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科幻文學進一步發展并深度參與全球對話的關鍵，在于構建起根植于自身現實土壤、具備文化自覺的本土范式，劉慈欣小說在此方面提供了三重啟示。其一，將本土現實與科學想象進行有機的融合，形成兼具現實質感與宏偉想象力的科幻美學；其二，彰顯技術進步所內蘊的正向倫理意涵與審美價值，呈現對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技術倫理思考；其三，創造性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資源，將傳統文化中的宇宙觀、集體主義精神與文化符號進行科幻轉化，為人類未來可能面對的共同挑戰貢獻中國智慧。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建設文化強國的時代背景下，劉慈欣小說的本土化實踐也為中國科幻文學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等方面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路徑。

關鍵詞 中國科幻范式；劉慈欣；本土現實經驗；中國式技術倫理；傳統文化轉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科文之爭”落下帷幕，中國科幻文學加快了探索“文學性”的步伐，原有的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科普型科幻創作范式在觀念轉型與外來思潮沖擊等多重壓力下逐漸消隱。進入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中國社會整體向市場經濟轉軌與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中國科幻文學迎來新一輪的創作活躍期。新一代作家基本上告別了科普型科幻創作范式，在科幻理念上尋求“與國際接軌”，從整體上推動了中國科幻文學從“科普型科幻”向“文學型科幻”的轉型。這場轉型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如劉慈欣所言，中國科幻文學正“失去自己曾經有過的鮮明特色，越來越趨同于世界科幻”。誠然，西方科幻文學構成了中國當代科幻文學演進的重要資源，但中國科幻文學若要進一步地發展，其內在邏輯必然要求超越對外部資源的依賴，轉向構建一套既扎根于中國語境、又具備世界意義的本土話語體系與敘事美學。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中國科幻文學本土范式的建構是一場動態的、持續發展的、在對話中確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實踐，這一過程既承載著中國獨特的歷史記憶、現實關切和文化傳統，也需要回應人類當前共同面對的科技倫理、宇宙命運等終極性問題。

自20世紀90年代末正式發表科幻作品以來，劉慈欣以其創作實踐適時而有力地回應了中國科幻文學對文化自覺與美學自主的呼喚。他一方面積極地汲取西方科幻文學傳統的思想資源和敘事技巧，另一方面又扎根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與文化土壤，形成了具有鮮明本土特色的科幻文學敘事模式。從世界科幻文學的發展脈絡來看，劉慈欣小說的獨特性和科幻史意義正在于其對中國科幻文學本土化敘事的探索與實踐。這種本土化追求不僅表現為將當代中國現實經驗有機融入科幻故事，還在于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現代化進程的實踐和理想深刻地注入作品之中。具體而論，劉慈欣小說在將中國本土現實與科學想象有機融合、呈現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美學與倫理以及創造性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三個方面，為中國科幻文學開辟了一條兼具文化自覺與世界視野的創作道路，為建構中國科幻文學本土范式提供了參照案例。

一 中國科幻文學的現實根基與本土敘事

在科幻文學創作中，現實經驗不僅是想象的土壤，更是構建敘事可信度與情感共鳴的重要支點。科幻文學創作的常見模式是基于假設進行推演，而要讓這種推演成立并被讀者接受，其前提和過程都須具備內在的邏輯性和可信度。現實經驗正是構建這種可信度的重要基石。以現實經驗為基礎展開想象，不僅能夠降低讀者進入虛構世界的門檻，還能通過“熟悉”與“陌生”的并置，創造出一種具有間離效果的認知反差美學。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波瀾壯闊的現代化實踐，本身便蘊含了豐富而鮮活的“中國特色”。如若科幻文學創作者能夠將目光轉向當代中國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的現代化進程，從中國的現實出發講述中國的故事，深入探討當代中國人在特定科技與社會情境下的行為抉擇、情感結構與命運走向，無疑可以賦予作品鮮明的本土特色。問題在于，作為一種幻想文學，科幻文學應如何將其敘事根基植入中國當代的社會土壤、與現實建立深層的互文關系？中國科幻界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探索其實由來已久。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鄭文光、童恩正等科幻作家便已嘗試將科幻敘事與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相結合。劉興詩直接提出，科學幻想小說要“打開聯系現實的道路”；80年代后期，在科幻文學這個“灰姑娘”逐漸隱退之時，譚楷指出科幻小說創作“也有個熟悉生活和從生活出發的問題”，“寫中國的人和事”；至90年代，以王晉康、韓松、何夕等為代表的作家群體，更有意識地將科幻的觸角伸向當代中國的科技倫理、社會變遷與個體處境。他們的思考和實踐共同勾勒出了一條具有現實主義品格的科幻文學發展脈絡。劉慈欣的創作，正是在承傳這一群體努力的基礎上，以其敏銳的創作自覺和美學探索給出了科學幻想與本土現實結合的一種新的可能性。

