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的文論領域，正刮著一陣構建中國文論話語的旋風。應該說，這一理論愿望的出發點是沒有問題的。四十多年來，我們的文學理論使用的話語基本是西方話語。流行的表達是，我們只能“跟著說，接著說”而難以“對著說”。因此，構建中國自己的文論話語，是文論專業的“中國夢”，或者說也是我們的“隱痛”之一。但是，這個問題同樣具有兩面性。改革開放的時代環境，讓我們經歷了第二次“歐風美雨”的洗禮，國門洞開，我們有機會看到和領略了西方文論的不同面孔，改變了包括中國文論在內的中國文學“一體化”格局，這是一次巨大的歷史進步。這一進步也讓我們認識到，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在世界范圍內是有通約關系的，不然我們也不會對那些有價值的西方文論表示認同。就像西方文學經典一樣，包括他們的文學觀和塑造的人物，如果不能打動我們，我們為什么也奉為經典而長久閱讀。因此，這就涉及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真的有獨立的、行之有效的“中國文論”嗎？或者說，這個“中國文論”具體樣貌是怎樣的？包括它的理論系統、基本概念和表述方式，我看這個問題可能很難回答。這一個問題讓我想起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理論研究室提出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構想，并聯合國內多個院校召開了大會。這個構想不可謂不宏大，不可謂沒有想象力，也不可謂不具有雄心壯志。但是，至今我們仍然沒有在實踐層面看到成果。不是倡導者的思考方向有問題，也不是中國文論的研究者的創造能力不夠，而是這個命題本身不具有操作性?！稗D換”是需要“中介”的，就像白話文學，如果沒有“白話”這一話語方式，白話文學就沒有載體，因此也不會有白話文學。那么，中國古代文論要進行“現代轉換”，它只有白話文的“今譯”是不能完成的。將近三十年的歷史證明，這是一項難以實現的工作，而不是“未竟的事業”。對中國古代文論我們可以進行新的“闡釋”，然后爭取“古為今用”，而不是什么“轉換”。

另一方面，“中國文論話語”的構建，一直沒有中斷，不同的是，它沒有存在于文學的“理論話語”之中，它在中國文學評論中一直在探索和踐行。社會主義初期的“十七年”，雖然是“一體化”的文學時代，但它構建了社會主義文學獨特的經驗，并且是我們重要的文學遺產之一，它以“歷史化”的方式觀照著當下文學的發展和變化，沒有這個經驗，我們就難以全面和準確地評價當下文學的經驗和成就。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文學的巨大發展，和文學評論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或者說，如果沒有文學評論對每一時期文學的及時的評價，它的健康和正常發展是不能成立的。對文學現場的密切關注，產生了中國式的“文學評價話語”，也可以稱為“中國文論話語”。這一情況告知我們的是，只有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發展，中國式的文學理論、文學評論的話語方式才能產生。如果離開了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具體實踐來創造中國文論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只有抽象的概念是不能進入歷史的。

這時，我們討論南帆的新著《搖擺的叛逆》，是十分必要的，它以個案和“樣本”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什么是中國文論的話語方式和實踐理性。我一直關注著南帆的研究和評論。他有豐富的理論和評論著作發表和出版。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拋棄課堂知識學的“文學理論”，這種理論離開課堂一文不值。四十多年來，南帆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當代文藝和文學的具體實踐，他一直是一個“在場者”而從未缺席。因此，他的研究和評論有鮮明的現實感和對象化。他不是那種高蹈的、對著天空說話的“理論家”。比如他的《文學的沖突》《文學的維度》《隱蔽的成規》《雙重視域》《文學理論十講》《無名的能量》《后革命的轉移》《五種形象》《文學的位置：挑戰與博弈》等學術專著和多種論文集，都是密切聯系文藝和文學創作實踐的研究和評論。他的闡發具體及物。形成了南帆自成一格的文學研究獨特個性和風貌。

