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大文學觀已成為一個被廣泛關注的話題，在全國范圍內已展開了諸多深度研討，［1］學者們圍繞大文學觀的價值意義、大文學的內涵外延、大文學與新媒介形態(tài)的關系等內容進行闡釋與爭鳴。這些討論所達成的共識是，對大文學觀的倡導恰逢其時，它熱切呼應著時代的具體現(xiàn)實與發(fā)展需要。在此基礎上，我認為還需要思索大文學觀在今天被賦予了何種新意？在理論話語紛紜的文學場域中，是否存在一種文學實踐能夠對大文學觀構成有力的互動與呼應？本文擬通過新時代小說中“物”的書寫這一微觀路徑，窺見當下大文學觀的蓬勃發(fā)展與實踐活力。

一

縱觀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歷史，大文學古已有之。從先秦時期的文史哲融合、詩樂舞相生的古典傳統(tǒng)開始，中國文學便通過文化資源的交融形成了一種整體性、綜合性的文學樣態(tài)。在現(xiàn)代以來的理論發(fā)展層面，1918年出版的《中國大文學史》被視為“大文學”概念的第一次出現(xiàn)。［2］世紀之交，楊義先生則明確提出建立大文學觀的重要構想，指出“大文學觀去純文學觀的閹割性而還原文學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雜文觀的渾濁性而推進文學文化學理的嚴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長處中，深入地開發(fā)豐富深厚的文化資源”［3］，意在以總體性觀念統(tǒng)觀復雜的歷史、審美、文化的存在，重構中國文學的版圖和地圖。今天，在一個更新的時代語境下，大文學觀進一步產生了新的討論面向和時代意涵。一是關于文學與時代現(xiàn)實關系的深刻認識。面對新的生活現(xiàn)實、社會風貌、文化語境和世界格局，需要以文學的方式達成對這些事實的呈現(xiàn)，書寫出波瀾壯闊的時代中個體的生活體驗。大文學觀的提出使文學變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闡釋系統(tǒng)，能夠有效地處理我們時代最復雜、最鮮活的文化經驗，重新建立起文學與世界、人民、生活的有機聯(lián)系。正如李云雷所言，“‘大文學觀’是新時代文學牢記‘國之大者’的表現(xiàn)”，“我們需要將個人生活與時代經驗結合起來，重建‘大生活觀’與‘大文學觀’，關注時代、中國與我們每個人生命體驗的變化”［4］。二是關于文學古今貫通的縱深理解。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推動中國風格的文學生成，是文學發(fā)展的題中之義。在大文學觀所建立的古今一體文學譜系中，古代資源的當代激活和傳統(tǒng)文學的現(xiàn)代化更新獲得了新的可能，當代的文學實踐從“文學自覺”轉向更為宏闊的“文化自覺”。可以說，大文學觀在發(fā)展中愈辨愈明，其時代意涵指向了現(xiàn)代視野下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豐富，它將文學放在一個多元復雜的文化、歷史場域中進行重新審視，敞開了思想視域與精神境界。

同時，大文學觀不僅是一種宏闊的關注復雜現(xiàn)實、媒介發(fā)展與時代語境的總體性觀念，也是重新觀照文學的方式、進入文學研究的路徑和方法。所以，在理論探討已經形成了基本認識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探詢文學觀念與具體實踐的互文、互釋。以大學觀觀照當下文學的發(fā)展事實，能夠看到新的時代語境變化、數(shù)智技術革新、藝術形態(tài)交織催生著文學的多種可能，那么選擇何種樣態(tài)的大文學作為可供互證的對象？我認為，大文學觀的“大”指涉文學之外豐富的存在，而“文學”仍然指向文學本體。今天所討論的大文學應是在多種文化、知識交融背景下，文學的內部生長而非外部疊加，唯有如此才能夠在復雜的坐標體系中確立文學自身的位置，在混融中辨析出文學的尺度與邊界。“我理想當中的文史互證，還是離不開我們的文字所構成的那個文學的世界本身，不管進入到多么廣大的領域里邊，最終我們的任務還是為了解釋眼前的文字、作品。”［5］從而，有必要從文化的總體性認知出發(fā)，對文學的具體現(xiàn)象進行微觀認識，在喧嘩的外部場域中辨識源自文學的內在律動。

二

在新時代，對“物”的重審和抒發(fā)是小說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的一種重要現(xiàn)象。賈平凹、阿來、王安憶、葛亮等不同代際、風格的作家，在小說中不約而同地顯現(xiàn)出對“物”的關注。如果我們將這種文學內部的變化放置在大文學觀的視野中，便會清晰地看到許多作品借由“物”建立起了文學與現(xiàn)實經驗、社會生活、文化知識的緊密聯(lián)系。可以說，這些“物”的書寫映射出文學的向外轉向與延伸。

