的一應事務，向鄒韜奮匯報雜志的相關事宜。

鄒韜奮和徐伯昕一起從黃炎培的辦公室退了出來。

兩人走到僻靜處，徐伯昕十分友好地湊近鄒韜奮，輕聲說：“鄒先生，這個主編，你能做好。”

韜奮看了徐伯昕一眼，本想詰問他“何以見得”，徐伯昕倒先說了，他說：“你是圣約翰的高才生，全社上上下下有口皆碑的大才子，都說你筆頭很硬，一定能辦好。”

徐伯昕這一番當面夸獎，反而弄得韜奮不好意思起來，除了連聲客氣道謝，只好連說“再想想”。兩人就此別過。

大學畢業后，鄒韜奮雖然一直希望從事新聞出版業，可是，他大體希望從事的是新聞報業，不曾太多考慮過雜志，對于直接擔任雜志主編更沒有任何準備。

涉足彼時的上海雜志界，那是談何容易的一件事！且看當時的情形——

“1920—1930年代，作為我國當時現代出版中心的老上海，雜志界可謂五花八門，消遣類生活時尚雜志竟有一百多種，文學類雜志隨時創刊又隨時關張，多數雜志的壽命只有一兩年。當時比較引人注目且比較穩定出版的雜志是《東方雜志》《小說月報》《良友畫報》等。《東方雜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性雜志。刊物記錄歷史風云變遷，刊載當月中外重大政治、經濟、文化事件和要聞，并且選錄當時各種官商報紙刊物所載的重要文論和新聞要事，內容廣泛豐富，是名人發表作品的重要園地。《東方雜志》自1904年創刊，發展到1931年時正可謂如日中天。《小說月報》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創刊于1910年，同時也是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文學研究會倡導‘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因而刊物倡導為人生的藝術，推動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到1931年已經發展成為當時我國創刊最早、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新文學刊物。《良友畫報》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這是一本從鴛鴦蝴蝶風格向海派文化成功轉型的通俗類雜志。轉型后，畫報一洗鴛鴦蝴蝶派的舊習沉疴，逐漸從無聊消遣成為增廣見識，深入淺出地宣傳文化美育，啟發心智，豐富常識，開拓生活視野的雜志，一度成為老上海的暢銷刊物。”

《生活》周刊只是一本期發量只有2，800份的小雜志。小到去報刊攤前問起它的名字，報攤老板想都想不起來——此前這本雜志主要是贈送，送給在職業教育社上學的學員，基本上還不曾上過報攤。

雜志寂寂無聞倒也罷了，問題是按照職教社的崗位定薪，雜志主編的薪酬比編輯股主任要少十多元。鄒韜奮和沈粹縝剛剛喜得貴子，家里正是花錢的緊要關頭，韜奮不能不盤算這可如何是好。還好，沈粹縝看到韜奮回到家一直愁眉不展，追問之下，得知職務調整、薪酬下跌的事情，沉吟片刻，竟然勸慰丈夫趕快接下來。她的意思是黃先生親自找你談，很給面子的，我們不能不給黃先生面子；全職教社黃先生單挑了你來主編雜志，也是足夠重視的事情；至于少了一點錢，苦也苦不到哪里去的。

夫人如此識大體、顧大局，男子漢大丈夫豈能畏首畏尾！第二天韜奮就到雜志社的辦公室——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上一間小小的過街樓，跟徐伯昕碰面。徐伯昕為鄒先生沒有當即應承下來擔心了一夜，一大清早猛然看到他出現在辦公室門口，頓時驚喜無比，連忙招呼鄒先生，跟鄒韜奮連連握手，連聲說“不好意思，雜志社太逼仄了”，好像是他作為先來的人，要為辦公地方太逼仄負責任。徐伯昕的忠厚誠懇由此可見一斑。鄒韜奮謙和地笑笑，飽讀詩書的他聽徐伯昕說“逼仄”，卻莫名其妙地想起《文選》里張衡的名篇《西京賦》的名句：“麀鹿麌麌，駢田逼仄。”那是形容鹿群聚會，地方太小的意思。他微笑道：“人少不用嫌地方逼仄。”

韜奮看過街樓雖小，卻有一扇比較大的窗戶，于是打趣道：“樓小窗戶大，有光天地新。只要有光明就好！”

