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5日黎明，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等22位共產(chǎn)黨員，在濟南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忍殺害，其中21位犧牲于緯八路刑場（今山東省委黨校西校區(qū)院內(nèi)），史稱“四五”烈士。

2021年，為大力弘揚“四五”烈士革命精神，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發(fā)揚革命傳統(tǒng)、傳承紅色基因，由山東省委黨校（行政學院）牽頭，會同山東省委黨史研究院（省地方史志研究院）、山東省檔案館和濟南市委宣傳部，共同建立“四五黨性教育基地”。大批黨員干部來到這里，重溫“四五”烈士的革命事跡，學習體悟英烈們的崇高理想和偉大品格。在第二展廳，展柜內(nèi)的珍貴文物——鄧恩銘烈士用毛筆書寫的家書，吸引著人們駐足觀看，從中深刻感悟一位共產(chǎn)黨人的理想信念和家國情懷。

鄧恩銘，原名鄧恩明，字仲堯。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貴州省荔波縣水浦寨的一個水族農(nóng)民家庭里。4歲時，父親帶領全家搬到荔波縣城，靠賣中草藥、磨豆腐維持生計。水族是個能歌善唱的民族，素有“水家山歌唱不完，夜連夜來天連天”的美譽。鄧恩銘深受水族文化的熏陶，從小就喜歡民歌民謠，加之稟賦聰穎，學習刻苦，打下了良好的詩書功底。

1917年，鄧恩銘的堂叔、在山東任職的黃澤沛寫信要家眷來山東，特意叮囑帶上即將小學畢業(yè)的鄧恩銘，讓他到山東讀書。憧憬著未來的學習生活，鄧恩銘賦詩一首：“赤日炎炎辭荔城，前途茫茫事無分。男兒立下鋼鐵志，國計民生煥然新。”抒發(fā)自己的心情和遠大抱負。面對同伴期盼早歸的詢問，他賦詩作答：“君問歸期未有期，鄉(xiāng)關回首甚依依。春雷一聲震天地，捷報頻傳不我期。”辭別父母之日，他詠詩一首：“南雁北飛，去不思歸？志在蒼生，不顧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頭顱熱血，不朽永垂。”少年鄧恩銘立志學有所成，為了勞苦大眾，為了民族大義，他已把個人安危和生死置之度外。

1918年，鄧恩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在濟南這個新文化南北傳播要地，經(jīng)受了各種進步思潮的洗禮，結(jié)識了后來同為中共一大代表的王盡美，他們共同傳播馬克思主義，并積極投身到革命事業(yè)中。

鄧恩銘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善于用文字表達感情的人。從少年時離開貴州大山深處的家負笈遠行到英勇就義，前后十幾年的時間里，他曾多次動過回家探親的念頭，但無奈工作繁忙，再也沒能回到那片生他養(yǎng)他的土地，“翹首南天，心虧如搗”，只能通過寫信表達對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思念關心，抒發(fā)自己內(nèi)心的情感。

1922年8月，鄧恩銘受黨組織委派到淄博礦區(qū)開展工作，發(fā)展中共黨員，組織工人運動。這時他收到父母要求自己盡快回去結(jié)婚的家書。29日，他寫了一封回信，言辭懇切地說：“父母辛苦費力哺育兒女，處處總為兒女好；不過一時比一時不同，從前是好的，那曉得反到害起兒女來，比比皆是，最頭痛的就是替兒女訂婚……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兒女的無有一個不感激，不過總盼望做父母改換改換方法來愛兒女就行了。”鄧恩銘一方面感謝父母的好心，另一方面對父母給兒女包辦婚姻的做法表示反對。革命工作重任在肩，他暫時無暇顧及兒女情長，拒絕父母的意愿，他“心里也很不好過”。在這封信中，他還以黃澤沛為例提醒父親，“無論做官為宦，總要處處體貼老百姓，不用助人為惡，剝奪人民。二叔做官數(shù)年，一清到底，到那里，那里的百姓沒有不愛戴的，所以名譽很好！因此，父親千萬千萬要像二叔一樣才好，不用使人家背地惡罵。”