與鄭文光、劉興詩等人努力為科幻文學“正名”的訴求不同，對劉慈欣來說，在科幻小說中加入“現實”，并不是要像“折光鏡”那樣去“反映現實生活”，或是把科幻當作一種批判或隱喻現實的工具，而是將其作為想象力起飛的“平臺”，旨在增強小說的“可讀性”，以此吸引更多的讀者。劉慈欣意識到，科幻文學這一文類長期處于邊緣狀態，“科學性（硬科幻）和文學性（軟科幻）都難以改變中國科幻的現狀，難以擴大它的規模”。在市場化的語境中，科幻界首先要做的是盡可能地爭取到圈子之外的更多讀者。劉慈欣的早期創作有明顯的“科幻迷”傾向，“除了科幻構思外再沒有其他東西”，他很快便發現這種不顧讀者閱讀趣味的寫作難以為繼。為了在自己的科幻理念和讀者喜好之間取得平衡，他從對純科幻意象的描寫轉而描述人與大自然的關系，在小說中增加了更多的“現實”。和此前的《宇宙坍縮》《微觀盡頭》等“純科幻”相比，這一批小說中的科學想象雖然仍然空靈縹緲，但并沒有懸浮于大地之上，而是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經驗有機結合在了一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地火》《中國太陽》《贍養上帝》以及《三體》等小說。科幻小說的敘事通常是從“小世界”到“大世界”，其中又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像英雄那樣飛過去”，一種是“像凡人那樣撞進去”。劉慈欣的小說選擇的是后一種通往“大世界”的途徑，即從普通人的生活切入、從大眾讀者更為熟悉的現實世界出發。具體而言，劉慈欣在以下三個方面為中國科幻文學如何展開本土敘事、增強現實感與可讀性提供了參考路徑。

其一，情感結構與行為邏輯的本土化書寫。盡管劉慈欣多次強調科幻文學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應從屬于科幻的核心構思，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筆下的人物只是單薄的符號。相反，他善于通過貼合科幻設定的、功能性強且極具典型性的刻畫，使人物承載起特定的文化邏輯與時代精神。《中國太陽》中的水娃是當代中國城鄉流動背景下無數平凡個體的一個縮影。他渴望“掙點錢”“到更大的城市去”的夢想，“成功”后對鄉土家園無法割舍的眷戀與責任，折射出普通勞動者的生存現實和精神境況。《贍養上帝》中秋生一家將自稱“上帝”的外星老者視為需要“贍養”的負擔而不是崇拜的對象，這樣的行為邏輯中混雜著現實的經濟考量、樸素的家庭責任觀以及微妙的文化心理，生動地呈現了在科幻設定下中國式鄉村家庭倫理的延續。《三體》中的警察史強，運用心理戰術制裁核彈女孩，提出“古箏行動”方案，用“蝗蟲論”消解汪淼和丁儀的失敗主義情緒，這些行動都顯露出他過人的實踐智慧。在史強這一人物身上，其粗糲言行背后市井式的機敏、務實作風以及“邪乎到家必有鬼”的辦案哲學，都體現出中國民間特有的生存智慧。這些人物都是從中國社會文化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承載著鮮活且富有生命力的中國經驗，也為宏大的科幻故事注入了觸手可及的溫度與人性質地。

