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經連續多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在此基礎上，“智能經濟”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關鍵詞之一，也是許多代表委員密切關注的熱點議題。當前，以大語言模型技術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廣泛應用到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賦能各個行業的核心引擎，也深入地影響了文學藝術的發展方向。未來，人類作為文藝創作的主體，要如何持續保持創新活力，更好地應對AI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舒勇、徐錦庚、丁光宏等代表委員圍繞技術與人文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賦能文化主體性等話題積極建言獻策。

——編 者

激活“文化大腦”，定義“文化算法”

舒勇（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開明畫院副院長）

“人工智能+文化”的融合，不能僅停留在工具層面，本質上是一場文化生產與敘事范式的深刻變革。從“互聯網+”到“人工智能+”，核心是從“連接”升級到“創造”。對文化領域而言，這意味著我們擁有一個史無前例的、可深度參與的“文化大腦”。這個“大腦”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處理、分析和重組人類文明的符號、風格與敘事邏輯。

要做到人工智能與文化的深度融合，有三個關鍵維度需要把握。首先是遺產的活化。AI能對浩如煙海的文物、典籍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智能解析與創新演繹，讓傳統變得“可感知、可互動、可衍生”，也推動我們從靜態保護轉向動態傳承。其次是創作的升維。AI使得跨門類、跨文化的融合創作成為常態，比如，我們可以在一瞬之間探索敦煌色彩與當代設計的無數種結合可能，這極大地拓展了創意的“可能性空間”。第三是傳播的智化。AI能實現文化內容的個性化適配與全球化精準對話，換言之，能讓中國故事以更智能、更易共情的方式抵達世界。

但人工智能與文化融合的深層挑戰在于，我們必須要警惕只成為單純的技術應用者，更要成為“文化算法”的定義者與塑造者。如果我們的文化邏輯、價值觀念和美學體系，不能深度嵌入AI模型底層，那么“人工智能+文化”就可能淪為缺乏根基的技術展演。因此，融合的深度，最終取決于我們為AI注入文化靈魂的深度。

人工智能時代，文明的話語權不再僅僅依賴于經典文本的多少，更取決于塑造當代與未來文化敘事的技術能力，以及標準制定的權力。基于這樣的判斷，我在今年兩會期間建議，設立聚焦“人工智能+文化”的國家級實驗室。這個實驗室不應是一個單純的技術研發機構，而應定位為“文明實驗場”，其核心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實現關鍵技術的自主攻關，特別是在文化數據的精準理解、價值對齊的模型訓練以及符合東方美學與倫理的生成算法上，擺脫對西方技術范式的路徑依賴，這是掌握文化話語權的“技術底座”。二是構建文明闡釋的中國視角。國家級實驗室可以系統性地用AI技術進行解析、翻譯和再創中華文明的核心概念、藝術范式與哲學觀念，并探索其與現代性、全球性議題的對話方式，從而生成一套基于數字智能的、可被世界理解的“新文化語法”。三是主導國際規則與標準的前瞻研究。在AI生產文化內容的價值評估、版權認定、倫理邊界等全球性議題上，我們必須擁有前瞻的研究成果和成熟的解決方案，才能從規則的“跟隨者”變為“貢獻者”乃至“引領者”。

簡言之，國家級實驗室的目標，是確保在AI這個塑造未來人類認知的核心戰場上，我們不僅能輸出文化產品，更能輸出被廣泛認同的文化創造范式、價值評判標準和倫理思考框架。這是AI時代掌握文明話語權的堅實支柱。

當前，以大語言模型技術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術正飛速迭代和加速演進，深入影響了文學藝術的發展方向。我觀察到，當前的文藝創作中存在兩種值得警惕的現象，分別是“風格搬運工”和“語境失語癥”。前者即簡單利用AI模仿某種流行或古典風格，作品精美但靈魂空洞；后者是作品在全球化的技術語言中打轉，卻難以辨識其背后的文化根脈與時代關切。這兩種現象都是文化主體性弱化的表現。

維護文化主體性，在AI時代不是被動的防守，而應是主動的建構與自信的對話。

文化主體性的根基，來自對自身傳統深層次的理解與轉化。我的“每日手繪實踐”，就是一種“扎根”儀式。AI可以生成千萬種山水，但唯有藝術家創作中蘊含的個人生命體驗與對傳統程式的當代理解，才是不可替代的文化DNA。我們要做文化“活體”的傳承者，而不僅是數據的調用者。

主體性也體現在我們提出和回應什么樣的時代問題上。藝術創作不能沉溺于技術奇觀，而應聚焦于本土的經驗、現實的情感和人類共同的困境。例如，用AI技術探討城鄉變遷、生態哲學或數字時代的倫理，出發點應植根于這片土地。

