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譯家李文俊先生與浙江文藝出版社有很深的緣分，社里幾代編輯都與他有交游往來。20世紀90年代，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的“外國文學名著精品”系列，風行讀書界，先生正是這套書的主編，不僅自己做翻譯，還兼其他各種相關工作。數十年光陰倏忽，不少讀者仍能憶起當年捧卷品讀的美好光景。先生是譯界好手，卡夫卡、福克納的作品經他的筆譯介到中文世界，成了無數人走進文學經典的門徑。

那時候，先生常與張佩芬老師自北京來杭州，有時湯永寬先生伉儷也一同前來。到了杭州，總要往西湖邊坐一坐，泡上一杯明前龍井，茶湯清綠，湖光瀲滟，遠山含黛。圍坐一處，聊的是外國文學名著的譯介，談的是出版的種種門道，當然還有他熱愛的外國文學名著插圖和古董。90年代的我，還是社里的年輕編輯，有幸身列其中，坐在一旁，看幾位先生談笑風生，言語間是對文學的赤誠，那份從容與熱忱，深深刻在了心底。

先生的翻譯生涯中，福克納是他濃墨重彩的一筆，而譯福克納，最難的莫過于《押沙龍，押沙龍！》。這是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的巔峰之作，也是先生翻譯路上最艱難也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作品。為了這部譯作，他耗去太多心力。1999年12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將先生撰寫的《福克納評傳》納入“20世紀外國經典作家評傳叢書”出版，他在序言中坦言：“這本書應該更早就交稿的。由于《押沙龍，押沙龍！》的翻譯過程過于艱難使筆者久久不能脫身，寫書的事就只好順延了。”一字一句，都是他為福克納研究與譯介傾付心血的印證。

可即便身處這般折磨人的艱難時刻，先生也始終如坐擁中軍的大帥，氣度沉靜。面對福克納那繁復的句式、纏繞的敘事，如同面對千軍萬馬，他總有辦法尋得破局之道，馴服這文字的“奇兵”。藝高人膽大，他總是去挑戰有難度的作品。但熱愛，是先生翻譯作品的出發點，也是一生譯事的底色。他曾說，做翻譯要“對得起作者，也要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作者”這五個字，先生用一生的譯事作了最好的詮釋。幾代中國人，讀著他翻譯的英美文學長大，從福克納筆下的南方世界，到卡夫卡的荒誕隱喻，先生的譯文既忠實于原作的精神，又帶著中文的溫潤與精準，讓遠隔重洋的文學經典，在中文語境里真正活了過來。而“對得起自己”這五個字，我尤其有切身體會，即便是翻譯也要選自己喜歡的，他的翻譯中有性情。譯事艱難，但他是一位很能享受翻譯樂趣的人。

現在，先生離開我們已3年多，每每想起，音容笑貌如在眼前。那些年，我常去他在北京紫竹院昌運宮的家，屋子不大，滿室書香，還有他從各處淘來的“古董”，透著生活的意趣。先生還帶我認識了很多老師。俄羅斯文學翻譯大家高莽先生住在他的樓下，記得第一次登門就是先生帶我去的。有一回要去拜訪研究阿拉伯文學的伊宏老師，先生正要去游泳，騎著自行車捎上我就去了，至今還能清晰感受到三環路上的微風。

先生80歲那年，我慫恿他再譯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他與海明威的作品，早有淵源。《譯文》（也就是后來的《世界文學》）1956年第12期，發表過朱海觀先生的《老人與海》譯文，先生正是這篇譯作的責編。后來他本想翻譯《喪鐘為誰而鳴》，卻因種種緣故未成，這份遺憾讓他對翻譯海明威作品的念想，“始終縈繞于心”。海明威的名篇猶如巴赫的賦格曲，對熱愛古典音樂的先生來說有著不小的誘惑。他笑著說：“我這人每逢讀到心愛并認為自己還有能力翻譯的佳作便會心癢，何況是一篇與我有過些關系的作品呢。”