一、學案、譜系和文化研究

《搖擺的叛逆》，是由一個關鍵詞引發的學案，這個關鍵詞是“小資產階級”。這個貌似自明性的概念，在南帆這里成了一個“學案”。我們知道，“學案”研究是古代學術、特別是明清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國近古學術經驗之一。它的特點是系統性地記述、梳理和評析一個時代或一個學派的學術思想發展、師承關系、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和觀點。比如開創之作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學術史著作，開創了學案體史書體裁，系統總結和記述了明代傳統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流派，全面反映了明代學術發展的全貌。通過這部著作，黃宗羲準確把握了明代心學醞釀、形成、繁榮和分化的軌跡，揭示出明代學術發展的主線，不僅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后世的學術研究方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睹魅鍖W案》的出版，使得明代學術思想得以系統保存和傳播，為后世學者研究明代學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同時，它也為后世學者提供了一個研究學術思想發展的范例，推動了學術史研究的發展。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代表了中國傳統學術史書寫的高端成就。它是一種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在今天，它依然是研究中國思想文化重要的遺產，它與現代學術方法相互借鑒、相互補充，共同推動著對中國古老智慧的深入理解。它為我們理解那些逝去時代的思想家及其精神世界，留下了一座讓我們不時回眸的偉大豐碑。我不是黃宗羲研究專家，但“學案”的方法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說《搖擺的叛逆》的研究顯然繼承借鑒了“學案”的方法，是當代的“學案辯難”之作。

“小資產階級”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關鍵詞，并通過它著成一本大書？在導言《小資產階級：階級譜系與文化共同體》中，南帆做了如下闡釋：

作為一個通俗的社會學概念，“小資產階級”歷史短暫，內涵清晰，各種版本的詞典、百科全書可以查到大同小異的解釋。然而，令人驚奇的是，這個概念的活動范圍遠遠超出了社會學。20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小資產階級”成為各種非議、批評乃至貶斥的萬能代碼，頻繁露面于黨派政治文件、個人品行鑒定、知識分子內部的激烈爭辯以及文學批評之中。從狂熱的“左派”幼稚病、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到傲慢的接人待物、過分醒目的奇裝異服，從面對血污產生的恐懼和軟弱、公共場合不遜地口出狂言到抽象的人道主義主張、田間插秧之際伺機偷懶，所有的不良傾向均可納入“小資產階級”的轄區。許多時候，“小資產階級”邊界不清，覆蓋的面積伸縮不定。作為咄咄逼人的階級武器，這個概念擁有驚人的殺傷力，“小資產階級”所形容的階級異己乃是嚴厲批判、制裁甚至肉身清初的對象；作為日常的流行詞匯，這個概念僅僅包含輕微的譴責，甚至潛藏了某種隱蔽的得意，似乎許多人曾經患有這種文化感冒，不足為奇了。

這一闡釋即畫出了“小資產階級”的勢力版圖，也道出了這個階級危險的邊緣處境。這是研究這個概念、階級或文化共同體的理由，它將要輻射和感染不同的領域，因此它的“光彩”才如此顯赫而奪目。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學批評領域，“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并沒有深刻地介入西方文學批評史，在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學派那里，它也遠非舉足輕重。它在中國的正式出場，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革命文學”對魯迅、茅盾、郁達夫等進行了嚴厲譴責，“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貶義詞開始出場。然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習氣”的論述被經典化，不僅知識分子形象的命運江河日下，而且只要被印上“小資產階級”的印戳，大體就是懸而未決莫衷一是。南帆從文學批評入手，然后揭示了這個概念的理論來源，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直到毛澤東，都有關于“小資產階級”的論述。其中列寧的論述最多，也最為醒目：“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主義，也是口頭上來勢洶洶、夸夸其談、妄自尊大，實際上則是分離渙散、毫無頭腦、空洞無物。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的兩大‘流派’?！钡搅嗣珴蓶|這里，階級譜系分別是：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以及游民無產者。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被稱為“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這時的“小資產階級”是社會身份。后來南帆分析說：

這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奇怪問題：小資產階級為什么隱藏了如此巨大的美學能量和吸附力，以至于反復糾纏，屢禁不絕？許多時候，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可能對小資產階級產生奇異而隱秘的好感。相對于無足輕重的階級地位，小資產階級似乎占據了一個文化中心位置。如果說資產階級革命陷于物質再生產的循環而分身乏術，那么，小資產階級似乎贏得了更多的文化自由。除了憂慮時政、恐懼革命的不安和驚懼，小資產階級意識還同時包含了許多生產資料占有方式所無法解釋的內容。階級地位與文化之間的不對稱表明，后者是一種奇特的話語——小資產階級話語。