其二，物質感官細節描寫與地域文化氛圍的營造。細節是構建敘事真實感的核心要素，在科幻文學這一高度虛構的文類中尤為關鍵。劉慈欣善于捕捉本土生活中的物質和感官細節，并將其巧妙地織入科幻設定之中。《中國太陽》開頭，水娃母親準備“小小的包裹”、父親“悶悶地抽著旱煙鍋”等細節，精準地表現了在現代化浪潮沖擊下中國鄉土社會里一種典型的沉默的情感模式。《贍養上帝》將外星文明降臨的科幻奇觀直接放置在當代中國鄉村的日常場景之中，小說細致地描繪了外星“老者”來到一個普通農家后瑣碎、喧鬧的日常生活，濃郁的中國鄉土氣息撲面而來。小說通過外來者在農家引發的瑣碎日常與摩擦，恰切地捕捉到了中國鄉村的生活風貌與農民心理，使一個關于高等文明衰落的宇宙寓言落地為一場發生在中國田間地頭的、充滿煙火氣的世態喜劇。《三體》中對葉文潔在齊家屯生活的細膩描繪，以其強烈的現實質感成為整部小說不可或缺的情感緩沖帶。粗糲的食物、溫暖的火炕、農婦手上的針線活、男人們的生計盤算與粗獷行為，共同勾勒出一幅洋溢著生活氣息的東北鄉村生活畫卷。密集、具體、富有質感的細節描寫充分地調動了讀者的視覺、觸覺、味覺、嗅覺、聽覺，將齊家屯生活的實在感、煙火氣、樸素的互助倫理刻畫得精細入微。這些帶著泥土氣息與現實質感的細節，構成了劉慈欣科幻世界厚實的地基，有效地彌合了科幻“未來感”與讀者“現實感”之間的鴻溝，也賦予了其小說清晰可辨的中國底色與時代印記。

其三，技術想象與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議題的對話。劉慈欣的科幻創作與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個體的經驗構成了緊密的呼應關系。小說中眾多的技術構想都源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尤其是工業化建設過程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劉慈欣將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挑戰作為技術設想的背景，并通過這些技術設想來回應和探討現代化進程中的諸多實踐難題。比如，《中國太陽》與《圓圓的肥皂泡》均以西北地區的干旱缺水問題為背景展開敘事，兩部小說分別提出了通過軌道反射鏡調節氣候、利用巨型肥皂泡進行空中調水的技術構想。這些技術設想看似輕盈空靈，實際上立足的是西部大開發與大型工程的議題。小說中宏大的愿景、工程實施中所遭遇的復雜的現實阻力，以及最終實現的有限但充滿希望的成果，都切實地映射出中國在改變區域發展不平衡、實施如“南水北調”等大型國土改造工程時所面臨的挑戰以及特有的實踐智慧。

通過描繪本土的情感結構與行為邏輯、鋪陳具象化的物質感官細節與營造地域文化氛圍，以及通過技術設想回應中國的現代化實踐經驗，劉慈欣在科幻文學這一常被視為“逃避現實”的文類中實現了堅實的在地化敘事。他的現實書寫是鄭文光、金濤、王晉康、韓松等幾代中國科幻作家對現實關懷的回響，也是在“可讀性”與“現實感”等科幻創作的核心議題上與同代作家之間所作的積極對話。在劉慈欣的科幻敘事中，“現實”的加入使其小說中的飄逸想象像風箏一樣被拴在大地上，呈現出兼具厚重與空靈的審美特征。劉慈欣將這一批小說的特色總結為充滿塵世喧囂的“現實世界”與“空靈的科幻世界”的反差和碰撞，“這兩個世界的接觸和碰撞，它們強烈的反差，構成了故事的主體”。科幻世界與充滿塵世煙火的現實世界相互映照、彼此激發，“渺小的人與宏大的宇宙”在反差中生成審美張力，在碰撞中拓展了敘事空間。劉慈欣的創作實踐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國科幻文學與現實經驗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充分表明科幻文學中的“幻想”和“現實”能夠在有機融合中催生出新的美學可能性。

20世紀90年代初期陳思和先生曾指出，科幻文學面臨的問題在于“創意和可讀性的結合未能圓通自如”，若能在可讀性上做到更符合中國讀者欣賞習慣，使“創意”與“可讀性”融合為“兩者有機的統一體”，那么“中國科幻小說的前景將會更加輝煌”。盡管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劉慈欣曾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其創作實踐卻在客觀上回應了這一期待。他的小說在照顧中國讀者閱讀習慣的基礎上做到了“可讀性”和“創意”的有機結合，這也是劉慈欣在中國語境中對科幻文學這一文類所作出的本土化改造。如果說，科幻文學的“可讀性”一定程度上來源于讀者所熟悉的“現實”，來自“現實”與“想象”之間的強烈反差；那么，豐富多元的中國經驗無疑為當代科幻文學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當代中國可以說正處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宏大、發展速度最迅猛的現代化進程之中。傳統與現代的激烈碰撞、城鄉結構的巨變、科技深度介入日常生活，以及對發展與生態、公平與效率等問題的復雜感受等，“被壓縮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從最古老的到最現代的，從最具體的到最抽象的，彼此相容相生。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明形態，包含著無限的豐富性和可能性”。如果中國科幻文學的創作者能夠扎根于中國大地，將當代中國豐富的現實經驗與科學幻想進行有機的融合，那么必將孕育出更多具有豐富的敘事張力且獨具中國特色的優秀作品。