徐伯昕看鄒先生十分好說話，而且有趣，頓時輕松下來，趕忙跟他匯報雜志工作。從此，鄒韜奮和徐伯昕結成了事業上的伙伴，而且是此生最長久的合作伙伴，是親密戰友，乃至生死之交。當然，這些都是后話。

鄒韜奮接任《生活》周刊主編，他為自己這個主編取了一個筆名：韜奮——取的是“韜光養晦，奮發有為”的意思。韜光養晦，自然是要低調；奮發有為，卻又要做一番事業。兩者結合，體現了鄒韜奮做人做事的風格。

雖然主編低調登場，可沒過多久，雜志卻“奮發”起來了。《生活》周刊的發行量很快就發生了變化：1927年開始出現在上海市區的許多報攤上，報攤上漸漸有讀者翻看，郵局也開始征訂；1928年周刊就每期發行4萬份；1929年每期發行8萬份（從這一年起，雜志形式從早先的8開單張改造成16開訂本，顯得莊重、大方、厚實）；1931年末，期發量增至12萬份，1933年達到15.5萬份。而當時頂尖的暢銷刊物《良友畫報》，期發量最高時也只有4萬份。

這不是《生活》神話又是什么？

這個神話的主角就是低調上任的鄒韜奮。

這個神話并不是因為鄒韜奮有什么獨得之秘，而是他和雜志社的同事奮發有為創造出來的。

所謂雜志社，連同韜奮在內，只有“兩個半人”。一位是徐伯昕，負責印刷、營業、總務和廣告；“半個人”指的是孫夢旦，他是職教社的會計，兼職雜志社財務；還有一位就是鄒韜奮，在雜志社負總責，負責編輯部。不過，所謂編輯部，從主編到編輯，就鄒韜奮一人。因為是周刊，時間緊，稿酬低，來稿少，一開始絕大多數文章是韜奮直接撰寫的，然后根據文章內容用各種不同筆名發表。為了辦好刊物，按時出刊，他們三人經常連夜加班工作，真可謂奮發有為！

作為主編，鄒韜奮更要奮發有為。其實，他除了要克服事多人少時間緊的困難，還要克服自己生活上的各種麻煩。

1926年10月3日，鄒韜奮和沈粹縝的大兒子鄒嘉驊誕生，為溫馨的小家庭帶來很多驚喜、很多歡樂，卻也平添了許多生活上的瑣事，家庭開支也明顯增多。韜奮愈發需要兼職取酬補貼家用。他先是兼職英文學校教員，后又兼職《時事新報》秘書主任，還要完成職教社編輯股主任編撰教材教輔資料的工作，他不能讓粹縝和愛子在經濟上有一點點困窘。接手《生活》周刊后，他只能在完成兼職工作后，晚上回社里加班編輯到半夜。他總是在清冷的夜半時分，才能趕回家中陪伴他心愛的妻兒。

很快，為了專心辦刊，韜奮辭去了英語教員的兼職，接著，又辭去了《時事新報》的要職，后來把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的工作也堅決交出。他要把自己全部精力投放到《生活》周刊上。

“全部精力投放”，說起來是一句意氣風發的激情話語，可是，家里又增添了嗷嗷待哺的嬰兒，他和妻子沈粹縝要完成更多家務。此外，還有大家族的牽累，他與二弟鄒恩泳共同承擔大家族生活上的種種困難。每逢家人生病，就正如他自己說的，他就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自己在《生活》周刊上發表的任何文字從來不取稿酬，只是靠業余翻譯一些書，拿些版稅來補貼家用。

最初兩年，《生活》周刊經常有一整期的文稿都是韜奮編寫，用各種筆名發表，可是他從來不取分文。據統計，韜奮在《生活》周刊前后使用過19個筆名發表文章，一個主編的獨角戲，竟然也使得一本雜志有斑斕之感。

周刊的主編署名是“韜奮”，讀者們很快發覺，《生活》是越來越“奮發有為”了。

韜奮接手主編周刊后，第1期就發表了文風素樸、語氣平和、言簡意賅的《〈我所望于生活周刊的幾點管見〉編者附言》。他寫道：“本刊文字誠當力求淺顯，然同時并當顧到雅達，使讀者不但改進思想，并能獲得以文會友之益。”