這時的“小資產階級”又成為一種話語方式。從美學—階級—思想—話語一直到“情調”，“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的內部譜系仿佛不斷在“增殖”，而且肯定還會分析出我們不曾想象的更多“功用”。這些已經足以說明“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的豐富和復雜。它之所以可以演繹成一個“學案”，正是因為這個概念在社會、思想、美學、話語以及“情調”等諸多方面的巨大影響。由此可見南帆作為一個學者的學術功力、視野等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

另一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南帆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的傳統學術方面，南帆借鑒了“學案”的方法。但縱觀《搖擺的叛逆》，這里還融合了社會學、闡釋學、美學、敘事學、場域理論等，特別是文化研究的方法。他對大眾文化、大眾文藝的關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關于身體、城市、性別、青年、日常情調等和“小資產階級”關系的分析，使這部著作，既有理論含量，又有身置其間的現實感。因此，構建中國自主的話語體系，一定是密切關注中國文藝、文學發展的現狀，同時，不排斥西方有價值，有穿透性的思想理論資源。這時我想起了古代詩學和文論研究者蔣寅先生。蔣寅是唐代和清代詩學研究專家，是這一代古代文學研究的翹楚。他之所以能夠在專業上做出杰出的成就，除了對專業的精深研究之外，對西方文論同樣有很深的造詣。他提出了中國古代文論有自己體系的命題。他有專著《古代詩學的現代詮釋》及其續編。在和他討論中國傳統文論如何應用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實踐時，他說，“我對這種期望不太樂觀，古代文論是面對古代文學的，現代文學需要更精密、更豐富的理論。因為現代文學太復雜了，詩歌也是如此。當代詩歌修辭之復雜，是古代詩歌無法比擬的”。在《新故、生熟、生新——中國古代文論的獨創性觀念》一文中，他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中國古代文論以新故、生熟、生新三組概念建起獨創性理論的概念群，由南朝已降的“新故”到宋代“生熟”的過渡，意味著創新觀念由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轉換為矢量化的程度考量，由此構成對“陌生化”概念的發明和充實。在此基礎上衍生的“生新”概念，又引出對“新”即陌生化之“度”的補充性思考，由此形成關于獨創性的系統理論。圍繞這些問題的豐富論說具有很超前的理論意識，相當完整而深刻地闡發了西方形式主義文學理論的核心問題，對于現代藝術的唯新觀念也有一定的警示意義。

這里，我們不熟悉的關鍵詞，新故、生熟和生新，恰恰是我們本土的古代文論；而我們耳熟能詳的“陌生化”“西方形式主義”等，恰恰是西方文論的常用概念。這說明，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蔣寅先生，沒有拒絕西方文論中有理論價值的思想和觀念。而恰恰是這種理論視野，使他的文論研究別開生面、別有心栽。從不同專業、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專家學術思路和方法可以看出，建構中國文論和學術自主理論話語，必須有世界眼光和視野，必須面對中國社會和文學藝術創作的實際情況。任何一方面兩手空空，都難以實現這個期許。

二、發現邊緣和填補空白

學術工作的意義，就在于填補空白、發現邊緣、重估主流和糾正通說?！稉u擺的叛逆》各章節曾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就單篇論文而言，有很多討論的相關文章。因此，似乎也沒有引起巨大的“轟動效應”。但是，當這些文章集結為一部專著時，我們發現其價值大大地增殖了?；蛘哒f，當南帆將“小資產階級”這個關鍵詞作為問題提出，只是冰山一角，而冰山下面如地殼般連續不斷的圈層，才是他要表達的核心要義。從“革命文學”到身體，從鄉村敘事到農民話語，從城市的文化區隔到女權主義與階級話語，從青年、代際美學到大眾、民族形式與抒情。這個系列問題，幾乎涵蓋了當下與“小資產階級”有關的核心問題。