二 中國式技術倫理的美學表達

作為描寫“人類對科技水平變化的回應”的文學分支，科幻小說采取何種態度和立場來面對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直接決定了故事的核心沖突和情感基調，也折射出其背后不同的價值取向。劉慈欣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科幻文學對中國科幻文學創作最深遠的影響就在于改變了人們對科學的態度，從90年代中期開始，“二十世紀中國科幻中的科學樂觀主義幾乎消失了，世界現代科幻中對科學發展的懷疑和憂慮在國內科幻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與多數當代科幻文學創作者對科技所持的猶疑態度不同，劉慈欣在其小說中更側重于表現科技發展帶來積極影響的一面。劉慈欣的技術觀里含有濃厚的現實主義與宇宙主義色彩，在劉慈欣看來，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文明在殘酷的宇宙環境中生存下去的決定性力量。對技術之美的表現，是劉慈欣小說不同于同時代創作者的一大特征。他很早就精準地把握到了科幻文學最核心的審美特質：“科學之美和技術之美，構成了科幻小說的美學基礎。離開了這個基礎，科幻小說很難展現出自己獨特的美。”具體而論，其作品對技術美感的彰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通過宏偉的人造工程張揚重工業美學。劉慈欣筆下的技術造物總是帶著巨型機械的轟鳴，其小說中充滿了對巨大能量釋放、高速運動、超人力量的描繪，傳遞出一種原始的、令人驚嘆的力量美感。《地火》中直接在地下將煤炭轉化為可燃氣體的技術，《圓圓的肥皂泡》中將海洋濕潤空氣帶入干旱內陸的巨型肥皂泡，《流浪地球》中推動整個地球離開太陽系的行星發動機，以及《中國太陽》中用于調節氣候的巨型軌道調節器，這些奇跡似的人類工程被賦予了一種崇高美感。有論者指出，劉慈欣作品最直觀的吸引力來自它所呈現的“基礎設施美學”，稱其“對大基建的迷戀所生發出來的崇高與浪漫主義，回應了我們這個經歷了且還在經歷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年代的中國人基本的時代感”。劉慈欣曾在文章中描述過宏大工程給他帶來的審美體驗：“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自己第一次看到轟鳴的大型火力發電機組，看到高速殲擊機在頭頂呼嘯而過時，那種心靈的震顫。這震顫只能來自對一種巨大的強有力的美感的深切感受。”其在小說中對宏大工程的持續書寫，實際上也就是在傳遞這種“巨大的強有力的美”帶來的心靈震顫體驗。

二是借高度發達的科技呈現一種宇宙奇觀美學。在“大藝術三部曲”《夢之海》《詩云》《歡樂頌》中，技術突破了人類已知的物理規則，呈現出宛若魔法般的改變世界的力量。在這些小說中，技術成為一支擺脫了實用主義束縛的畫筆，在宇宙的廣闊畫布上恣意地揮灑。《夢之海》中的低溫藝術家為了進行藝術創作，將地球海洋凝結成冰塊，在近地軌道創作出壯麗的冰雕環帶；《歡樂頌》中音樂家“鏡子”利用恒星爆炸作為節拍器、以太陽為樂器，通過電磁波傳播音樂，舉辦“太陽音樂會”；《詩云》里的神級文明用恒星量級的物質制造超級計算機，創造和儲存所有的詩詞。這些“藝術家”與其說是在創作，不如說是在彰顯技術本身所蘊含的、近乎無限的創造性潛能。從改變物質形態到超越物理限制，技術在這些小說中被詮釋為突破生存需求界限的自由實現。這三部作品共同呈現出一種剝離了文明焦慮與恐懼的技術美學，給出了另一種對于技術的理解，亦即發展到極致的技術通往的也許不是人類的反烏托邦式的黯淡前景，而是更廣闊的自由世界。