主體性是在與他者的對話中強化的。AI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等調用全球文化元素進行創造性對話的工具。維護主體性，恰恰要求我們更主動、更智慧地運用AI，去進行“文明的對話”，在對話中清晰界定“我”是誰，并創造性表達“我”的立場。最終，我們要用AI講出的，必須是屬于自己的、有分量的故事。

近年來，我深入使用AI技術，持續探索如何運用人工智能開啟藝術創作的新階段。在我看來，AI帶來的最大機遇，是將藝術創作從“技能密集型”勞動，部分地解放為“觀念密集型”和“決策密集型”的探索。它極大地降低了將想法進行視覺化、多方案試錯的成本，讓創作者能更專注于創意的前端（核心概念）與后端（價值判斷與精修）。這如同為想象力提供了“高速軌道”，允許我們在更廣闊的創意宇宙中進行“思想實驗”。例如，AI技術可以助力瞬間探索一個哲學概念的一百種視覺呈現可能，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

而最深刻的挑戰，也正源于此：當技術門檻降低，創作的“核心競爭力”發生了轉移。挑戰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豐富的貧乏”——即擁有無限的形式可能，卻缺乏有價值的觀念內核。同時，也挑戰著我們如何定義“原創性”“作者性”這些藝術的根本概念。

面對這種機遇與挑戰，“人”作為主體的核心任務，是轉型為“文化創造的策動者與總編輯”。要借助AI的翅膀，需學會提出“元問題”，構建“混合智能”，編織“意義之網”。人類的獨特優勢在于能基于生命體驗、歷史感知和哲學思考，提出觸及本質的“元問題”。AI是強大的求解器，但問題本身，必須由人來定義。做“元問題”的提出者是激活創造力的總開關。我們不能再將AI視為“外掛”工具，應該將其內化為一種新的“藝術思維”組成部分。在我的平行實驗中，我常常訓練自己的思維能在“人的感性直覺”與“AI的計算邏輯”間自由切換、相互校驗，形成一種獨特的混合判斷力。做“混合智能”的構建者，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力的進化。AI可以生成元素，但將這些元素置于何種文化語境、歷史脈絡和情感結構中，使其產生深刻的意味，需要人的整體性文化修養與靈魂投射。人類的創造力，最終體現在為冰冷的數據和形式賦予溫暖的意義、連貫的敘事和震撼的精神性。因此，我們要學會做“意義之網”的編織者。

歸根結底，AI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特別的一塊“畫布”和“顏料”。但畫什么、為何而畫，以及最終讓畫面散發何種精神光芒，取決于“筆”。這支“筆”永遠握在擁有文明自覺、歷史關懷和生命熱情的人的手中。用好AI的翅膀，是為了讓我們在文化的蒼穹飛得更高、看得更遠，而不是忘記自己出發的地平線。

當AI執筆，我們寫什么？

徐錦庚（全國人大代表、人民日報社山東分社原社長）

2026年早春，“智能經濟”成為全國兩會熱詞，“人工智能+”行動已連續三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我深切感到，這場變革對文化的沖擊與賦能，早已超越工具迭代。它正在重塑創作本體，激活文化傳承，甚至觸及文明形態的深層肌理。

回望我近年的創作：從《望道》對初心的追尋，到《英雄山》對歷史的鉤沉，再到《杜立特行動大救援》致敬人性的微光。支撐作品的，始終是兩個維度：扎實的史料與深入的采訪，對人物命運的共情與時代精神的把握。這是耗時耗力的“手工作業”。

但2026年開年的文化現象，讓我看到，“手工作業”與“智能工業”的融合，在未來具有無限可能。央視春晚舞臺上，機器人與武校學員“人機共武”，精準演繹中華武術精髓。科技不再是冰冷的背景板，而變成深度綁定的“演員”。這不禁讓我遐想：《英雄山》中，那些驚心動魄的戰斗場景，若借助具身機器人與AI生成影像，是否能讓英雄形象更加立體可感？

更令我興奮的是AI在創作效率上的突破。成都的創作者鐘明借助AI，將一張秋水照片幻化為蜀錦紋理，又將古籍中的“長林豐草”召喚入畫。僅一個月，一幅AI新錦繡作品問世，并亮相央視非遺晚會。這便是AI帶來的效率提升：讓創作者從重復勞動中解放，專注核心創意。回想自己的幾部歷史題材作品，都需要查閱海量資料；如今大模型或可在一瞬之間調取文獻，成為創造者的“超級助手”。

