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邊界在2025年不斷向外擴展，雖然學界對其中出現的“泛化”趨勢已經有所警惕，但新大眾文藝、大文學觀等概念的確為科幻創作打開了新的發展空間。科幻文學自誕生以來便在各類文學規約之間艱難生長，而今文藝環境發生新的變化，科幻文學因而有了突破原有文類限制、與其他藝術門類直接對話的機會。因此，科幻文學與網絡文學融合，與影視、游戲等聯動，融入文旅產業開發，在與種種文化形態碰撞、交融中自然地展現了新的文化價值。

本土科幻批評范式的體系化與理論創新

研究并發揚科幻文學的中國特色和民族個性，建立起本土化、譜系性的科幻文學研究體系，一直都是科幻研究界持續探討的問題。吳巖自踏上科幻研究道路伊始，就一直關注著科幻文學的理論體系，他在2011年的《科幻文學論綱》里，就試著搭建起科幻文學的理論框架，不僅把科幻作家們分類整理，還從邊緣與中心、話語與權力等角度，勾勒出科幻創作的整體格局。到2025年出版的《科幻文學研究手冊》，吳巖從全球視野觀察中國科幻，將科幻文學定義成科學話語和未來想象雙重介入現實的敘事場域，進一步梳理中國科幻的歷史脈絡，以及近期在影視改編中大放異彩的故土情結和東方智慧。

在論文《論中國本土科幻批評的流派和特征》中，吳巖又進一步總結出中國近些年科幻批評的三大核心范式：科普批評、科幻現實主義批評和“后革命”批評。科普批評常常被視作中國科幻批評的源頭，在“五四”時期和1950年代能夠為新的科學變革提供相應的話語資源。而科幻現實主義批評如今也已經在科幻文本的批評中被普遍運用，這一理論歷經了幾代作家的創作實踐，形成了從表現現實到重塑創作范式的演進路徑。而“后革命”批評則成了當下科幻研究的新興范式，這一范式聚焦文本里的中國現代性獨特經驗，揭示出歷史記憶與現代化進程的復雜互動，也為反思現代性提供了全新視角。

詹玲在《中國科幻小說科技想象的認知邏輯轉型與新奇敘事詩學建構》中，試圖脫離西方的科幻研究范式，用中國本土的理論框架總結出中國科幻小說科技想象的發展形態。她主要分析中國科幻文學要如何擺脫傳統認知邏輯的束縛，在現代理性科技的基礎上普及相關知識，從而讓傳統文化實現現代轉化。江玉琴的《技術與文化的另類探尋：論中國當代科幻文學的賽博格敘事》，從中國當代科幻中的現代科技、反英雄形象入手展開研究，探討現代技術如何和傳統思想相互結合，從而構成中國獨有的賽博格敘事路徑。

新大眾文藝浪潮下的科幻跨界實踐

新大眾文藝是2025年的文學熱詞。科幻文學本身就具有跨媒介傳播的天然特質，又恰逢人工智能時代，二者相互促進、彼此放大，故而科幻文學更易于與網絡文學、微短劇、游戲、素人寫作諸種形式結合，在大文學觀的推動下成為新大眾文藝的重要參與者。

李嘯洋在《文藝報》發表《古典的未來：新大眾文藝中的科幻生產力》一文，梳理了中西科幻文藝和大眾之間的關聯，還提出中國科幻需要通過對古典神話體系的科幻轉譯，打造出基于本土的全新科幻創作范式。在此基礎上，《鐘山》編輯張鑫還在《文匯報》組織了“新大眾文藝與當下的科幻文學創作”專題，邀請王明憲、朱霄等青年學者圍繞該話題展開討論，討論圍繞科幻文學的當代使命、古典資源與現代轉化、小眾與大眾、先鋒與主流、理論與實際等維度展開，既梳理和總結了科幻文學的大眾傳統、審美范式、創作轉型和形式實驗等方面的內容，也對科幻文學在新大眾文藝中的發展前景予以期待。

科幻創作通過跨媒介改編傳播，完成經典IP轉化，獲取產業價值，是創作者、研究者和業界共同關注的話題。鮑遠福研究網絡科幻多年，他發現網絡科幻有獨有的敘事邏輯，比如，通過具身式主體游歷的方式，形成仿真的未來生活經驗，或者通過“燒腦”的想象形成多維的世界觀體系。這些敘事邏輯延伸出的“未來神話”式敘事，能夠給影視、游戲、劇本殺等提供豐富的改編素材。

科幻理論研究離不開創作的發展，從學科角度而言，研究科幻創意寫作教學與實踐，成為文學界與教育界的交叉熱點。開設創意寫作課程的院校，通過通識教學、刊物聯動、作家交流等模式，培養大學生科幻寫作的興趣和能力。何敏在《創意寫作如何教？——以電子科技大學科幻創意寫作教學實踐為例》中，搭建起了包含課程體系、創作實踐、校園文化三大維度的科幻教育平臺；姜振宇在《科幻創意寫作的結構困境與破局方向》中提出科幻創意寫作從文學到文化產品的生產鏈條仍不完善，未來需要從建立創作語料庫、制定評價標準、加強行業調研、強化產業合作等方面逐步推進。