技術美感的背后是對技術力量的熱愛和信任，“當它（技術）融入人性和理想時，就成了推動人類前進的溫暖之力”。在劉慈欣小說中，技術不僅是美學對象，也是應對人類危機的現實手段。小說中人類常常面臨生死存亡的極端挑戰，無論是地球上的環境災難，還是宇宙尺度的生存威脅，最終解決方案都指向技術進步及其應用。《夢之海》中低溫藝術家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小說后半部分探討的便是如何利用人類技術將冰塊從地球軌道移回地面；在《三體》三部曲中，“面壁計劃”和太空增援計劃，都是試圖通過各種技術手段來化解人類危機。有論者指出，劉慈欣的小說在科學技術觀上體現出一種“工程實踐主義”的文化品性，這種特質“本質上植根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科學文化”。這一觀點標示出了劉慈欣的重要思想資源，劉慈欣曾回憶過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的科學氛圍，“科學和技術一時成了打開未來之門的惟一鑰匙，人們像小學生那樣真誠地接近科學，接近技術”。劉慈欣顯然深受這種科學氛圍的感染。除此之外，對技術的認同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劉慈欣的人生經驗有關。作為火力發電廠的計算機工程師，劉慈欣長期在電力系統中工作、生活，這種經歷也使得他對工業文明有深刻的認識和強烈的認同。

從更深一層來看，劉慈欣小說所呈現的技術美學及其技術倫理根源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傳統的實用理性精神以及當代國家的戰略視野三者交融的土壤。首先，這種技術觀源于一種生存緊迫感，是從救國到強國的民族集體記憶在科幻文學中的投射。與西方科幻文學在相對充裕、穩定的現代社會中反思技術異化不同，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命題是如何利用科技擺脫“落后就要挨打”的命運。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技術在中國的主流語境中始終與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宏大目標緊密相連。小說中劉慈欣對于巨型工程的癡迷與禮贊，便是這種深嵌于民族心理中的強國夢與大基建現實成就的回響。其次，它體現為一種經世致用的實踐智慧，是中華文化實用理性傳統的當代顯影。劉慈欣筆下的“工程師精神”，即面對危機不沉溺于哲學空談、而是相信可以通過技術方案一步步地解決問題，正是這種實用理性的生動體現。無論是《地火》中改造煤礦的嘗試，還是《中國太陽》里調節氣候的壯舉，這種聚焦于解決問題而不是解構意義的敘事取向，都體現出一種富于建設性的現實主義品格。再者，它內含著一種人民本位的價值導向。從《流浪地球》中全球協作的聯合政府，到《三體》中面壁計劃所承載的全人類命運，技術實踐的倫理落點始終是集體的、普惠的。這樣的技術倫理是從中國的歷史境遇和現實需求中生長出來的，它提供了一套融合了歷史經驗、實踐理性和集體倫理的敘事邏輯與價值框架。

在頌揚技術的美感和力量之外，劉慈欣在小說中也以冷峻的筆觸揭示了技術與文明共同發展的內在悖論。其在《贍養上帝》中講述“上帝文明”的衰老寓言，揭示技術依賴導致的文明退化悖論以及技術進步如何消解主體的生存能力；在《贍養人類》中以終產者統治一切的極端設想，剖析技術壟斷與資本權力的共謀機制；在《黃金原野》中則通過構想虛擬現實技術與數字化生存的圖景，批判技術擬像對探索精神的消解。這些作品共同構建了技術省思的思辨空間，劉慈欣在其中既肯定了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物質性解放潛能，也洞察到其內蘊的異化風險，即人類在技術進步的同時很可能也在文明演進過程中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這種技術觀的核心在于將技術的進步視為人類文明存續與發展的基石，反對技術的“自主化”和“目的化”，始終強調技術必須服務于以集體生存和整體福祉為核心的倫理。在劉慈欣小說中，技術發展的終極目標是增進全人類的福祉，尤其是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服務于資本增值或少數精英的霸權。與此同時，它還追求科技與文明的深度融合，以及技術進步與傳統文化、倫理道德的兼容與調和。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這種技術立場還意味著一種在國家主導下、以服務國家戰略和集體福祉為首要目標，強調技術的工具性和實用性，并試圖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相融合的技術發展理念和倫理框架。