AI還在改變創作主體。央視網AI新春晚會上，655名小朋友用AI將想象轉化為視頻，53位AI藝術家共創《天馬行空·文明贊歌》。從4歲孩童到93歲長者，當“人人皆可創作”成為現實，文化創作的源頭活水被真正激活。這種“人機共創”，與我創作《杜立特行動大救援》時，廣泛搜集親歷者口述史的做法一脈相承，只是更便捷、廣度更大。

在當代語境下，如何讓傳統文化活起來、走出去？2026年的實踐給出啟示。

在央視非遺晚會上，彝族《朵洛歡》通過AI視覺重構，讓古老歌謠在星火中閃耀；《武脈》中，武術招式被AI“拆解”為可視化語言，與太極圖等哲學意象融合。AI為非遺提供了“數字轉譯”，讓年輕人更易接受傳統精髓。第四屆北京人工智能產業創新發展大會上，“昭陵六駿”數字文化項目依托大模型，萃取陜西非遺技藝，打造數字新形象。

這讓我想到《英雄山》中的革命遺址，若借助XR沉浸式技術，讓觀眾“走進”戰場、與英雄“跨時空對話”，其教育沖擊力將遠超文字。此外，各地春節文化活動也呈現出一個共同特點：傳統民俗與科技碰撞，年味有了全新的表達。“人工智能+文化”不是取代傳統，而是激活其精神內核，讓它們在新時代繼續生長。

技術從來是一把雙刃劍。最近，有兩個團隊的研究成果引發廣泛關注：麻省理工學院的《認知的負債》發現，習慣依賴AI寫作的人，大腦神經連接數從79墜至42，幾乎腰斬；華人團隊的“腦腐病”研究表明：當人類向互聯網傾瀉海量平庸內容甚至AI自生垃圾數據后，AI的推理能力便開始退化。這種退化，不可逆轉。于是，一個智力死循環形成：人類因依賴AI退化，AI因垃圾數據“腦腐”，相互鎖死，智力大爆炸淪為平庸共振。

這種預言恰從反面證明：真正賦予作品以生命力的，從來不是精巧的算法，而是創作者深入骨髓的“在場感”。正如在我的創作中，無論是《望道》中的信仰之光，還是《英雄山》中的鐵血豪情，抑或《杜立特行動大救援》中的勇氣和溫暖，打動人心的從來不是技巧，而是蘊藏其中的人文精神。AI可以生成情節，卻難以孕育情感；可以模擬風格，卻無法創造靈魂。我們必須堅守“以人為本”，讓AI成為表達思想的工具，而非替代品。

展望未來，兩個方向值得期待：一是從“單點突破”走向“全鏈賦能”。AI正覆蓋從創意生成到成品輸出的全鏈路，未來文化生產將是人機協同的網狀共創。二是從“技術驅動”走向“倫理導航”。當技術速度超越人類適應能力，制度和倫理的“韁繩”不可或缺。

無論技術如何演進，有一點永不改變：對歷史的敬畏、對人性的洞察、對真理的追求，這些才是文化永恒的“靈魂”。AI是筆，文化是墨，而執筆的手，永遠是懷揣人文理想的人。在“人工智能+”的時代浪潮中，我們要握緊手中的筆，讓技術的墨跡沿著人文的脈絡流淌，繪就一個智能未來，讓它既有科技高度，更有情感溫度。

文藝需要“人味”，而不是“機器味”

丁光宏（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常委、復旦大學智能機器人與先進制造學院教授）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重塑人類社會的商業模式、生產組織和生活方式。以人工智能賦能文化創新，對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鑄之。文化是人類文明的精神內核與最高級的精神形式。人類生命的本質意義就在于它是超越自然的，具有超出動物性的內容與價值。精神生命本質上就是文化。再發達的物質文明，最終都要靠文化來賦予意義、傳承精神、塑造認同。目前，“人工智能+文化”已取得一定成果，多以“技術主導+文化賦能”為結構，側重將人工智能應用于文化場景，強調技術在文化領域的落地。但我更主張“文化+人工智能”，以“文化主導+技術支撐”為結構，文化是主體，科技只是手段，強調的是以科技助力文化的傳承、創新與傳播。按照中文的修辭邏輯來看，“人工智能”指的是“人工的智能”，即是由人類設計、通過算法與數據驅動的，是技術層面的“智能”表現形式。但“人類智能”才是精神生命的集中體現，應該由文化來指導人工智能，使其更加智能化、更加人性化，這樣才能真正服務于文化事業的長遠發展。

