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被寫入“十五五”規劃綱要之際，新大眾文藝迎來了一波發展高潮。

以文學為例，推出了各種以“新大眾文藝”為名的叢書、專欄。花城出版社率先推出了“新大眾文藝叢書”，收入東莞六位新大眾寫作者的詩文集，緊接著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推出《不負星光·新大眾文藝叢書》第一輯，收錄失聰詩人左右的《萬籟俱寂》、油漆工白保林的《駝峰山下》、餃子館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紙煙燃燒的時間》等七部作品，接下來讀者出版集團還將和張慧瑜合作推出“勞動者的詩與歌·新大眾文藝叢書”。《中國作家》《山東文學》《時代文學》等文學刊物也紛紛開設“新大眾文藝”專欄或推出專刊。

但通過對這些作品的閱讀，不難發現一個問題，即作品質量比較參差，有些作品內容單薄且在文學性上有所欠缺，還有作品被爆出“異曲同工”現象，如果按照正常的編輯、出版標準，它們還應該繼續打磨。但眼下各家出版社、刊物為趕上這波風潮，到處尋找能創作、具有鮮明身份標簽的“素人”，迅速把他們的作品結集，雖然看起來熱鬧，但長此以往，有“拔苗助長”的風險，并不利于新大眾文藝的健康發展。

當下，“新大眾文藝”已然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并得到各界肯定，激發了全民族的文藝創造力，衍生出豐富的創作形態。但下一步，應該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新大眾文藝的創作質量，使其不斷涌現出精品，形成一個又一個高峰，由此提振全民族的精神風貌。

作為專業文藝工作者，該如何促進新大眾文藝的高質量發展？我嘗試以文學為例進行探討。

首先，不要因為是“大眾”就降低標準。在面對文學愛好者或素人寫作者時，我們總是不自覺地降低標準，更看重情感的表達而不是修辭的準確、結構的精妙，評論也更多談及創作意義而非作品質量。一是因為我們對于他們的創作缺乏信心，刻板地認為“業余”就不如“專業”，二是缺乏真正適合他們的評價標準，只能生搬硬套。比如新大眾文藝的文學創作更具即時性，內容短小精悍，情感高度濃縮，原來那種百科全書似的、長篇幅、細節聚焦型的經典寫作標準就不適用于他們，他們也很難得到傳統評論界的關注。還有編輯常以成功作品為標準硬套在他們身上，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遞》大火之后，再有素人創作者想要出書，編輯就要求他們向《我在北京送快遞》靠攏，家政女工李文麗就說：“編輯讓我像《我在北京送快遞》那樣改，說要減少‘主觀視角’，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改。”除了不會修改，文本原來的個性色彩也被損失。所以應該制定一個更符合他們創作實際的評判標準。

其次，不要單獨設置欄目、產品線，讓這些作品畫地為牢。現在文學刊物通常給新大眾文藝創作者單獨開辟一個欄目，雖然能讓他們更好地被看到，但也把他們束縛起來，使其總在小圈子里打轉。專業作家的小圈子被人詬病，但“新大眾”也抱團取暖，不看圈外的作品，局限在各自的回音室，失去了更廣闊的討論空間。

資深媒體人邱兵曾進行深刻反思：“在社群與圈層日益細分的環境中，寫作往往只在‘熟人’或‘同好’之間流通，不同立場之間缺乏傾聽，不同經驗之間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藝作為公共對話機制的功能。當寫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難承擔起超越個體經驗的意義。”于是他創辦了一個“所有人創作，所有人閱讀”的公共寫作平臺“天使望故鄉”，有微信公眾號也有雜志書，有文學作品也有人物紀錄片。作為一本新聞人創辦的文學雜志，《天使望故鄉》每期聚焦一個主題進行公共表達，第一期的主題是“中國人的賬本”、第二期的主題是以《明天會更好》為代表的流行音樂，這些主題其實是一個對大部分人產生影響的標記物，每個人都能找到角度切入，在個體經驗的表達中，又達到群體記憶的召喚，同時它又具有一種時代性，通過不同年代普通人日常的微觀視角，記錄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宏觀變遷，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和社會意義。

