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長江大保護戰略實施十周年、“十年禁漁”第五年。在這一歷史性節點，凌翼長篇報告文學《大江長卷》的出版可謂恰逢其時。這部作品以“修長江族譜”的獨特視角，系統描繪了長江的全貌與命運變遷。對凌翼的訪談，就從這部在多重時代坐標交匯處誕生的作品，及其所記錄的江河“譜系”說起。

中華讀書報：您用“尋譜、診譜、修譜、續譜、護譜、譜成”來結構全書，將長江視為一個生命族譜。最初是什么契機，讓您想到了“修族譜”這個核心隱喻？它如何決定了您行走、觀察和書寫長江的根本方式？

凌翼：“修族譜”這個核心隱喻，源于我生命中最直接的痛感與疑問。一切的緣起，是我父親對家族譜系斷裂的徒勞尋找，那種血脈失根的茫然，深深刺痛了我。這促使我思考：一條江河，一個文明，是否也存在一部更宏大、卻同樣可能被遺忘或損毀的“無字族譜”？這個念頭一旦產生，便徹底重塑了我的行走。它讓我不再僅僅是一個風景的觀光客或事件的記錄者，而是成為了一個懷著“認親”與“續譜”使命的尋訪者。我的目光開始聚焦于那些被污染涂改的“地理脈絡”，那些瀕危退場的“鮮活姓名”，以及那些為修復譜系而努力的“守護者列傳”。行走，由此變成了一次為文明根系溯源、為生態傷疤問診的朝圣。

中華讀書報：書中巧妙地將“個人家族記憶”（如父親護林、母親與鳥的故事）與“長江文明譜系”交織在一起。您是如何找到這兩條線索之間的情感與邏輯紐帶的？這種“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的視角，對呈現宏大的生態主題有何助益？

凌翼：這種聯結，源于最樸素的生命體驗。我的文學啟蒙，就來自長塍港的霧靄與濤聲；我對生命最初的敬畏，來自母親將本可食用的傷鳥養在籠中的那個決定。我的父親，一位普通的護林員，他以讓盜伐者撫摸年輪的方式執行職責，這本身就是一種最生動的生態倫理教育。這些家族記憶，是我情感的血肉。當我走向長江，我發現，長塍港不過是長江的一條小支流，是這條偉大血脈的一條“毛細血管”。個人的悲歡、家族的往事，由此與江河的脈動產生了共振。這種“由小及大”的視角，讓宏大的國家戰略和生態命題，落到了可感可觸的生命細節與鄉土情感之中，它賦予了敘事體溫，也讓“共抓大保護”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關乎每個人生命源頭的切身之事。

中華讀書報：讀者能從字里行間感受到您扎實的行走。在漫長的田野調查中，最讓您震撼或痛心的“診斷”發現是什么？又有哪些普通人的守護故事，讓您看到了“修復”的希望？

凌翼：最讓我痛心的“診斷”，是親眼目睹某些河流“已經不再流淌生命，只是在搬運死亡”。那渾濁如“久病之人壞血”的河水、板結如“血栓”的河床、以及像“招魂幡”一樣慘白的水草殘骸，這些畫面如同刻在“危機族譜”上的恥辱一頁，令人窒息。但希望正來自無數普通人。比如“候鳥醫院”里像李春如這樣的“修復師”，他們四十年如一日地俯身，為受傷的候鳥進行“最基礎的‘字符修復’”；又比如張傳國這樣的江豚巡護員、周亮這樣的生態科研工作者，他們組成了長江的“守護者群像”。正是這些具體的人，讓我堅信修復是可能的。

中華讀書報：作品融匯了歷史、地理、生態等多學科知識。您如何在敘事中平衡文學的詩意表達與知識的準確傳遞？

凌翼：平衡之道，在于讓知識浸潤在文學的感受中，而非堆砌。我要求自己，每一處地理、歷史或生態知識的引入，都必須服務于情感的表達與思想的推進。例如，描寫泥沙淤積成新生濕地，我將其轉化為“大地最緩慢而堅定的印刷術”，是“帶著潮潤墨香的校樣稿”。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將海量的、有時是枯燥的調研報告和數據，轉化為有呼吸、有節奏的文學敘事。我的方法是始終回到“人”和“生命”本身——無論是白鱀豚“琪琪”被圈養的一生，還是禁漁背景下漁民轉型的陣痛，知識只有附著于具體的命運，才能獲得打動人的力量。

中華讀書報：您將白鱀豚等物種的瀕危，喻為“族譜上被抹去的名字”。這似乎將生態問題提升到了文明倫理的高度。您是否認為，“修譜”不僅是對自然生態的修復，更是對我們集體文明記憶和道德譜系的一次修復與重建？

