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碧空下的玉龍山，分外耀眼。我走在路上，看看近處的古城，望望遠處的雪山，神清氣爽，覺得生活在這樣的小城是幸運的。別人坐著高鐵、飛機、汽車，千里迢迢趕來看的風景，我一睜眼就能看到，一邁開腿就能到達。

我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不說別的，單看我高考填報志愿就知道了。那時，我們都在不知道分數的情況下填報志愿。這是件很難的事：報高了怕落榜；報低了，怕留下遺憾。思來想去，為了穩妥起見，我當時填報了一所中專的糧食學校。我想，讀個糧食學校，最后分到糧管所工作，天天可以吃米飯。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能天天吃上米飯，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最終，我如愿以償地被楚雄糧食學校錄取了。可是，當我知道自己的分數是全校文科第四名，分數比我低的同學，被北京等地的大學錄取時，心里還是充滿了自責和遺憾。心雖不甘，但有什么補救的辦法呢？一切都來不及了!我自己安慰自己，說這是省屬中專學校呢，今后可以天天吃米飯了呢，總比那些落榜的要強呢，少讀幾年書可以減輕家里的負擔呢。

我就這樣撫慰著自己，到了楚雄糧食學校。校園不大，但有一點讓我很滿意,那就是一出校門，往右一拐，就有個新華書店。這是個好去處。喜歡閱讀的我，開始頻繁去書店看書，偶爾也買些書。慢慢地，我覺得還有比米飯更重要的事。這個念頭一經產生，便把我的文學夢催生了出來。我開始創作并向省內外刊物投稿，《邊疆文學》是其中之一。在失敗了很多次后，我開始在一些州市報刊，諸如《原野》《玉龍山》《昆明報》等發表作品。在那所學校，這是破天荒的事情。我開始小有名氣,引得我們學校的校花還多看了我幾眼。我曾用稿費請幾個同學吃米線、喝啤酒，還請同宿舍里的同學與校花宿舍的同學看過一場電影（不敢單獨請她）。這成了我在那所學校最美好的記憶。我曾想，如果當年在《邊疆文學》發表了作品的話，說不定我會有勇氣給校花表白一下的。因在楚雄糧食學校學習時，沒能在《邊疆文學》發表作品，曾讓我一度懷疑自己是否有寫作的天賦。

畢業后，我沒有去糧管所工作，而是被分配去了另外一個經濟部門。我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依然做著自己的文學夢。無數個夜晚，我把激動了自己無數次的詩，認真地抄寫在稿紙上，在信封上寫上郵政編碼、地址，貼上8分錢的郵票后，寄給一家家刊物。那些帶著我夢想的稿件，像一只只小鳥鳴叫著飛向四方。可是，很多都沒有消息，偶爾飛回來的，也大都捎著印刷的退稿信。1989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大西南文學》（《邊疆文學》曾用刊名）編輯部的信。急忙打開一看，是張永權老師寫來的信。信不長，就那么簡單的一句——魯若迪基同志：你的詩歌《我以樹的名義》已留下備用。下面簽著張永權老師的大名。我喜出望外，我終于要敲開這個云南最高級別刊物的大門了！我高興得差點狂叫起來，但“備用”兩個字，一下子又把我的聲音堵住了。那個“備用”，就像備胎一樣，準備著用，也有可能不用。所以，對這個充滿變數的訊息，我不敢聲張。那時候的寧蒗縣城，一群做著文學夢的人，經常聚在一起交流創作。1989年的《大西南文學》第9期，發表了普米族作家湯格·薩甲博的中篇小說《黑熊洞奇案》，同期還發表了和建華的詩歌《摩梭少女與瀘沽湖》《星光下，背水的摩梭少女》，這件事可謂轟動整個小縣城。那期刊物的詩歌頭條，是著名哈尼族青年詩人哥布的《紅河·我》。和建華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排在了哥布之后。我們聚會時，他翻著封面是一個美女的那期雜志說，你們看，這是哥布的作品，這是我的作品。好像排在哥布后面，他也會很快成名似的。他還不住地看封面上那個妖艷的女郎，好像成名后，那女郎就是他的似的。我不好說自己的作品已留下備用，我只是對湯格·薩甲博中篇小說，繼普米族作家何順明中篇小說《歌手坎列》之后，在《大西南文學》發表，表示了祝賀；對和建華詩歌排在哥布后面發表，表示了祝賀。我羨慕著他們的同時，暗暗在心里祈禱那個“備”字被取消，自己的作品早日在省級刊物發表。