人工智能時代的創作倫理與后人文反思

隨著《天命使徒》《機憶之地》等人工智能參與創作的小說進入公眾視野，AI時代的文學成為2025年文學領域討論的中心，科幻文學也遇到了從“寫人工智能”到“被人工智能所寫”的尷尬轉折點。因此，學界對人工智能沖擊文學的迅猛態勢展開系統討論：面對科技的挑戰，是以對抗性姿態堅守寫作的初心，還是主動走入數字洪流，改變當下的書寫習慣及思維模式？

中國文藝理論學會數字人文分會舉辦的“面向數智文明的科幻文藝與AI人文研究”論壇，明確點出當前發展階段已完成從“數字”到“數智”的轉變。而AI介入人文研究，帶來的變化不止停留在工具方面，而是觸發人文研究模式的整體調整。在科幻文藝創作中，也已經出現以大語言模型、具身智能等技術為基礎的人機共生的協作模式，這種“后人類范式”的生成方式，或許還會推動文學向“后文學”方向轉變。

成渝兩地高校多年來自覺地以工作坊形式促進不同高校科幻研究群體的學術交流，第四屆成渝雙城科幻研究工作坊也把智能工具及跨界寫作作為討論焦點。主旨演講中，李怡對AI寫作對人類創作主體性、價值標準、文明自信等方面的沖擊做了梳理，而藍江則提出了“代碼即權力”的觀點，他表示在世界的數字化改造充分展開之后，人類主體可能成為自動化社會程序中一個微小單元。

2025年具體科幻文本的相關研究，多從后人文主義、技術哲學方向展開討論，分析科幻文學對“人”原有定義的調整以及技術倫理邊界等問題。呂廣釗以麥克尤恩的作品作為切入點，認為科幻文學中的仿生人并非單純的機器，而是由“非物”構成的復雜能動網絡，人類也將突破身體局限，走向一種“數字化”的存在；王一平在《賽博朋克科幻小說中的數字世界與數字生命》中，介紹了“數字孿生”“人類+”等數字生命形態，闡述了這些形態正為人們提供的一種融合性的認識世界的新框架。

科幻文學的史料發掘與文學史重釋

科幻文學的史料研究近年來有十分扎實、清晰的進展：資料庫建設使科幻文學自身的歷史資源大大豐富，因此科幻文學的發展脈絡日趨明確，而史料研究本身又有利于補充、完善現有文學史版圖。具體而言，晚清科幻研究觸及“覺醒時代”科學觀念的演變及其生成邏輯，抗戰及“十七年”時期的科幻研究則從1940、1950年代的科普活動出發，對科學與社會活動的關系做了頗有洞見的考察。

李廣益一直都在關注科幻史料的挖掘與整理工作，他在2015年就呼吁重視史料工作，并發表了《史料學視野中的中國科幻研究》一文。2024年，李廣益在總結了十年來的科幻史料研究后提出，科幻不僅是一種文學形式，也應該成為一種思考和表達方式。2026年剛開年，李廣益和賈立元、三豐一起，在《文藝報》展開了科幻史料的三人談話，提出要進一步完善科幻數據庫，給廣大研究者提供研究上的便利。賈立元深耕晚清科幻，他所著的《近現代中國科幻理論資料（1891—1949）》，對中國科幻理論類史料做了系統匯編，書內收錄了論文、序跋、發刊詞、書信、廣告等內容，也把近現代中國科幻理論的發展脈絡清晰呈現出來。任冬梅的《晚清：中國“科幻未來主義”的發端》則分析了晚清科幻對未來的想象與建構、對技術的關注和對創新的不斷追求。

抗戰時期和“十七年”的科幻研究一直慢慢升溫，顧憶青就以威爾斯《未來世界》在抗戰時期的譯介作為核心案例，系統梳理了這部作品在國內的翻譯傳播歷程，還揭示出了科幻譯介在抗戰公共話語建構中的重要作用；肖漢的《承續開拓與時代脈絡：“十七年”時期中國科幻小說研究（1949—1966）》，通過梳理科幻的創作生態與文本特征，探討了科幻與國家政策、科學普及的互動關系，給本土批評范式的歷史溯源提供了扎實的史料支撐。

2025年的中國科幻理論研究既有對歷史細節的梳理，又系統地討論了人工智能、大眾文藝中的人機倫理議題，但就目前來看，很多話題尚處于未完成狀態。而隨著人工智能寫作生成的質量不斷提高，有關主體性、具身性的討論自然也會繼續深化。福柯在《詞與物》的結尾寫下：“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在當下的語境中，人類所持的主客體雙重身份的邊界愈加模糊，算法大模型對人類自身的認知已經超越人類本身，數字身份活動的頻率也遠超肉身身份。因此，或許正是時候重新審視這個“比科幻更科幻”的現實世界了。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