在《展開的基礎》部分，南帆從“身體作為起點”入手。關于“身體”的含義，他同樣以譜系或“學案”的方法，梳理了柏拉圖、笛卡兒、尼采、梅洛-龐蒂以及巴塔耶、羅蘭.巴特、福柯、德勒茲等西方思想家對身體的論述；同時也梳理了孟子、王充、荀子等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論述。對身體的關注幾乎形成了一種巨大的焦慮：“所謂的文化從未真正甩下身體而形成自己的獨立邏輯。相反，身體時常潛伏于文化的中心地帶，散發出的獨特氣息不知不覺地織入各種觀念。”對文學而言，“身體修辭學”，是文學修辭術重要的手段之一，從古代到現代無不如此。但是，進入現代，現實主義文學改變了文學的“軀體修辭學”。生活領域更是如此，他借用邁克·費瑟斯通的話說：“與資產階級對自己的身體感到安靜與自信相反，新型小資產者對他的身體總是感到拘束不安，總是有意識地反復檢點自己，觀察與校正自己。……他們把身體當作是面對他人的記號來看待，而不是一件工具。新型小（資）產階級者是一個偽裝者，渴望自己比本來狀況要更好，因而一味地對生活投資，他們擁有很少的經濟和文化資本，所以他需要得到它們。因此，新型小資產者采取向生活學習的策略，他有意識地在品味、風格、生活方式等場域中教育自己?！蹦戏凇峨p重視域——當代電子文化分析》《叩訪感覺》《后革命的轉移》等著作中，都討論過身體。身體是真實的肉身存在，更是一個文化符號，如果沒有對身體的討論，想要討論清楚文學和文化問題以及變遷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也是文化研究的關鍵詞之一。

同時，南帆將鄉村、城市、農民敘事話語等納入討論的范疇，使討論的基礎堅實而有說服力。關于性別、女權主義、青年、代際、家庭家族、日常情調、大眾、民族形式與抒情、后現代與二次元等命題的提出和論述，應該是本書最為前沿問題，它凸顯了南帆研究的現實感和對最新文學、文化現象的追蹤和應對?！拔ｋU的日常情調”是最適于討論小資產階級的領域。當然“小資產階級情調”在今天的政治含義已經逐漸淡化，過去的貶義、異己的氣息也逐漸散去，而帶有調侃、反諷的意味。當年“革命文學家”曾經憤慨地斥責魯迅、周作人等“語絲派”時說：“他們的標語是‘趣味’；我從前說過他們所矜持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資產階級。他們超越在時代之上，他們已經這樣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的活的罷?！蹦菚r的革命家不能認識到“有閑”的歷史貢獻，也不明了“有閑”是文明誕生的必要條件。作為日常情調的危險，也恰恰來自那時認知的危險。

有趣的是，“小資產階級”在被防范、被批判了許多年，但是，它“具有極為頑強的生命力。盡管革命的暴風驟雨勢不可擋，但是，小資產階級僅僅暫時潛伏。只要出現一個小小的間歇，小資產階級文化趣味立即會破土而出，開始萌芽和生長。文學始終是小資產階級文化的首要據點”。南帆進一步論證說：“或許必須難堪地承認，大半個世紀的文化改造運動之中，工農大眾并未真正贏得文化領導權——許多聲勢浩大的批判挾帶的是政治與行政的權威和滔滔不絕的理論言辭。日常生活之中，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文化趣味時常悄悄地復活，無聲地俯視工農大眾的質樸與簡陋。盡管‘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策略形成的文化氛圍從未過時，但是，那些落戶鄉村‘接受教育’的插隊知青仍然在某些方面保持了無形的美學優勢，例如發型、步態、外套的領子款式或者褲管尺寸?！边@是“小資產階級”趣味和情調的頑強，正因為頑強而格外危險。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迄今為止，工農大眾的工作倫理尚未產生出一套成熟的美學——這種美學不僅可以摧枯拉朽一般地清除小資產階級文化趣味，而且可以提供一套獨具一格的審美觀念以及經典之作”。一個特殊的例子是，我記得1969年，東北知青最時髦的服裝是“勞動布”制作的工裝，也就是工人的工裝。這是“工人階級美學”在知青群體短暫的勝利。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服裝符號隱含的是知青對城市的向往，而不是對勞動的熱衷?！肮ぱb”是工人階級的，但他從一個方面代表了城市的身份。因此，小資產階級趣味和其他大眾文化一樣，可以消費一切。工農大眾工作倫理沒有產生一套成熟的美學，是“搖擺的叛逆”之所以長久存在的關鍵。因此，《搖擺的叛逆》不是描述性的著作，而是敢于提出問題、面對問題的、有勇氣和見識的大著。