《天使望故鄉》就像是一個文學社交媒體，讓不同的人群相互聆聽，讓不同的經驗相互碰撞，試圖重建一種公共性。撰稿隊伍里既有專業創作者，又有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匿名網友、學生、教師、國企職員、靈活就業者、公務員……各種身份、背景的人群被放置在一起，平等地講述自己的生命體驗。在形式上，它不以文體進行分類，而是采取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自由形式，有些是工整的文章，有些則是一個帖子、一段話，每個人的表述風格都得到尊重。在傳播方式上，它既有微信公眾號能確保每篇文章的閱讀量，又有紙質出版物滿足普通人想把文字變成鉛字的夢想，還有短視頻拍攝寫作者的創作和生活。這對于局限于紙質印刷、傳統文類標準，且文章之間缺乏關聯的文學刊物提供了借鑒。

第三，專業和業余創作者之間應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專業創作者不光要積極融入新大眾文藝浪潮，發揮自己的專業力量，也要與業余創作者相互借鑒、協同創新。

在京郊的“新工人文學小組”，北京大學教授張慧瑜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不計酬勞、甘于奉獻，為工友們指導創作、編輯文集、購置書籍，幫他們組織活動和征文比賽，邀請自己的朋友前來授課。他還為文學小組發展出謀劃策，利用自己高校教師的身份和對學術、大眾話語的轉譯能力，起到了一個溝通學術與現實、官方與民間的中介作用，既撰寫論文將文學小組推向學界，又接受采訪把文學小組介紹給大眾，讓這群寫作者被更好地看見，獲得尊嚴與認同。

對于許多新大眾文藝創作者來說，他們的創作缺乏一個關鍵環節——“修改”，而這需要專業人士的幫助。知識分子幫助工農修改作品是我國文藝發展一項寶貴的傳統，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曾開辟“大眾習作”欄目，里面不少文章是由原作、編輯的改作和修改說明三部分組成，可以明顯看出通過專業創作者的建議、修改，原作文學質量和思想水平得到了明顯提升。新中國成立后，作家荒草繼續扮演著“修改者”的角色，在他的幫助修改下《高玉寶》這部作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他甘愿做一個幕后的無名英雄。

在“新工人文學小組”里，最受工友歡迎的同樣是修改環節，來自高校的志愿者們對小組成員作品一對一點評，并提出修改意見。近年他們進一步擴大范圍，從第八屆“勞動者文學杯”征文比賽開始設置了“入圍精改”環節，對于每篇入圍作品，評委都會給出詳盡的修改意見，幫助作者在進入終審環節之前繼續打磨，讓最終呈現的作品不留遺憾。

專業創作者不光能幫助“新大眾文藝”創作者提升質量，也能從他們身上汲取營養。近年來，一些青年寫作者開始嘗試寫作現實題材，但在具體寫作過程中暴露出他們對于社會運轉的不熟悉，細節顯得虛假，這是因為他們缺乏對于基層社會的接觸、對現實充滿了簡單想象。但是一些基層文學愛好者有著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真切的現實實感，卻缺乏對熱門議題的關注，文學語言和美學風格都較為傳統。如果能建立一種機制使這兩個群體相互幫助、取長補短，對彼此都會是種促進。

面對蓬勃發展的新大眾文藝，我們在鼓勵的同時還需保持冷靜思考，尊重創作規律。雖然人人都能創作，但想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創作者，除了天賦還需要后天的努力和不斷的練習。社會應該給他們創造更好的環境，不斷挖掘他們的潛力，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

在這過程中，不把他們當成“異類”、人為降低標準，而是摸索出更符合他們創作實際的標準，幫助他們切實提升創作質量，為其創建更公平、公開的展示平臺。然后再下一步，是努力把“他們”和“我們”融為一個整體，形成一種“專業+業余”的新創作格局。而這指向一種對集體協作式的、連接式的新的共同體的塑造，以文藝為紐帶，連接不同行業的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也連接專業與民間、都市與鄉村、中國與世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