為此他重讀了張愛玲、余光中的譯本，感其長，思其短，提筆而譯。2010年年底，譯稿完成，在譯后記里，他寫道：“幾個月的翻譯工作固然耗去不少心力，但我也因有機會于文字的叢林中策馬揮刀，在精神上獲得滿足。我覺得自己像是一位步履蹣跚的老者，于暮年病后歲末黃昏時，獨自通過一道狹窄的后門進入一座空曠的哥特式大教堂，艱難地登上彎彎曲曲的木頭扶梯，爬到高處，在一個特殊的座椅上坐下，開始虔誠地按響一座大管風琴的琴鍵。在經歷了一場理解、共鳴與表達技巧上的艱苦搏斗之后，我終于奏成了像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d小調托卡塔與賦格》（BWV，565）那樣的一首賦格曲。在按完那最后余音裊裊的一個音符后，我真是心潮難平啊。”每次讀到這段文字，我也心潮難平，八旬李先生何嘗不是他筆下那位與大馬林魚搏斗的老漁夫圣地亞哥呢？

晚年的先生對兒童文學起了濃厚的興味，兒童文學的純粹、天真與快樂，讓他笑逐顏開。我邀請他翻譯英國作家米爾恩的兩部代表作，又請他譯辛西婭?賴倫特的作品。先生欣然應允，字字句句，依舊認認真真。

譯完米爾恩的《小熊維尼》，先生反復叮囑我，維尼的名字，要叫“阿噗”，千萬不能用“菩”字。他笑著解釋，“噗”是小熊要吹掉鼻子上的蜜蜂的聲音，讀來生動有趣，效果也滑稽，貼合小熊的憨態；而“菩”字，既沒什么好玩之處，南方人讀來，還像是“阿婆”，實在不妥。他還特意強調：“總之，我不喜歡。千祈不用那個‘菩’字。”想起先生那認真又略帶執拗的模樣，忍不住想笑，浙文版的《小熊維尼》，自然是喚作“阿噗”的。這一個“噗”字，藏著先生的童趣，也藏著他對翻譯的細致，藏著他對文字的那份較真。

與先生的交往，無論是面對面，還是信件交流或電話閑談，都有許多趣事。他對自己的譯作，既認真，又豁達。他曾來信說：“譯文歡迎修改潤色，我是不會有什么意見的。但我的用了些心機之處，如‘藍格瑩瑩的彩喲’‘鄙騾’等，萬望保留，以示還有此種‘調侃、諧謔’式的譯法。”字里行間，幾分對自己譯筆的小執著，讓人倍覺親切。他有時說“完成此書，暫時沒有別的任務，總算可以休息一陣，聽聽音樂，玩玩古董了”，然后告知“最近買到明末清初張鳴岐制的特小銅手爐，才七百元，實為一大斬獲”等，那份興致，躍然紙上。如今定居美國的前同事舒建華，總笑稱先生買的大部分是假古董，圈里不少人也都這么說過，可那又何妨呢？千金難買心頭好，于先生而言，喜歡，便是最好的，便是真的。

先生搬去華威西里后，離潘家園古玩市場近了，更是如魚得水。每次出門，他騎一輛自行車，車前兜里放個竹編籃子，在買面包、水果和蔬菜的路上，拐個彎，去潘家園淘一淘，入眼的就帶回來，把寶貝一一擺弄出來，四方桌上老唱機里傳出巴赫賦格曲的旋律。李文俊先生與張佩芬老師，兩位老人坐在椅子上，就著一杯清茶，或是翻幾頁書，或是輕聲交談，或只是靜靜聽著音樂。窗外是人間煙火氣，室內歲月靜好，神仙也不如他們快樂。

2023年1月27日，先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世間少了一位優秀的翻譯家，我們也少了一位可敬可愛的前輩。那年4月2日，《世界文學》主編高興陪著九十高齡的張佩芬老師等人來到杭州，我們在西湖邊寶石山的純真年代書吧，做了一場紀念朗誦會，以此緬懷李文俊先生。

暮色漸濃，西湖慢慢染上了獨特的“西湖藍”，遠山如墨，湖水如鏡。頭發花白、清瘦的張佩芬老師，在她翻譯的黑塞名作《悉達多》的扉頁上，提筆題簽：“小樂小友，多少年過去了，我們還是‘小友’！”一筆一畫，皆是溫情，仿佛時光從未走遠。

那天的西湖，天朗氣清，伴隨著舒緩的音樂，我們先后朗誦先生譯著中的經典片段，《變形記》的荒誕，《我彌留之際》的厚重，《群星在紫光中旋轉》的浪漫，一字一句，皆是先生的心血。在場的人，都深深沉醉其中，仿佛先生從未離開，只是化作了文字，活在那些經典里，活在我們的閱讀中。

（作者系浙江文藝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