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鳥文叢”是近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學術隨筆叢書，共收錄七種著作，匯集了文史哲領域多位學者的智慧結晶。本套叢書的主編為王子今教授，其《滄海大風》是“玄鳥文叢”中的一種。子今教授研治秦漢史多年，學理基底之雄厚，學術成就之斐然，實為學界所共知。筆者認為，其“治學風格”與“思想脈動”深受“秦漢氣象”的影響，或許可借“滄海大風”中的“風”“海”二象略窺王子今教授“學術氣象”之一斑。

《滄海大風》收錄的隨筆可分為三類：一是對秦漢文化的考據闡釋，作者命名為“瑣談”，意在從微觀細節著手，聚焦具體的文化現象與制度，描繪出秦漢時代的“閎放”“雄大”，可謂“見微知著展氣象”；二是秦漢研究的學術史，從秦漢史研究的前輩學者陳直先生到作者的后輩門生，再到作者自己著作的補記，讀之亦能體會到作者治學的嚴謹與謙遜之風，可謂“承前啟后見風誼”；三是跳出秦漢斷代，在“帝制時代”中思考秦漢社會文化對后世的影響，引導讀者從微觀走向宏觀，可謂“由近及遠通流變”。而這種由現象到脈絡，由斷代到貫通的編排方式使得全書結構清晰、層層遞進。

在具體編排上，三組分別為秦漢文化史瑣談；秦漢研究的學術史；“秦漢之規摹”帝制時代的社會文化。第一組有：漢史與漢風、秋風樓感懷、霸陵“薄葬”問題與景帝的“孝”與“不孝”、秦漢社會的海洋視閾、兩漢如何防范選官腐敗、漢代的祠堂；第二組有：“弄瓦翁”陳直——秦漢史研究的學術旗幟、《呂不韋傳》序、《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權研究》序、《天下之中：秦漢三河區域研究》序、“史記學”新的里程碑長安、“方春”季節與秦漢人的少年心；第三組有：“娘娘灘”傳說與“富貴萬歲”瓦當、《權力的黑光》三版后記、帝國下腹部的脂肪、柳詒徵《歷代史略》（點校本）序、中國古代閱兵故事、中國古代交通法規的“賤避貴”原則，等等。

戰國末期辭賦家宋玉《風賦》有：“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原意是指大風最初在地面上生成，從青蘋的末梢飄起。后來多用以喻指大影響、大思潮發端于細微之處。筆者認為，作者《滄海大風》中的部分篇章以及過往治學成果亦應“風起青蘋”之理。

書中收錄的《長安“方春”季節與秦漢人的少年心》是作者《長安碎影：秦漢文化史札記》出版后發表的補記。分為“方春蕃萌”“少年時代”、秦漢人的“童心”、長安碎影四小節，主要談論《長安碎影》是如何勾勒“中國文化少年時期的情狀和精神風貌”的。《長安碎影》一書共有34篇文章，從獨特且細致的視角出發，描繪長安在秦漢時期的文化面貌。書中如《“秦城”“漢寢”：長安“朝野盛文物”》等文章可以體會到作者將考察視野擴展至整個秦漢社會的用意。

與《長安碎影》同時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論衡”書系的還有《上林繁葉：秦漢生態史論叢》。《上林繁葉》全書共有24篇文章，從宮苑的“林麓之饒”到陵墓的“列樹成林”，從“植物斯生”到“蝗蔽天下”，從“斗獸”“馴獸”到“虎患”“虎災”。可謂從細微之處窺得秦漢社會生態之全貌，以小見大，見微知著。正如作者所言：“也許用看似碎小散亂但盡可能細致生動的畫面，讓讀者能夠從不同視角比較真切地了解所關心的歷史文化對象，是有意義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所擬“長安碎影”“上林繁葉”之名意境飄逸，且核心意象皆緊扣秦漢文化符號，可以說，既有“碎影”“繁葉”的文學美感，又不失“長安”“上林”的史學指向，應當是作者用心思量的結果。

另外，“秦漢文化史瑣談”中《漢史與漢風》和《秋風樓感懷》兩篇文章展現了作者的現實關懷與史家溫情。在《漢史與漢風》中，作者通過漢朝的歷史進程、漢代文化的豐收、“天馬”象征、閎放氣象·英雄主義·儒雅精神、太學“清議”與“黨人”五部分展現出“漢風”開放、進取、豪邁、宏大的氣象。作者以“天馬”為象征，描繪出漢代積極向外、追求進步的時代精神，又以“黨人”氣節為映照，彰顯無私情操與堅定氣節。這種寓評于敘、見微知著的寫法，既為讀者展現出歷史之厚重，又令讀者深感作者文心之躍動。而《秋風樓感懷》是作者參加西北大學出版社沿黃河考察時的心得。作者從趙翼與班固對漢武帝的不同評價出發，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上所自造賦”、《秋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四個部分對漢武帝同樣卓越卻常被忽視的文化建設與個人文采進行了考述。作者敏銳地指出，從《大風歌》到《秋風辭》，漢家帝業有新的發展，也出現了表現“草木黃落”跡象的歷史變化。這一觀察體現出作者作為史家的冷靜客觀以及細膩情懷。

作者定“滄海”一詞為書名，是受其近期完成的學術任務之后思維慣性的影響。作者對“海”元素的考察，更多地體現在本書《秦漢社會的海洋視界》一文以及2021年出版的《秦漢海洋文化研究》一書中。

《秦漢海洋文化研究》是第一部研究秦漢時期與海洋相關的歷史文化問題的學術專著，可謂填補了該研究領域的學術空白。全書共有八章：秦漢海洋資源開發、秦漢海洋航運、秦漢沿海區域文化、“海”與秦漢人的世界知識、“海”與秦漢人的神秘信仰、秦漢早期海洋學、秦漢軍事史的海上篇章、秦漢社會的海洋情結。在這部書中，作者特別重視史籍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結合，即“二重證據法”的應用。從秦始皇陵的“水銀為海”到“漢委奴國王”金印，從居延漢簡“鮑魚”簡文到漢景帝陽陵的“海相的螺和蛤”，作者對各類材料信手拈來，彼此印證。這種材料上的博采，不僅豐富了歷史細節，也增強了論證力度。同時，書中“‘海’與秦漢人的世界知識”一章更是體現出作者學術視野之廣闊。作者的研究并未局限于傳統史學強調的內陸文明，而是將秦漢海洋活動置于世界史背景下進行考察，從“中原”到“四海”再到“天下”。這種跨學科跨地域的視野，使得秦漢社會的海洋文化更加多元且深邃。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約翰·邁克提出的文化命題：“書寫大海‘歷史’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滄海大風》之所以能夠擁有自然、生動、新鮮的氣息，并使讀者感受到深沉的思想脈動，正是源自子今教授“純正的學術良心、高明的學術見識、雄厚的學理基底”。其“學術氣象”正應了“風起青蘋”之理與“百川歸海”之法，子今教授的兼收并蓄與通觀達識、其從容自由的“學術人生”，亦是“滄海大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