我在忐忑中等待著。幾個月之后，我終于收到了《大西南文學》的一個大信封，打開一看，是1990年第1期《大西南文學》。封面是綠色的草原，有一群羊，還有個牧人。翻開目錄，我從中尋找自己的名字。我看到詩歌欄目，分為“八面來風”“詩海采珠”“散文詩頁”。“八面來風”欄目發表了汪承棟（西藏）、葉延濱（成都）、圣野（上海）等名家的作品；“詩海采珠”欄目發表了李福春、何曉坤等人的作品，我終于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尋著頁碼，我看到了那首詩。這是我第一次在省級刊物發表詩歌。我拿著刊物找小縣城里的一個個文友，給他們看我發表的作品，讓他們分享我的快樂。在他們的一片片贊美聲中，還沒有收到稿費的我，咬牙從微薄的工資里，請他們在小館子里搓了一頓。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們輪流朗誦了我的那首詩。自此，我加入到了小縣城在省級刊物發表作品的作者行列，受到了那些還在投稿苦海里掙扎的文學小青年的尊重。那首詩后來入選《中國青年鄉土詩選》，成了我第一首入選國內文學選本的詩。

在文學創作初期，只要在某個刊物發表作品，都會讓你激動不已，會激發你的創作激情。因在《大西南文學》這個有點霸氣名字的刊物發表作品，我的文學自信又得到了提高，我的創作熱情更加高漲，創作的作品也越發多起來。

那以后，當我再次收到該刊物的時候，刊名變成了《邊疆文學》。我曾為這個刊物變更名稱惋惜，個中原因不得而知。1993年5期《邊疆文學》發表了我的詩歌《愛》（外一首），1994年1期發表了詩歌《金沙江》（外三首），1996年10期發表了組詩《為你而歌》，1999年4期發表了組詩《瀘沽湖之戀》。1999年10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邊疆文學》編輯部編選了一套《邊疆文學小說精選》《邊疆文學散文精選》《邊疆文學詩歌精選》，作為云南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獻禮作品。其中，《邊疆文學詩歌精選》選用了我的組詩《瀘沽湖之戀》。該詩集選了120多位詩人的217首詩歌。我看到詩集里收錄了徐遲、郭沫若、陳毅、賀敬之、田間、蕭三、李瑛、邵燕祥等省外名家的作品，也看到了曉雪、饒階巴桑、于堅、雷平陽、哥布、艾吉、樊忠慰、聶勒、米切若張等云南著名詩人的作品。確切了自己的作品居然也在其中后，我悄悄偷著樂了一下。為了不刺激那些神經脆弱的文友們，我沒有去炫耀。這在當時的我而言，算是做了件比較穩重的事，節約了搓一頓的錢。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10期《邊疆文學》“新世紀力作”欄目，發表了我的組詩《不一樣的天空》。不同以往的是，這次配發了我的簡介、照片，還加了“編者按”：“含蓄是美，明朗也是美；深沉令人思考，清新給人愉悅。普米族青年詩人魯若迪基的這組詩，以他詩的靈性，把含蓄和明朗，深沉和明快、豐富與單純相融匯，以特有的高原味，給人一種味之無極的詩美，真是‘不一樣的天空’。”讀著這樣的“編者按”，我心里還是美滋滋的呢。看著自己的簡介和人模狗樣的照片，飄飄然間，我又請文友們在小館子里醉了一次。組詩《不一樣的天空》經張永權老師推薦，2001年1期《詩選刊》作了轉載，2001年9期《詩刊》“發現：報刊佳作選”也作了轉載。

