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體論的詩學”是張清華作為一個詩歌批評家一向堅持的詩學觀念。而眼前這部批評著作《詩歌的肖像》（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就是作者依托這一詩學理念展開詩歌批評實踐的一次集中展現。這部書的“代序”闡述作者的詩學理念，正文收錄一段時期以來的詩歌批評文章，文章的風格均不是干枯的純粹學術論文，而是帶著作者強烈的個性和情感的批評文字。

《詩歌的肖像》“代序”選用了作者寫于2023年的文章《在“文本”與“修辭”的背后》。這篇文章詳細地闡述了他的“生命本體論的詩學”的觀點與思路，為我們理解全書提供了一個方法論入口。作者寫道：“我在近二十年前提出一個設定，將我個人談論詩的基本標尺，或者叫最高標尺，設定為‘生命本體論的詩學’。”對這一命名，張清華的論述體現出一種既堅定又遲疑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對自己所找到的這個絕對尺度似乎有所疑慮。但我認為，這種疑慮是可以理解的。誰能完全自信地說自己找到了具有根本性價值的“文學理論”和“詩學”呢？另一方面，作為一位資深批評家，張清華對自己在經過長期觀察和多維比較思考之后作出的選擇，或者說對詩歌本體論的定位，仍然表現出了堅定的信心，并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進行持續而穩定的推進，從而凝結為大量的批評文本。

作者對“生命本體論的詩學”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證。首先，先后征引了孟子、黑格爾、雅斯貝斯、海德格爾等多位理論家的論述和批評實踐文本。孟子“知人論世”的批評觀，顯然是最為古老的一種“以人為本”的批評觀，但它并未成為一種明確的詩學或文學的本體論，其本體論價值是隱含在方法論背后的。與之相比，雅斯貝斯的思想對作者的啟發顯然更為直接，筆者注意到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征引雅斯貝斯的“一次性的生存”“一次性寫作”等言論。雅斯貝斯“一次性”的說法，與當代詩人海子的詩學何其相似：“偉大詩歌是主體人類突入原始性力量的一次性詩歌行動。”這些觀點都突出了詩歌與生命之間的緊密聯系。其次，作者選取古今中外大批作家和詩人之“生命”與“創作”的合一作為例證。司馬遷曾言：“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但丁、荷爾德林、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他們無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實踐，支撐和印證著自己的詩歌理想。其中，尤其以19世紀的一批浪漫主義詩人最為典型，他們個個都是“其詩也壯美，其人也壯烈”，以短暫而絢爛的生命之光幻化為詩歌的語言鉆石。此外，作者還寫了一批比較純粹的詩學文章，從不同角度對“生命本體論的詩學”進行了理論的深化。比如，他近年發表的“當代詩學本體論問題”系列文章，聚焦“古典與現代的詩學轉換”“詩性正義與詩歌倫理”“詩與真”等命題，體現出系統化的詩學理論建構。

當然，迄今為止，作者在其“生命本體論的詩學”建構中做得最多的，還是批評實踐的工作。要把一種詩學觀念落到實處，這是必需的環節和步驟。單就《詩歌的肖像》一書來看，如上文所言，其正文全部是針對具體詩人的批評文章，討論的對象有徐志摩、鄭敏、海子、顧城、伊蕾、歐陽江河、韓東等近30位詩人。作者對所有這些詩人的評論，都是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展開，通過對詩人個體生命歷程和真實事件的考證，驗證某些具體詩作的真實背景與內涵。當然，這并不是說作者就不進行文本細讀，而是說他善于將文本與詩人的個體生命活動進行對比閱讀和分析，即所謂“人詩互證”。比如，關于海子的評論，作者并非單純地從文本出發，而是將海子詩歌文本與其生命進程進行互證才作出相應的詩學評鑒。還有，關于歐陽江河的評論，張清華刻意書寫了歐陽江河在生活中的另一面，如此便更生動地刻畫出了歐陽江河的多面性。在作者的筆下，我們隱約看到了一個有著多種氣質的歐陽江河——他的能力體現在詩歌中，他的有趣則體現在生活中。這些都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去理解詩人背后的文本。

在“修辭”和“文本”背后到底是什么？回到這本書的序言，作者的回答是：“‘修身’和‘人本’才是根本，不只對于寫作者來說是如此，對于文本的闡釋者也同樣適用。”的確，在詩歌批評這一行當，我們需要基于真誠的態度、廣闊的胸懷還有專業上的自信，對每一個詩人、每一篇作品作出準確的判斷。在這個過程中，對“生命本體論的詩學”的關注，對“人”與“文”相統一的強調，是永遠不過時的。

（作者系廣東石油化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