中國科幻文學作家主動表達對技術進步的審慎樂觀和人文關懷，是對20世紀下半葉以來歐美科幻文學中較為流行的技術悲觀主義敘事的有力挑戰和反撥。回望中國科幻小說百年發展史，不難發現“技術樂觀主義以及由此而生的技術崇高詩學”始終是其主調。當下中國正處于科技自主創新、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關鍵階段，在科幻小說中描繪技術進步可能帶來的美好圖景也可以為公眾理解和支持科技發展提供情感認同和愿景支撐。有論者指出，“在工業化社會發展的當代中國，工業精神和工程思維仍然是一種根本性精神需求，而劉慈欣作品正以文學的方式提供了這方面的精神食糧”。劉慈欣小說所展現出的技術美學和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倫理取向，可視為中國科幻文學回應上述雙重使命的一種重要策略。

三 傳統文化思想資源的科幻轉化

在將本土現實經驗融入科幻敘事和確立中國式的技術倫理立場后，構建中國科幻文學本土范式的路徑最終指向了對深層思想根基的追尋，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進行科幻維度的激活與再造。科幻文學以未來為故事導向，這并不意味著它與過去割裂，恰恰相反，它的敘事內核與歷史文化傳統之間有著深刻的辯證對話關系。科幻文本中的未來構想，往往潛藏著對歷史的重訪和對傳統命題的再闡釋，其“未來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源自對傳統文化思想的創造性轉化與對話性超越。構建彰顯中國氣派、展現中國式思維與價值觀念的科幻文學范式，尤其需要自覺深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之中，汲取其中蘊含的哲學思考與精神資源。西方科幻文學的想象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啟蒙理性、基督教教義等思想根基上，這些都與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念和倫理價值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深入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哲學觀念、宇宙意識與倫理資源，能為中國科幻文學作品注入深層的“中國性”。這種“中國性”不僅超越地理或國別意義上的標識，更體現為一種獨特的認知框架與世界觀層面的表達方式。面對豐厚的傳統文化資源寶庫，如何才能做到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是當下科幻文學創作者面對的核心課題。

劉慈欣小說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其中一個原因便在于其作品在科幻的宏大敘事中創造性地轉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為劉慈欣的小說提供了不同于歐美科幻文學的視角，如劉慈欣所論，“科幻原本是一個來自于西方的外來文化的文學題材，但是在中國的科幻發展中，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的背景，比如對集體主義、家國情懷的重視，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天人合一’的理念，也為科幻賦予了不同于西方的這種敘事視角”。此前無論是劉慈欣的自我表述還是研究者對其作品的討論，關注的主要是西方科幻文學傳統對其創作的影響，較少注意到其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在作品中劉慈欣對傳統文化思想作出了大量轉化和創新性表達，他將其內核置于科幻的極端語境之中，促使傳統在科學與未來的層面生發出新的闡釋空間與思想活力。具體而言，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呈示了以下三重富有創造性的對話與轉化策略。

其一，家國情懷與集體主義精神的未來展演。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情懷與集體主義精神內生于農耕文明的生產方式與儒家倫理的價值體系，主要表現為以家國同構為特征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錢穆先生指出，中西文化之一大差異在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中國為“大群主義”：“中國大群人生于‘個人’之上則必有‘家’，有‘國’，而乃至于‘天下’。盈天之下同此‘群’。”近現代以來，面對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家國情懷、集體主義精神與馬克思主義相互融合、煥發新生，構筑了中國革命與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基石。劉慈欣在對宇宙尺度的存亡絕境的書寫中，對家國情懷與集體主義傳統進行了創造性表達，將其轉化為人類應對危機的倫理資源，并賦予了其嶄新的哲學深度與倫理張力。

這種表達首先體現在對犧牲者群像的刻畫上。在《流浪地球》中，面對民眾的質疑和暴動，五千余名“地球派”成員為保護行星發動機中樞而選擇主動解除武裝并投降，最終在冰原上集體殉難。此外在《光榮與夢想》《全頻帶阻塞干擾》《混沌蝴蝶》《天使時代》等小說中，也屢屢可見為了國家存亡甘愿犧牲自我的人物形象。劉慈欣筆下的人物一再將群體利益置于個體利益之上，這種敘事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歐美科幻文學中常見的個人英雄主義神話，也有力地揭示了個體與集體相互依存、互為表里的辯證關系。其次是人類面臨重大危機時所呈現的應對邏輯與機制。在劉慈欣的小說中，集體主義從民族特質發展為人類在存亡關頭所共同采納的解決方案。《流浪地球》中的聯合政府、《三體》中的行星防御理事會等全球性組織，在危機時刻展現出高度統一的指揮力與強大的動員能力，其中包含著中華文化中對“大一統”權威在組織大規模行動中有效性的歷史體認。此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民族智慧也被劉慈欣采納并延伸到星際語境之中。《流浪地球》中建造萬座行星發動機，需要全球資源統一調配與數代人犧牲，是人類集體力量的典型象征；《三體》中的面壁計劃、太空艦隊建設等，同樣是傾全球之力的宏大工程。對超大規模集體協作進行濃墨重彩的描繪，正是中華文化對集體力量信念的科幻回聲。可以說，劉慈欣小說中的集體主義既是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傳統責任倫理的升華，也是在宇宙級危機前由中華文明所貢獻的關于存續難題的回答。