三、關注現實和開放未來

一個有價值的學術命題，包括與歷史相關的研究對象，不僅和歷史相關，也一定和現實相關，并且向著未來開放，形成研究的可持續發展。這也是學術研究的“歷史化”的一種方式?！稉u擺的叛逆》就是具有這樣性質的選題。我們知道，“小資產階級”是一個外來的概念。進入現代中國后，它的含義同樣是“搖擺”的，或者說，在不同的時代，這個概念的含義并沒有一個“標本式”的闡釋。即便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闡釋也不盡相同，即便是這些偉大導師的各自闡釋前后也未必完全一致。這從一個方面說明，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也有“虛假性”的一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個概念的價值功能是可以不斷變化的。南帆顯然發現了這一點。因此，他歷數不同歷史階段、不同人物對這個概念含義的闡釋，既是歷史化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同歷史對話的一種方式。全書始終貫穿著這一意識，其行文立論因其翔實客觀而充盈有力，你可以質疑和反駁他，但會感到為難。

他討論的問題，是遙遠歷史問題的當代回響，同時是對當下問題的有效回應。在今天眺望過去，會發現“歷史文化的裂變”，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如魯迅、胡適，既主張個人的獨立和自由，鼓勵年青一代要有掙開各種傳統枷鎖的勇氣和信念，但在現實層面又不得不在婚姻上委曲求全。他們身上仍有士大夫的遺風流韻。因此，那個時代的魯迅、葉圣陶、張資平等有很大差異性的作家，都曾被劃入“小資產階級”之列。這種情況，可能預示了這個“文化共同體”內部充斥著的不確定性。進入當代，古代讀書人的“紅袖添香”，仍被視為才子佳人理想生活的現實圖景，也是“書中自有顏如玉”的現場圖解。文人墨客仍以“紅袖添香夜讀書”來表達內心對理想生活的向往。比如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章永璘夜讀《資本論》，馬纓花陪伴在身旁。馬纓花陪章永璘讀書是對“紅袖添香”這一古典意象的現代再現。這一情景的構成要素與古典意象形成了一種呼應關系。古典意象是精致的書齋、紅袖佳人、裊裊沉香?！毒G化樹》是西北荒村破舊的土屋，饑餓寒冷的生存環境、美麗潑辣又善良的底層婦女馬纓花。章永璘，一個被流放、處于社會底層的“右派”知識分子，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饑渴中，馬纓花的出現，為他營造了一個超越現實的精神幻象。她為章永璘擦拭燈罩，讓那盞昏暗的煤油燈更亮一些。這個“添光”的動作，是“添香”在苦難現實中最貼切的變形，象征著在黑暗中守護知識的微光。馬纓花并不完全理解章永璘所讀的《資本論》等書籍的內容，但她對“讀書”這件事本身懷有近乎崇拜的樸素敬意。她的陪伴，不僅僅是身體的在場，更是一種無條件的、異性的認可與支持。對于章永璘而言，這種陪伴治愈了他的孤獨與絕望。他在《綠化樹》中寫道：“我忽然覺得，我是幸福的?！驗槲矣幸粋€‘家’，有一個在燈下等我的人。”這種幸福感，正是“紅袖添香”意境所追求的精神慰藉的終極體現。張賢亮通過馬纓花這一形象，復活了“紅袖添香”的文人傳統。但是，在今天看來，“紅袖添香”的古代文人趣味，和今天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無疑是相通的，章永璘的“小資產階級”趣味就是張賢亮的趣味。這一古典趣味直接轉化為當代知識分子的趣味，幾乎輕而易舉一脈相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這個“小資產階級”趣味、情調的來源，就不僅僅是西方的“小布爾喬亞”，同樣也有來自古代中國的文人雅士。