其實，文學作品向來離不開“物”的書寫，以往的作品也從不缺乏對“物”的呈現(xiàn)。而新時代以來的“物”書寫小說的不同之處在于，“物”本身所具有的敘述力量和審美價值得到承認，“物”成為被敘寫的主體，從元素變成了結構之一。這類作品由“物”衍生出文學與日常生活、社會現(xiàn)實和時代歷史的多向關系。比如，葛亮的《燕食記》寫食物、徐風的《包漿》寫紫砂，這些“物”是藝術更是生活，是最接近民生的部分。《包漿》中有這樣一句話，“包漿，就是人和器物結下的緣分。過日子的誠意，留在物件上，才是包漿”［6］。在這里，人、物、生活情感凝結為一，由“物”所連接的眾生喧嘩的外在世界，以及與之相應的審美觀、生活觀一并進入了文學。在社會現(xiàn)實方面，“物”的書寫則與“當代中國社會的科學發(fā)展進程、求實務實觀念以及社會常識滲透是息息相關的，而且代表著現(xiàn)代情感的延伸以及民主觀念的深化”［7］。上述對生活之“物”的倚重是當下中國人務實、求真的有效呈現(xiàn)，也是對社會物質發(fā)展的積極回應。而這些“物”之來源和人類的生產與創(chuàng)造、實踐與探索直接相關，莫不是人類建設與改造世界的呈現(xiàn)。在時代歷史面向，邱華棟的《空城紀》由空城和其中的帛書、絲綢、簡牘、銅錢等文化之“物”所映射而出的漢唐氣象，以及由古城故事延伸到當代的敘事設置，是在“物”的實感中追蹤歷史遺跡、觀照當下現(xiàn)實。特別是，由“物”所牽引出的掘進人物與盛世強音，包含著共同體意識的審美表達，它與現(xiàn)實社會生活和時代氣象產生了密切交互，從而使這些“物”具有了當代性的價值、意義和指向。可以說，“物”本身關聯(lián)的事實和所承載的觀念，勾連起當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狀況。

此外，“物”的范圍之廣，延伸出了文學與其他知識、資源的聯(lián)動。當下的“物”書寫包括植物、動物、文物、器物等，這些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等跨學科、知識性的內容拓展著文學的邊界。比如，李洱《應物兄》將儒學、哲學、生物學、藝術史、古典文獻等龐雜知識系統(tǒng)編織進敘事網絡，使“物”成為貫通古今中西的思想容器。小說在“物”與“知”的互文中，建立起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敘事結構，展現(xiàn)出知識融合所帶來的敘事廣度與思想厚度。王安憶的《考工記》則細致記錄了老宅的建體建法、建筑樣式、深淺浮雕、修葺改造，折射出作者書寫一部“小小的營造史”的考量。小說的命名與戰(zhàn)國時期記錄手工業(yè)規(guī)范和制造工藝的《考工記》相同，不難看出作者在技藝、技術、器物等物質文化方面的敘述意圖。再有，“物”還觸發(fā)了更多的跨學科、跨藝術形式的延伸，金宇澄的《繁花》中那些城市地圖、器物細節(jié)等“博物畫”，賈平凹《消息》中的江河村中圖、嶺上動物畫，都為文本自身提供一種互文性的解法。當下大文學觀的提出，其中包含著學科、藝術形式等諸多方面的交叉與聚合，上述文學與藝術、科學等的交融，標示著文學回歸到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大觀念中。因而，“物”書寫成為快速變遷的中國社會物質文明與知識形態(tài)的文學介質，這種跨學科、跨文化的視野最終實現(xiàn)的，是審美的豐富和認知的深化。總體而言，通過“物”的多重勾連，文學在堅守自身主體性的同時不斷向外延伸，探索出一條與大文化相融合的路徑，為我們理解復雜世界提供了兼具感性細節(jié)與知識深度的多維可能。