其二，“天人合一”宇宙觀的當代轉化。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宇宙認知體系，這一體系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倫理觀念和審美取向有著深遠的影響。傳統宇宙觀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將人類視為宇宙有機組成部分；強調“道法自然”、宇宙和諧、敬畏自然的價值觀，主張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動態平衡。劉慈欣小說將古老的宇宙智慧置于物理學和天文學等現代科學語境中，在科學理性的框架下與之形成了一種充滿張力的對話關系。這種處理方式，促使傳統思想資源在現代宇宙圖景中被重新審視與激活，并在此過程中孕育出一種蘊含傳統底蘊、又極具現代性的宇宙意識。

首先，在生存層面上完成從與自然和諧到與宇宙共存的轉換。傳統的“天人合一”著眼于人與地球自然環境的和諧，劉慈欣則將“天”的范疇擴展至遵循冷酷物理法則的整個宇宙。面對這個危機四伏的新“天”，“合一”變成了一種動態的、基于科學認知的主動適應與共存。如《微紀元》《三體》中人類在宇宙法則下的種種努力，都是學習與殘酷宇宙現實建立新平衡所作的嘗試。這里的“和諧”不再是田園詩般的靜態和諧，而是必須通過極高智慧和巨大犧牲去爭取的生存目標。其次，在倫理層面實現了從道德感應到敬畏自然法則的更新。傳統思想中的“天人感應”強調人的德行會影響自然，劉慈欣以現代科學精神對此進行祛魅，將倫理核心轉化為對客觀宇宙法則的敬畏。這些法則冰冷、不可違逆。在浩瀚神秘的宇宙中，人類必須保持足夠的謙卑。《三體》中寫道：“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劉慈欣剝離了“天”的人格化與道德化外衣，與之“合一”的，不再是單純的道德修養，而是文明生存所必需的科學認知能力和戰略智慧。最后，在實踐層面推動了從個體修為到文明整體行為的轉向。傳統的“天人合一”多側重于士大夫個體的心性修養，而劉慈欣將實踐主體從個人轉向了整個人類文明。如《流浪地球》計劃需要全球數代人協作，這是一項通過全球性的合作乃至犧牲與極強的工程技術來實現的宏大工程，是為了延續而與命運抗爭的更高形式的“合一”。

其三，傳統文化符號的科幻再造。通過科幻文學典型的認知性與疏離化手法，劉慈欣對傳統文化符號進行了重構，使其從固有的歷史語境與“能指—所指”關系中解脫出來，成為探討現代性、技術倫理與文明存續等人類共同議題的哲學裝置。這一轉化過程的核心在于一種“抽象—模型—實驗”的方法論實踐，劉慈欣將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特質提煉出來，放入宇宙尺度的科幻情境中，觀察其演變與可能性，從而使其從靜態的歷史陳述轉變為了構建未來想象、進行哲學思辨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重鑄過程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得以實現。