《邊疆文學》由于接地氣，在基層有很強的感召力，很受讀者歡迎。有年的“卷首語”還提到了我：“在云南，位于小涼山的寧蒗縣，那兒有女兒國神奇的瀘沽湖。神奇的土地孕育出了像普米族青年詩人魯若迪基這樣具有浪漫詩才的青年詩人。他來信說，明年的《邊疆文學》才開始征訂，在這樣一個貧困的山區縣，就訂閱了50份，這不能不讓人驚喜。看來，貧困的小涼山，文學并不貧困，文學刊物也有讀者。”

確實，貧困的小涼山，文學并不貧困。那里除了瀘沽湖等美麗的自然風光外，還有洋芋、蘋果、詩人，被譽為小涼山“三寶”呢。在良好的文學氛圍下，小縣城當時聚集了不少詩人，諸如李黑、任尚榮、李永天、阿卓務林、阿克·霧寧石根、湯格·薩甲博、和慶光、和建全、和建華、和文平、史壽林、拉瑪廣漠、和輝、彭詠梅、曹翔、拉木周雯、佳斯陽春、吉克木呷、陳南江等等，形成了“小涼山詩群”，引起了評論界的關注。《邊疆文學》相繼在1996年10期、2006年9期、2016年9期，以專輯和專號形式，發表了這個群體50多人的作品，為這個群體的不斷發展壯大，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進入新世紀后，《邊疆文學》繼續關注和栽培著我。2001年10期發表了我的組詩《瀘沽湖及其它》。2002年6期發表了我的組詩《魯若迪基的詩》，較為難得的是，這次也特意加了“編者的話”：“在十多年前，從稿堆里發現了魯若迪基的名字，這個來自瀘沽湖畔的普米族青年作者，詩寫得瀘沽湖一樣浪漫。他的詩，浪漫的意象洋溢著濃郁的鄉土氣息和民族特色。在藝術表現上，還注重吸收本民族民歌的養料，又能把現代詩歌表現手法的長處“拿來”為我所用。在這個基礎上，他不斷探索，不斷前進，我們在《上海文學》《作家》《星星詩刊》等名刊上發現了詩人的名字，而且還有組詩被《詩刊》的《中國新詩選刊》《詩選刊》等轉載。這組詩又一改詩人過去清新，浪漫的風格，變得沉郁凝重起來，詩人那顆善良的詩心，轉向了對現實生活弱勢群體的關注，轉向了對現實生活詩的思考，詩性和哲理性的融匯，顯示了詩人的不斷探索的創作詩路。”這組詩中的《1958年》，后來經《星星詩刊》《詩選刊》轉載，引起了較大反響。著名評論家謝有順曾評論道：“面對沉重的歷史，魯若迪基沒有簡單地陷入批判的泥淖，更多的是用人性的細節，說出歷史背后那無法言說的感傷。‘這個健壯如牛的男人’在饑餓年代那些根本的、個人的經驗，為重述那段日益抽象的大歷史，補上了可以感覺的場景和氣息。這樣的詩，在當代并不多見。”這首詩被認為是我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這組詩是張永權老師在退休前，給我發表的最后一組詩。對我而言，具有紀念意義。對這位從稿堆里發現了我的詩歌，并且自始至終給予我關心幫助和支持鼓勵的恩師，我曾在他的評論集《伏櫪論集》作品分享會上，專門作了題為《感恩與致敬》的發言，向他表達了我的感恩和致敬。