凌翼：是的，這完全是一種文化自覺。將白鱀豚、江豚的瀕危視為“族譜上被抹去的名字”，正是為了揭示生態危機最深層的本質：它不僅是環境問題，更是文明記憶的斷裂和倫理的失范。長江流淌的不僅是水，更是“一部奔騰在民族血脈里的文明史詩”。當其中的一個物種永久消失，就等于這部史詩被撕去了一頁，我們的文明變得不再完整。因此，“修譜”是對自然生命的拯救，更是對我們自身文明譜系的校對與續寫。它呼喚的是一種將“山水、動物和人的名字”都寫入共同族譜的、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宏大倫理觀。

中華讀書報：您的書寫呈現了一個清晰的邏輯：從協同共治，到倫理共生，再到公平共享，最終指向共富愿景。這是否在詮釋“共抓大保護”從制度實踐到文明自覺的升華？

凌翼：是的，這正揭示了長江保護從“攻堅戰”到“持久戰”的內在軌跡。我的書寫，試圖為這個理性的進程注入感性的心跳。如果說太湖治理催生的“河長制”，為共治鋪設了制度的軌道，那么“十年禁漁”則為共生劃出了倫理的水域。而共享，便是那桿稱量代價與分配甘霖的秤。當三江源的牧民成為山水的“眼睛”，當崇明島的漁民收獲生態“五金”，保護的紅利便開始潤澤每一位奉獻者。這最終指向的共富，不僅是物質的豐裕，更是生命狀態的豐盈。因此，這條從制度到倫理再到愿景的軌跡，從來不是理論的推演。它是無數生命在長江邊重新找到位置、獲得尊嚴的故事總和。文學，或許就是為這宏大的時代敘事，保存下每一個有溫度的心跳。

中華讀書報：評論家閻晶明評價作品“充滿體溫與真情”，有評論特別注意到您將報告文學的紀實與詩歌的抒情相融合。您早年的詩歌創作經歷，為這部非虛構作品注入了怎樣不同的氣質與能量？

凌翼：詩歌訓練賦予我的，是對語言節奏、意象密度和情感濃度的敏感。它讓我在報告文學“紀實”的骨骼上，敢于也樂于去填充“抒情”的血肉。這種詩性，并非為了美化，而是為了抵達事實之上的“真實”——那種關乎心靈震撼、歷史回聲與文明鄉愁的真實。它讓文本“充滿了文學美感”，希望能讓嚴肅的生態議題，以更具浸潤力的方式抵達讀者內心。

中華讀書報：在非虛構寫作中，您如何把握人物語言“真實性”與“文學性”之間的分寸？報告文學如何保持其“在場”的、直擊人心的力量？

凌翼：人物語言的“真”是第一位的，必須扎根于其身份與生存的土壤。但“真”不等于平淡——我遇到的許多普通人，他們的話語本身便閃爍著詩性的靈光，那是生命閱歷凝結成的獨特韻律，并非文學的加工。我珍視并保留這份源自生活的詩意。至于報告文學的“在場”，恰恰源于它與信息洪流的根本不同：它不追逐熱點，而是俯身貼近大地。它要求作者用“腳力”去丈量，用“目光”去凝視，用“心靈”去共情，最終帶回帶著泥土溫度與生命呼吸的故事。這種深度的、沉浸式的敘事本身，便是一種沉默而有力的抵抗——它為讀者提供了一份屏幕無法傳遞的厚重實感。

中華讀書報：作品從家鄉長塍港的“一港”出發，最終又回歸于此。您如何理解“故鄉”在宏大敘事中的支點作用？

凌翼：故鄉，是我認知世界的原點，也是我情感歸附的錨點。從老家門前的長塍港出發，使我所有的宏觀觀察都帶著具體的體溫；最終回歸長塍港，意味著萬里的追尋最終要回答的是對生命根源的叩問。我書寫它“如同三折屏風”般的山水，并非夸大，而是注入了一個游子全部的眷戀。這個“小”，是打開“大”的鑰匙。通過它，我試圖說明，長江的浩蕩，正是由無數條這樣的“毛細血管”匯聚而成；保護長江，就是要讓“無數條長塍港正在醒來”。二者是源與流、根與葉的關系，相互映照，缺一不可。

中華讀書報：在數字化、碎片化閱讀的時代，您希望《大江長卷》為普通讀者帶來什么樣的閱讀體驗或深度思考？

凌翼：在信息爆炸卻可能意義匱乏的時代，我希望《大江長卷》能提供一次“深呼吸”。它不只是一本關于長江的書，更是一本邀請讀者進行“生命認親”的書。我希望讀者能通過它，感受“江水的脈動和文化的呼吸”，重新思考自己與腳下土地、與文明歷史的關系。它試圖回應的，是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里，人們對根源、對連續、對生命共同體和精神歸宿的深切渴求。如果說這本書是為長江“修譜”，那么每一位讀者，或許都可以開始思考，如何為自己所在的河流、社區，甚至是一棵老樹、一片濕地，書寫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微小的“續譜”筆記。如果讀者合上書后，能對窗外的一滴水、天上的一只鳥生發出一絲不同的情感，那便是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