當前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性進展，首先集中體現在大語言模型上。在此之前，人工智能的技術路徑較為分散、應用場景相對呆板。而近兩年來，以大語言模型為代表的技術率先實現關鍵突破，推動人工智能整體進入生成式發展階段：依托大模型強大的理解與生成能力，實現了文本生成圖像、圖像解讀敘事、內容自動創作等多元交互，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表現力。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現階段人工智能所謂的“創作”，本質上仍是基于海量數據的統計規律與算法規則，是對既有知識、語料、范式的重組與優化，而非真正意義上具備情感、思想與價值自覺的原始性創造，更缺乏人類頓悟的天賦。比如，我們都知道，現在的絕大多數AI軟件都可以寫詩，甚至能夠生成超過90%寫作者水平的詩詞作品。它之所以令人“驚嘆”，是因為其基于統計學和數據分析的輸出水平在形式上可以超越大量未經專業訓練的普通人，甚至引發“人工智能是否即將替代人類”的普遍焦慮。我認為，這種焦慮有點“過火”，技術上的驚艷表現，本質是效率與形式的突破，而非精神與價值的超越。據此將人工智能“神化”，甚至認為其可以替代人類主體地位，這種看法顯然過于夸大、不夠準確。

李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這“治理”中應該也包括文化生態的治理。具體到文藝事業方面，人工智能對文學藝術創作，是一柄“雙刃劍”。以前，作家用方格紙寫作，寫完后改，改完后謄，再寄送到編輯手中。有了電腦以后，很多作家改為無紙化電子寫作，創作效率顯著提升。AI技術的普及，進一步提升了作家創作的效率，比如，關于文學作品的場景描述可通過統計規律快速給出提示與啟發，作品完成后可輔助梳理故事情節的邏輯關系，檢查人物形象塑造的重復與矛盾，核準時間設定的疏漏和錯誤，或是讓文字表達變得更優美、通順、簡潔。這些機器都能做到。但是，文學和藝術需要的是“人性、人味”而不是“機器味”。平時，我在刷抖音、微信公眾號等平臺的時候，看到明顯是AI生成的圖文及音視頻內容時，就不會再讀下去了——因為機器生成的內容沒有“思想”，也沒有“靈魂”。技術提高了我們的工作效率，但其最大的作用也僅在于提升效率。起初，寫作者通過AI輔助進行創作練習，還懷有比較新奇的心態，但隨著AI等技術工具的增多甚至泛濫，人們會出現審美疲勞。人類的審美體驗和感受，以大腦“新皮層”的激活與興奮為基礎。基于統計與算法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最開始可能會引發人類的興奮感受，但長此以往必然會導向一種疲勞狀態。盡管我們期待人工智能技術能夠不斷發展、越來越趨近于人，但我認為，在未來十年的時間里，硅基機器和碳基生物之間還是會存在明顯差距。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對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過去，作家引以為傲的那種“寫得快”的優勢可能不再重要，相對而言，更重要的是人類的情感性和創新性。有的人會擔憂，未來文學會不會消失？我認為不會，文學會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發。舉例來說，在照相機發明之前，為人類留下影像的方式是繪畫。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以科學的寫實精神為核心，注重對客觀世界真實透視、光影、場景的復現。照相技術可以讓三維的空間變成二維，尤其是彩色照相技術出現以后，幾乎可以100%還原真實世界。攝影術的發明，使得機械復制、精準再現現實的功能被相機取代，但歷史告訴我們，繪畫并沒有消失。寫實不再是繪畫的最高目標與唯一標準，畫家也不再執著于追求再現外部客觀世界，而是開始表現主觀世界的感受，進而催生了印象派、抽象派、野獸派、立體主義等現代藝術流派，開啟了西方藝術的現代轉型。文學也是同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學創作也不再是簡單地用文字的形式描述某個人、某件事、某些場景，而是獨創性地呈現出文字背后觸動人心的感情與思想。我曾在博物館看到有人站在一幅畫前痛哭流涕，我想，那時他一定與畫家產生了思想上的、精神上的某種共鳴。如果讀者能夠通過文字，感受到寫作者獨一無二的內心深處的興奮、悸動與激情，那一定是機器的“排列組合”難以達到的人的境界。

對于正在成長中的文學藝術創作者來說，不應該沉溺于對“人工智能會不會搶了自己的飯碗”的焦慮和恐慌中，而應該充分認識到如何利用好人工智能這個工具，為自己開辟一條新的賽道。青年文藝工作者不要想著怎么和人工智能競爭，而要想著怎么用好這根“電子拐杖”。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首先，要積極主動地充分學習人工智能的相關知識，了解它的優點和長處，也把握它的缺點和短板，揚長避短，才能守正創新。其次，可以嘗試與人工智能業界專家合作，在“人機共創”等方面不斷探索、總結經驗，才能創造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未來，我們的文學藝術或許將是另外一種全新的形態，這不是“人工智能+文化”的產物，而是“文化+人工智能”帶來的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