那之后，雖然之前編發我作品的張永權老師退休了，但《邊疆文學》的其他老師，仍然繼續關注和支持著我的創作。2005年11期“新世紀力作”欄目，配以照片和簡介，發表了我的《關于〈1958年〉及其他》，這是6篇隨筆和15首詩。這組作品中的《一匹叫尼采的公馬》，后來被《散文選刊》“中青年作家散文特輯”轉載。那時，刊物沒有主編，副主編是何真、范穩兩位老師，我的作品的責任編輯辰砂，不知是哪位老師用的一個化名。在“卷首語”里，編輯提到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當代戲劇巨匠哈羅德品特的作品后，寫道：“我們本期的作品側重于人性的探索，并不是巧合，而是暗合了文學最基本的命題。”之后寫道：“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的一組隨筆和詩歌正是對人性的詩意表現和探索。也許是因為少數民族的血統和文化，魯若的表現和探索呈現出一種特有的氣質和刁鉆，妖艷和詭異，但這種刁鉆詭異中確有人性基本的真切和樸素，正如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在一首著名的詩歌中所言：‘別怪活佛倉央嘉措，風流浪蕩；他所尋求的，和凡人沒有什么兩樣。’偉大的活佛，依舊追求凡人的感情；追求凡人感情的活佛，依舊難掩自己的偉大。在平凡和偉大之間游蕩的人性，呈現出的正是人性的深邃詭譎和樸素真切。” 

人事有更替，往來成古今。待2006年9期《邊疆文學》發表我的組詩《鮮花開放》時，主編已經是歐之德老師了，副主編是范穩、楊浩兩位老師，我作品的責任編輯是哈丁老師。2009年4期發表散文《身邊的人和事》（7篇）時，執行總編輯已經變為潘靈老師，副總編輯是范穩、楊浩老師，我作品的責任編輯是楊浩老師。2010年2期發表我的散文《過去和正在過去的》（4篇）時，沒有執行總編輯了，變為總編輯是潘靈老師，副總編是范穩、楊浩老師，我作品的責任編輯是馬艷琳老師。2016年9期是“寧蒗彝族自治縣成立50周年專號”，發表了我的組詩《鄉韻》，同期發表了張永權老師寫我的評論《詩空中閃爍著一顆小涼山的明星》。2017年2期發表了我的長詩節選《獨龍江》。此時，刊物總編輯是潘靈老師，副總編輯是楊林老師，我那組詩的責任編輯是田馮太老師。至此，到2017年的27年間，《邊疆文學》發表了我近81首詩歌，17篇散文隨筆。雖然那之后，自己寫得少，沒有再給《邊疆文學》投稿。但身邊年輕人有好作品，我也會推薦給《邊疆文學》發表。由于幾十年的感情，看到《邊疆文學》的每個人，我都覺得親切。現在的《邊疆文學》，可謂兵強馬壯，總編輯潘靈，副總編輯李朝德，編輯雷杰龍、田馮太等等，個個都能寫善編，刊物依然保持著“國家期刊百種重點期刊”“云南省優秀社科期刊”，這是很難得的。作為《邊疆文學》培養的作者，每次看到幾位編輯老師的大作，不停在國內權威刊物發表、獲獎，我都開心地向他們祝賀；看到他們編發的小說、散文、詩歌，不停地被權威選刊轉載，我也向他們表達了我的敬意。

20多年前的一天，我出差昆明時，終于拜訪了在翠湖邊的《邊疆文學》編輯部。當我看到成堆的稿件后坐著的張永權老師時，他正在認真地看著稿子。他沒有注意到我，我輕聲喊了聲“張老師”，他才抬起頭來。看到鏡片后那雙慧眼，想到他就是在成堆的稿件里發現了我的作品時，我有種莫名的感動。那天，編輯部在文聯對面一個有點搖搖欲墜的樓上請我吃飯，酒是張永權老師自己家里拿來的。席間，張老師說我是《邊疆文學》的重要作者，給了《邊疆文學》不少好稿子，編輯部感謝我，說完他同編輯部的人站起來給我敬酒。我一下慌了神，急忙站起來說，請各位老師坐下。我說，我感謝《邊疆文學》，感謝各位老師，您們站起來，我就只有跪下去的份了。您們都坐著吧，我借花獻佛，我來敬您們。我說完，敬了他們滿滿一杯酒。我說的是肺腑之言。