三

“物”的書寫還顯現(xiàn)出當代作家對中國古代文化傳統(tǒng)的自覺返歸，《詩經》以物起興，《山海經》構建風物與神話交織的奇異地理志，《博物志》“博物洽聞”且包羅萬象，這些都構成了中國敘事中獨特的“物”書寫傳統(tǒng)。然而，中國小說自近代以來在理論觀念與文體實踐上的以西方為參照，使得博大淵深的“物”書寫傳統(tǒng)隨之式微。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愈發(fā)自覺地賦予“物”以主體性地位，深入開掘“物”書寫的重要傳統(tǒng)，這呈現(xiàn)出一種回歸本土敘事資源、激活中國美學基因的寫作自覺。作家們從古典文學中汲取養(yǎng)分，使“以物觀時”“以物觀世”“以物觀人”的敘事與寫作方式，在當代小說的土壤中重新獲得活力。比如，葛亮的《燕食記》以一道蓮蓉月餅的百年流變，窺見世道人心的滄桑與時代風云的流轉。在這里，食物不是口腹之欲的載體，而是成為時間的具象存在，歷史在物性中的遷延沉淀。王安憶的《考工記》則構建了人與宅的雙重敘事主體，在人與物同構與對照中，物與物的聯(lián)結、物與人的貫通，共同構成了一個以物透視文明的整體性文學樣本。這些作品體現(xiàn)了“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fā)”的心物交融、物情互動。作家們通過“物”敘事的傳統(tǒng)，在“物”與人之間進行著主客互動的藝術轉化，更在古典與現(xiàn)代之間構建起美學的連接，彌合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與傳統(tǒng)敘事資源之間的隔閡，為中國文學在全球化語境中找到自身的敘事聲音。

當代作家所重啟與接續(xù)的，不僅是一種書寫的技藝，更是一整套關乎“物”的哲學觀照。“物”成為牽引豐沛古典思想資源的線索，串聯(lián)起儒、釋、道哲學對世界與存在的深刻體認，也探尋著一種重新觀察并進入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路徑。如賈平凹《山本》中的天地自然、草木飛禽，共同構筑出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場域，其背后包含著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齊物哲思。在這個意義上，這些以“物”為書寫核心的小說，已然超越了題材本身，兼容了古代文學觀念中那種與天地共感的博大胸懷。這些作品并非對古典資源的簡單襲用，而是通過“格物”以求真，借“齊物”以達觀，在古今思想的碰撞交融中，嘗試實現(xiàn)文化生命的一種整體性重構。尤其是，新時代作家在繼承傳統(tǒng)寫物風尚的基礎上，也致力于將古老的“物我之思”置于現(xiàn)代語境之中加以激活與重釋，使其成為回應現(xiàn)實、安頓生命的敘事力量。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以“一把刀”所承載的個人微末記憶，與“千個字”所象征的宏大歷史敘事展開對話，從而賦予日常經驗與個體存在以平等敘述。阿來《云中記》的“物”不僅是宗教儀軌的道具，更是面對自然巨變與文明創(chuàng)傷時，人所尋求的精神依憑與敘事依托。小說將莊禪思想中“萬物有靈”的傳統(tǒng)觀照，置于地震這一現(xiàn)代災難的現(xiàn)場，使“物我之思”在生死邊緣和生態(tài)危機中迸發(fā)出深刻的當代性。以上種種，正是“大文學觀”在當代文學實踐中的具體映現(xiàn)，它打破文學自限于審美或形式的單一視野，重新將文學根植于文化整體與哲學思辨的土壤，在接通古典資源的同時，直面并書寫著我們時代的復雜經驗。

新時代小說對“物”的重審與抒發(fā)，既是文學緊密契合社會現(xiàn)實、時代經驗的“向外轉”，也是接續(xù)并激活本土敘事傳統(tǒng)、哲學精神的“向內求”。這些“物”的書寫，顯現(xiàn)出大文學觀的時代意涵與實踐活力。它啟示我們，一種既具現(xiàn)實關懷又富歷史深度的“大文學”，正在這些對“物”的細致端詳與深沉思考中，悄然成形。

注釋：

［1］如2025年8月30日舉辦的“純文學觀與大文學觀”座談會；2025年10月25日舉辦的“越界與想象：‘大文學觀’視野中的當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館·學術青年工作坊；2025年11月11日舉辦的“大文學觀的疆域重繪與理論可能”研討會，等等。

［2］賴大仁：《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研究的轉向——近年來“文化研究轉向”問題討論述評》，《江漢論壇》，2004年第7期。

［3］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文學遺產》，2003年第5期。

［4］李云雷：《新時代文學要有“大文學觀”》，《光明日報》2025年11月5日，第14版。

［5］李怡：《從“民國文學機制”到“大文學”觀》，《當代文壇》，2018年第3期。

［6］徐風：《包漿》，譯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179頁。

［7］曾攀：《物·知識·非虛構——當代中國文學的“向外轉”》，《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