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飛:大文學觀與青年寫作
大文學觀似乎是針對純文學觀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事實上也并不完全是新概念。因為文學這一概念在中國近代之前一直是大文學,有“博學古文”“文章博學”“學問”“學術”等多重含義,如章太炎所說的,“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可以說,這是一種泛文學觀或大文學觀。受西方文學概念和文學史觀的影響,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大多數中國文學史都以純文學的演進作為建構中國文學歷史的主體線索;20世紀80年代,文學選擇“向內轉”;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學日益追求文學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純文學觀為當代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也導致文學越來越專業化、技術化、小眾化和精致化,變成了“小文學”。這顯然是和這個大時代、和要表現的“國之大者”相抵牾的。
大文學觀是近年來中國文學研究領域針對傳統文學觀念局限提出的革新性理論視角,其核心在于突破西方純文學框架與文本中心主義,重構更具包容性和本土性的文學認知體系。之所以提出這一概念,我想是和當下這個全媒體時代密切相關的。毫無疑問,全媒體化生存正在或已經成為全社會、全體大眾的存在方式,由此也必然帶來文學存在方式的巨大變革,最顯著的變化是文學性的蔓延與讀者身份的擴容,即文學不再只是語言建構的“小文本”,而成為多媒體、跨媒體建構的“大文本”;讀者不再只是單純的紙質文學刊物的閱讀者,也不再只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成為走進影院或劇場、欣賞橫屏或豎屏,并以彈幕、留言、直播等各種形式發聲的“闡釋者”“評價者”、文藝現場的“介入者”,乃至成為新大眾文藝的創造者。
在當下環境中,作為精神生產的文藝進入更加便捷、豐富的傳播路徑,文學作品不再是以語言建構的單一文本,而成為融合語言、聲音、圖像等為一體的多媒體文本,其傳播形式也不再以語言符號直達讀者,而是以符號轉換實現衍生文本的再生產,通過電影、電視、戲劇、游戲等各種形式的改編轉化(如中國作協“遷徙計劃”),實現文學價值的最大化和文學意義與影響的累積增值。比如近些年爆火的劇集《人世間》《我的阿勒泰》《生萬物》以及電影《哪吒2》、游戲《黑神話:悟空》、越劇《我的大觀園》等,分別改編自梁曉聲、李娟、趙德發的小說和散文,以及經典小說《封神演義》《西游記》《紅樓夢》等。文學轉化的繁榮充分說明了文學文本在全媒體時代具有巨大的IP價值和文本孵化價值。與此同時,文學性也隨著技術媒介和消費社會的升級、隨著文本的商業價值和社會影響力的提升而逐步蔓延開來,文學文本因為影視劇的符號轉換而獲得生生不息的再創造,影視劇文本因為文學賦予的文學性而獲得值得信賴的、純正高雅的美學品質,文學成為了“原石”,成為了“大文學”,這構成全媒體時代文學生產的一種典型現象。
文學性的蔓延和讀者身份的擴展,使文學不再以作家作品為中心而存在,而是首先作為一個事件而存在,文本自身的價值不再是唯一的,作家自身的身份也不再那么舉足輕重。反過來說,衍生文本和一般讀者在文學意義和價值生成過程中的權重增大了。一部小眾的純文學文本因為影視劇的改編而獲得大眾的極大關注,一個默默無聞的作者因為一段聲淚俱下的感人視頻而獲得大眾的同情和點贊,比如,名不見經傳的劉楚昕本人的人生經歷、情感歷程而非作品成為讀者觀看和消費的對象,50萬冊的銷量并不能代表其作品《泥潭》本身的藝術質量,正如票房和流量的高低并不能真正代表藝術價值的優劣,但卻能表明今日之讀者對文學話題性傳播的接受度,表明今日之文學在全媒體時代的處境。
在這種大文學的語境下,作家何為?青年作家何為?
首先當然是“守圈”,即守住自己的純文學陣地,用作品說話,不要太急功近利,更不要抄襲。這就需要作家沉潛到社會生活的根部和歷史的深處去,從自己獨特的生命經驗和人生體驗中生長出豐富的情感與深刻的思想,正如石一楓所說,對于作家而言,關鍵是要在作品中呈現寫作者關于生活的新觀念、新觀察視角,為讀者提供獨特的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因為“說出別人說不出的話、看到別人看不出來的道理與邏輯,放在任何一個領域都特別寶貴”。
其次是“破圈”,即要從純文學跨向大文學,從文學走向文化。我常說作家不應只是個人心靈的保姆,而應當是整個世界的回聲;文學不應只是個人放縱的低語,而應當是人類真善美的共聲。文學文本可以也應當成為一個文化文本,作家可以也應當成為一個有擔當的文化學者。這就要求青年作家必須練好內功,提高文化素養。畢飛宇曾說過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作家過了40歲,才華就幫不了你了,你再倚仗自己的才華是愚蠢的”。按我的理解,一個作家不能只靠才華或想象力寫作。在今天,較高的文化素養、較好的理論修養、扎實的語言基本功、超強的閱讀力和洞察力、開闊的眼界與心胸,尤其是強烈的問題意識、歷史意識和形式意識,這些綜合實力將決定一個作家究竟能夠走多高、走多遠。
最后想說的是,無論時代如何變化、媒體如何發展,專業作家與專業讀者(評論家)都應該如評論家李敬澤所說的那樣,要在整個藝術格局中去思考文學能提供什么樣的創造性方法,并且都要在與普通讀者共享文學創作權利的同時,自覺擔負起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