在發表作品的同時，《邊疆文學》曾不斷給我充電。1993年10月5日至13日，編輯部邀請我參加云南民族作者筆會，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文學培訓。我在培訓班里見到了哥布、納張元、查拉獨幾、黃玲、柏樺、李智紅、柏葉、尹堅、馬麗芳、密英文、王建芬、曹先強、袁智中等30位青年作家。在那次筆會上，省文聯、省作協領導史宗龍、曉雪、那家佐等出席并講話，《邊疆文學》編輯部的李鈞龍、歐之德、何真、王洪波、劉永年、黃克娟、許秀華、凝溪等老師，專門給我們作了輔導。張永權老師因散文《峽谷飛人》獲《人民日報》征文大獎，去北京領獎，在筆會要結束時才返回來看望我們。張老師專門找到我，鼓勵我扎根那片土地，寫出獨屬于自己的詩歌。筆會期間，我還接受了云南電視臺曹先強同另一位女記者的采訪。這在我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2000年歲末，我又參加了《邊疆文學》舉辦的云南民族作者筆會，我與著名彝族女作家黃玲作為代表，在會上作了交流發言。這些培訓，開闊了我的視野，啟迪了我的心智，極大地提高了我對文學的理解和感悟。

在給我充電的同時，《邊疆文學》也曾給了我不少的鼓勵。1997年，我發表在《邊疆文學》的詩歌《金沙江》（外三首），經張永權老師推薦，獲得了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讓我第一次走上了國家級的領獎臺。1999年10月，授予我第三屆（1998年度）“邊疆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新人獎”；2001年9月授予我的組詩《不一樣的天空》第五屆（2000年度）“邊疆文學獎·作品獎”；2006年11月授予拙作《關于〈1958年〉及其它》“2005年度《邊疆文學》獎”。寫作不是為了獲獎，但是，在寫作中能夠獲獎，如同長途跋涉中看到一朵花，是令人愉悅的。這是一種幸運，更是一種鼓勵和鞭策。《邊疆文學》給我的這些鼓勵是彌足珍貴的，一直鼓勵著我在業余創作道路上努力向前。

作為立足云南，以“邊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學家園”為宗旨的刊物，《邊疆文學》在發現和培養云南各民族作者，用文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是做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的。這點，文學界是有普遍共識的，沒有人懷疑。就我本人而言，如果沒有這個刊物的精心培養，我不知道自己能在文學道路上走多遠。雖然，我至今仍艱難地行走在這條道路上，談不上什么成就。但能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為時代變遷中的中華文學版圖，留下一個人口較少民族的心靈軌跡，也是我的榮幸，我責無旁貸。

從某種角度講，我能生活在麗江古城，經常看到玉龍雪山，聽聞古城的流水聲，還得益于文學。說文學改變了我的命運也未嘗不可。《邊疆文學》在這一過程中，功德無量。所以，在《邊疆文學》創刊70周年之際，我又回溯了一下與《邊疆文學》的過往。我由衷感恩這個母親一樣的刊物，即便我可能是個巨嬰，我也會在她溫暖的目光下，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魯若迪基，又名曹文彬，普米族，云南寧蒗人。出版詩集《我曾屬于原始的蒼茫》《沒有比淚水更干凈的水》《一個普米人的心經》及散文集《永遠的雪》等。作品被翻譯為英、俄、西班牙、阿拉伯、日等多種外文。作品曾獲第五屆、第七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首屆漢語詩歌雙年十佳獎，第三屆徐志摩詩歌獎，第十屆湄公河國際文學獎，首屆洛夫詩歌獎·實力詩人獎等。曾榮獲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榮譽稱號。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副會長、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云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