歸納起來，也就是雅俗共賞，力求淺顯，開卷有益，以文會友。

《生活》周刊開宗明義：希望以文會友。

韜奮本人在編刊當時和后來的回憶文章中都體現了“竭誠為讀者服務”的精神。他說：“《生活》周刊是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以社會的改進為鵠的，就是賺了錢，也還是要用諸社會，不是為任何個人牟利，也不是為任何機關牟利。”后來，鄒韜奮在《我們的立場》一文中寫道：“我們是立于現代中國的一個平民地位，對于能愛護中國民族而肯赤心忠誠為中國民族謀幸福者，我們都抱著熱誠贊助的態度”，“我們不愿唱高調，也不愿隨波逐流，我們只根據理性，根據正義，根據合于現代的正確思潮，常站在社會的前一步，引著社會向著進步的路上走。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思想是與社會進步時代進步而俱進”。

韜奮總是認真觀察大眾讀者的需求，努力與大眾讀者一同前行，始終與大眾讀者保持密切的聯系。他說：“一般大眾讀者的需要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不當用機械的看法，也沒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規定出來。要用敏銳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眾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糧食’：這是主持大眾刊物的編者所必須負起的責任。”

韜奮主編第1期就在周刊上開設了《讀者信箱》專欄。《生活》周刊的《讀者信箱》從1926年10月開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韜奮不僅在《生活》周刊上開設《讀者信箱》專欄，還在后來主辦的其他5份刊物和1份報紙中都保持了這一欄目。據不完全統計，以“生活”的名義回復讀者的來信超過4萬封，韜奮本人親筆回復的就超過1萬封。

《讀者信箱》成為《生活》周刊的一個突出特色。

一個主編在完成一本雜志內容的寫作和編輯事務之余，幾年內給讀者親筆回信萬余封，舉目中外期刊界，這大約也屬于神話傳說了。

《生活》周刊的讀者服務，極大地增強了雜志與讀者的黏度。

韜奮接手雜志后即確定其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而且方向較定，努力亦較專。他表示：“依最近的趨勢，材料內容尤以時事為中心，希望用新聞學的眼光，為中國造成一種言論公正評述精當的周刊。”這一宗旨也就預設了刊物的內容特色。韜奮在編輯撰稿過程中，盡量運用高超的編輯藝術，創造生動的形式，展現正確的思想內容。正如他在辦刊寄語中所敬告讀者的那樣：“本刊期以生動的文字，有價值有興趣的材料，建議改進生活途徑的方法，同時注意提醒關于人生修養及安慰之種種要點，俾人人得到豐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養成健全的社會。”

韜奮在刊物的創造性上最為努力。他說：“最重要的是要有創造的精神。尾巴主義是成功的仇敵。刊物的內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趨’，那是刊物的尾巴主義。這種尾巴主義的刊物便無所謂個性或特色；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問題，發展更沒有希望了。”為了創造，要“變換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欄討論讀者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于編制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的動目，也很注意。所謂‘有趣味有價值’，是當時《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個標語。空論是最沒有趣味的，‘雅俗共賞’的是有趣味的事實。”

韜奮認為，讀者最感興趣的東西，往往也是他們最關心、最想知道的事情，這點同樣可見證于前面引述的韜奮的名言“要用敏銳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眾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糧食’”。這就是他所主張的辦好周刊的“創造精神”和杜絕“尾巴主義”的著力點。我們看他起草的一則《特別征文》，就能明白他的內容興趣所在。他在啟事中寫道：“茍有事實可舉，亦請不必計及文之工拙，惠然賜稿。”他十分注意刊物內容的有趣，坦誠地表示，他所認為有趣的題材主要有三種，一是新鮮的事實，二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國內外各種社會實情，三是著名歷史人物的經歷。

“內容貴精不貴多”，這是韜奮最為強調的辦刊原則。“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見面一次，更貴精而不貴多，要使讀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處，每篇看完了都覺得時間并不是白費的。要辦到這一點，不但內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動最經濟的筆法寫出來。要使兩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義，敵得過別人的兩三萬字的作品。寫這樣文章的人，必須把所要寫的內容，徹底明了，徹底消化，然后用敏銳活潑的組織和生動雋永的語句，一揮而就。這樣的文章給予讀者的益處顯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讀者省下了許多搜討和研究的時間，省下了許多看長文的費腦筋的時間，而得到某問題或某部門重要知識的精髓。”

這就是《生活》周刊自1926年10月交到韜奮手上后，他所做的努力，也就是一份原本寂寂無聞的雜志在滬上雜志的密林里脫穎而出的基本路徑。

（本文摘自《心向光明——鄒韜奮傳》，聶震寧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第一版，定價：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