一是對歷史人物符號的重寫。《詩云》中的“李白”被投射到一個擁有神級科技力量的克隆體上，試圖通過窮盡所有漢字組合來創造并終結詩歌。在這里，“李白”從一個文化符號升格為一個具有超凡科技力量的技術之神。他既肆意破壞文明，又渴望留存詩藝，這樣的矛盾行為揭示了技術理性與藝術創造之間的根本性沖突。他的“失敗”似乎在莊嚴地宣告：藝術的靈魂在于智慧生命個體在有限中創造無限的靈光與選擇，而不是由數據庫所支撐的無限窮舉。通過這種重鑄，劉慈欣讓中國文化符號介入了對技術異化、藝術在機械復制時代的危機等現代性命題的討論，成為觀照文學現代性與人類精神出路的一個契機。二是從歷史角色到文明模型的升華。《三體》系列中，劉慈欣將文化符號的內涵從對個體人物的哲學思考拓展為對文明發展模式的模擬與檢驗。在“三體”游戲中，周文王、墨子、孔子、秦始皇等歷史人物被抽象為不同文明應對極端環境的策略模型，周文王象征著基于經驗觀察的神秘主義與占卜預測，墨子代表了古典的、機械決定論的理性精神，秦始皇與“人列計算機”的設定則展現出了高度協同與嚴密組織所能激發的巨大力量。這種對歷史人物的模型化處理，使傳統文化原型超越了原有的歷史背景，成為一種可供參考的應對危機的思想資源。人類各種潛在的反應，都能在這些歷史原型中找到其思想根源與發展脈絡。這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倫理維度，也為思考人類共同面臨的終極問題提供了深厚而獨特的中國智慧。

通過將“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精神熔鑄為文明延續的不竭動力，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轉換為對自然法則的深沉敬畏以及賦予傳統文化符號以嶄新的科幻形態，劉慈欣的小說為中國科幻文學注入了內在的靈魂。這也表明，中國科幻作家完全可以在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同時，積極介入對人類未來的想象與建設，以東方智慧回應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這種轉化路徑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亦即文化傳承的關鍵不在于形式上的復刻，而在于精神內核與時代語境的創造性對接。這正是傳統的當代意義所在，誠如論者在論及新時代長篇小說中的傳統文化書寫時所言，“新時代長篇小說的傳統文化書寫，其意義不僅在于傳承傳統，賡續文脈，轉化新知，創造體系，更在于通過‘發現’傳統，再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劉慈欣的科幻創作可以說是這樣一種“發現”與“再造”的生動例證。

科幻文學是一門通過創造性想象來構建虛擬情境、探討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可能產生何種影響的文類，它邀請讀者運用理性去推演人類未來的可能性，去思考那些關乎人類命運與文明走向的根本命題。在此意義上，構建中國科幻文學的主體性與本土范式，既是對中國當代文學“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這一使命的重要回應，更是在全球視野中打破歐美科幻話語壟斷、爭奪對人類未來的想象與定義權的關鍵舉措。有論者指出，“當前的中國科幻文學，面臨著反思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和反思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所伴生的美學范式的雙重歷史挑戰”，在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國科幻文學作家積極投身于全球文化生產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使命。通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敘事的構建與跨文化溝通的推進，中國科幻文學作家能夠以其獨特的文化邏輯、歷史積淀與未來想象融入全球科幻話語體系，并參與到更廣闊的人類精神對話之中。換言之，中國科幻文學本土范式是中華文明對“人類向何處去”這一終極命題的一種差異化回答，它提供的不僅是中國故事，更是中國科技的未來方案、宇宙想象和理解技術與人性的智慧，這些將是中國科幻文學對世界文學和人類思想真正的貢獻。

劉慈欣以其小說較為成功地將中國的歷史、現實與未來融合于一個統一的敘事框架之中，展示出中國現代化經驗與傳統文化資源在科幻文學本土化敘事中的轉化潛力。與此同時，其創作實踐也觸及了中國科幻文學發展所面臨的一些深層問題。如有論者在分析《三體》時指出，科幻敘事如何避免“歷史斷裂”，將未來想象建立在更為堅實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仍是一個有待探索的課題。當下中國科幻文學正面臨有利態勢，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為中國科幻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強有力的結構性支撐與文化內驅力。中國科幻文學本土范式的當代建構仍處于動態發展過程中，其成型和完善仍需更多的創作實績來支撐。建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契合的價值坐標系，構建既具備文化主體性又面向人類共同未來的新型敘事體系，形成足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負責任的大國地位相匹配的氣魄和品格，中國科幻文學任重道遠，仍有待新一代創作者持續地探索與實踐。而在當下正如火如荼展開的“新大眾文藝”實踐中，中國科幻文學以其對科技、未來和人類命運的關注，滿足了新時代大眾對未來想象與思考的需求，成為其中極具活力、創新性和時代感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新大眾文藝”版圖中不可或缺且極具探索性的力量，中國本土科幻文學創作者正在塑造面向未來的中國文藝景觀，也將進一步推動“新大眾文藝”的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