總體上看，“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是沒有問題的，這是一般意義的總結和歸納。事實上，作為“文化共同體”的“小資產階級”內部，也并非歲月靜好。大眾文化領域，是集中表達“小資產階級”情調的領域。但這個“共同體”內部的分裂是我們難以想象的。香港的“四大天王”曾風靡一時擁躉無數。后來有報道說，“四大天王”擁躉為何“無法交流”？因為四大天王，并不歸屬于同一家唱片公司或者經紀公司，無論獎項、唱片銷量還是演唱會，甚或是電影，都必然存在實實在在的競爭。擁躉當然各站一邊。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四大天王擁躉之間，基本上“無法交流”。比如1990年，郭富城出道爆紅。比如1992年，同時出現了小旋風、四大天王和雙周一成三個娛樂圈大事件，又比如1996年，鄭伊健一朝崛起。這種場合，當然就少不了諸位天王的擁躉。其后，四大天王鏖戰七年，壟斷香港唱片銷量排行榜和演唱會市場，也拿走絕大多數樂壇大獎，雙周一成則持續雄霸香港影壇。1996年，鄭伊健四部電影闖入香港十大票房排行榜。1998年，郭富城不但連莊TVB最受歡迎男歌手獎，更將大中文金曲的全球華人最受歡迎男歌手獎和叱咤樂壇男歌手金獎一并拿走，攜手百事風靡整個中國，又以《風云雄霸天下》擊敗雙周一成，豪奪香港票房年冠。如果說擁躉按照個人趣味選擇偶像的話，那么，偶像制造則必然聯系著資本，有資本的介入，背后就一定是利益。

無論嚴肅文學還是大眾文化，“小資產階級”都是一個不能回避的核心問題之一。比如，新大眾文藝的代表、詩人王計兵的詩：“生活給了我多少積雪，我就能遇到多少個春天”，這首詩雖然不能斷定來自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阿多尼斯的：“生活讓我遍體鱗傷，但傷口長出的卻是翅膀”，但可以看到的是，這里顯然也有“小資產階級”的情調隱含其間。因此，對“小資產階級”的同情未必“政治正確”，但對無限制的討伐顯然是一種政治過敏癥。因此，對“小資產階級”的審慎是完全必要的。在“后記”中南帆說：

小資產階級概念之所以長盛不衰，之所以可以在文學批評以及美學領域成為推波助瀾的關鍵詞，這種情況證明了其強大的歷史功效。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眾多論述之中，這個概念成為四面八方交匯的中心樞紐，承擔各種理論轉換。從啟蒙、革命、知識分子、個人主義、工農兵大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到鄉村與城市、文學語言、民族形式、抒情與內心世界、通俗與高雅，這些中國現代歷史敘事或者文學批評之中的高頻詞匯無疑不和小資產階級概念互為關聯。這個概念的殺傷力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前一段時間，沉寂多時的“小資產階級”再度露面，只不過已經從貶稱改為“昵稱”。“小資”指的是某些年輕人的生活情調，譬如鐘情于精致的服裝品位或者苦澀的咖啡，精心飼養一只貓或者定期從事園林修剪，等等?？傊?，生活情調僅僅構成現實邊緣一圈裝飾性花邊，而不是主宰生存的經濟來源或者人生信念。作為“小資”多余后綴，“階級”一詞遭到刪除，這些年輕人無法體會數十年前“階級”一詞擁有的分量。

這里幾乎把“小資產階級”的歷史內容以及“小資產階級”內部的復雜性都呈現出來。在歷史化中凸顯了現實性，而且通過其復雜性、多年性的展現，也預示了作為學術問題的開放性和未來性?；蛘哒f，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不僅與其相關的階級、社會、思想、文化、文學藝術、情趣、情調等有難以剝離的糾葛纏繞，而且自身也將面臨不曾經歷的諸多新經驗，因此，這是一個新的、巨大的學術空間，它向未來開放，必將產生新的話語和新的可能性。我想，這也是《搖擺的叛逆》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