1924年春，中共青島支部改為中共青島市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鄧恩銘擔任書記。他積極發(fā)動工人向外國資本家和反動軍閥作斗爭。他不畏勞苦，經(jīng)常化裝成工人，深入工廠、工人家中進行革命宣傳教育，深受工人們的愛戴。5月8日，已經(jīng)三個月沒有給家人寫信的鄧恩銘給父親寫了一封信。他說：“知雙親一定掛念，但兒又何嘗不惦念雙親呢……兒生性與人不同，最憎惡的是名與利，故有負雙親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無可如何。”他解釋道，“奈職務纏身，無法擺脫。故只好硬著心腸不回去”。

1925年8月，中共山東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王盡美病逝。根據(jù)中央指示，鄧恩銘回到濟南接任。他住在二叔黃澤沛家，每天四處奔走，堂弟和弟媳告誡他外面風聲很緊，不要往外跑，他卻淡然一笑：“人總是要死的，有的人不做什么事，不也是死了。”這年荔波遭受米災，家里揭不開鍋了，他的弟弟來信，想讓他寄一些錢回去，幫助家里的人度過災年。9月20日，他給弟弟們回信說：“我從濟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鄉(xiāng)米貴。但是我沒有分文匯回去，使老少少受點窮苦，實在是罪過！但是，弟弟們，你們要原諒我，因為我賦性剛直，脾氣不好，在這樣的時代，實無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會巴結(jié)，所以在外漂泊兩年，只能謀個人的溫飽，無力顧家，這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無家庭也。”這是一個革命者的自責和無奈，面對陷入絕境的家人，他卻無力顧及，只能將愧疚藏在心底，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業(yè)中。

1925年11月，鄧恩銘和幾位同志在濟南東關地委機關開會時，第二次被反動當局抓捕，已患有嚴重肺結(jié)核病的他病情惡化，后經(jīng)組織營救得以保外就醫(yī)。年邁的父親放心不下，千里迢迢從貴州趕來探望。老人家一路上抱著香爐不停地祈禱，只求兒子能夠平安。看到身體孱弱的兒子，他不由得淚流滿面，勸兒子病好后不要再到處亂跑，以免鬧出不幸的事來，讓全家人擔驚受怕。鄧恩銘理解父親的愛子之心，也知道父親不可能理解自己的志向，只能好言安慰。1927年3月25日，鄧恩銘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去年，父親到山東時，男平安出獄，做事不小心，致勞雙親及合家掛念，更勞父親數(shù)千里外跑來看望，男真罪該萬死了！男因事來漢口，走時父親尚在沂水，沒有讓他知道，因為知道了會又害怕起來啊。”誰料這次與父親的分別，竟成了永別。

1929年1月，因叛徒告密，鄧恩銘第三次被捕入獄。1930年12月5日，在給母親的一封家書中，他寫道：“離家十余年，一事無成，不但沒有盡到絲毫子職，反使老人受累受驚，并且祖母和父親之喪，兒都沒有在家，這是多么不成器，多么不孝呵！但是兒之本心又何嘗如此，不過為環(huán)境所使耳。但愿母親長健，兒病無恙，則將來總有使母親享福之一日。”少小離家就再也沒有回去見到過母親的鄧恩銘，其內(nèi)心深處對母親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鄧恩銘的家書中，流露出的是獻身革命的戰(zhàn)斗豪情以及對故鄉(xiāng)和親人的深深眷戀，他不是沒有牽掛，他有自己深愛的父母，也有自己眷顧的兄弟姊妹，但為了心中的理想和黨的事業(yè)，他“只好硬著心腸”，義無反顧地選擇舍棄小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摯愛的偉大事業(yè)中，展現(xiàn)了一名共產(chǎn)黨人追求真理、獻身革命的崇高精神。

就義前，鄧恩銘留下了最后一首《訣別》詩：“卅一年華轉(zhuǎn)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他以深情悲壯的筆觸，傾訴了壯志未酬的遺憾與不舍，表達了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博大胸懷和崇高氣節(jié)，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生命的意義不在于長度。匆匆30年，鄧恩銘的人生猶如流星劃過長空，迸發(fā)出最耀眼的光芒，奮然刺破黎明前的黑暗，照耀著這片他深深愛著的土地，永不熄滅、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