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歷史學家、歷史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編輯壽紀瑜先生剛剛度過99歲壽辰，在中國傳統文化習俗中，可以稱其為“百歲老人”了。她的社會知名度似乎不是那么高，即使在人教社，她也只是一位不顯山、不露水、衣著樸素、少言寡語、行事低調的老編輯。但在這“沉默”的冰山一角之下，稍加考究一番，則不免要驚嘆她難得的“世家傳承”和“學術品格”。

江南望族 燕大才女

壽紀瑜是紹興名門——壽氏家族的后代。新中國的孩子，對紹興的了解，可能主要來自語文課本中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先生在這篇文章中，為我們刻畫了一個嚴肅而“可愛”的夫子形象——壽鏡吾先生。這位老先生絕非虛構人物，他就是壽紀瑜的曾祖父。這位“方正、質樸、博學”的先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生動的老師形象之一。魯迅先生通過他，入木三分地勾畫了當時中國傳統啟蒙教育的特征。

作為名士與塾師，壽鏡吾是紹興當地一位正直、清高的秀才。因不滿晚清腐敗，絕意仕途，一生坐館教書長達六十年。他與魯迅一家情誼篤厚，也非常賞識少年魯迅的聰慧與勤奮。魯迅父親病重時，他曾推薦民間醫生，表現出真誠的關心。魯迅赴南京求學，乃至后來回鄉任教，都曾去拜訪他，他們的師生情誼持續終身。

壽紀瑜的祖父壽鵬飛，曾是清末的“朝元”（清代科舉進士朝考一等第一名稱“朝元”），民國時期成為著名的學者。少年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壽鵬飛也教過他八股文。他思想開明，曾借給魯迅《明季稗史》等課外書。后來兩人在北京工作期間多有交往，《魯迅日記》中提及他達52次。1936年魯迅逝世，他曾撰寫挽聯悼念。他是當代著名方志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紅學家。壽紀瑜的父親壽羲民畢業于復旦大學，也是一名優秀的學者。他精通英語和法語，曾在國民政府駐外使領館任職，后在廈門大學執教，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工作。壽羲民的夫人，即壽紀瑜的母親馬仰班，是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的女兒。

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中成長，對壽紀瑜的精神品格和學術道路具有巨大影響。而壽紀瑜的生活伴侶戚國淦也是著名的歷史學者，他是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之一，也是我國著名的世界史學者和翻譯家。夫婦二人在學術上相互扶持，是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學術伉儷，在史學界傳為佳話。

壽紀瑜的青少年時期是在北京度過的。她的父母因工作原因，曾常年旅居海外，她自小跟祖父壽鵬飛夫婦生活。在家庭深厚文化氛圍的耳濡目染下，對歷史和外語都產生了濃厚興趣。抗戰勝利后，她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1949年畢業。隨后她又攻讀燕京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師從著名史學家齊思和。也就是說，青年時期壽紀瑜接受的是系統的、專業的、中西合璧式的精英教育。

燕京大學西語系的前身英文系，于1920年代初期創立，是燕大最早設立的學系之一。這里匯聚了眾多中外知名學者，形成了語言訓練與文學教育并重、中西文化融通的教學特色。燕京大學歷史系研究院，是燕京大學在20世紀上半葉設立的高層次史學人才培養機構，它不僅是現代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先驅之一，更培養了一大批奠定中國現代史學基礎的著名學者。其師資堪稱一時之選：主任洪業（洪煨蓮），負責文科研究所及歷史學系，知名教授包括中國通史大家鄧之誠、古文字學家容庚、中西交通史家張星烺等，還有講授西洋史的外籍教授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壽紀瑜這一優越的求學經歷——燕京大學英語系和歷史研究院研究生的學歷組合，為她隨后的職業選擇和終生事業追求奠定了堅實基礎。

十年磨一劍 杏壇獻春秋

壽紀瑜的主要職業生涯投入了歷史教育領域，長期參與中學世界歷史課本和中學英語課本及相關教學用書的編寫工作。她將深厚的歷史學養和語言功底，轉化為適合中國學生學習的教材，影響深遠，貢獻巨大。

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末，壽紀瑜參與編寫了各類歷史教科書和配套的歷史教學參考書，在中小學歷史教育方面傾注了巨大心血。在人教社成立七十周年的紀念文章中，她回憶了自己編寫歷史教科書的感受：

編教材是一項嚴肅的工作，責任重大，它又是一項細致的工作，需要推敲，尤其不能出現差錯。工作中我感到不足之處首先是自己限于水平，未能做到深入淺出。而且每次編書，我總感到急促，尤其是“文革”前常有運動，而教科書必須課前到手，絕無推遲供應的余地，因此即使加上業余時間，也仍然很緊迫……

這段回憶，有幾個看點：她十分謙虛，對自己要求很高，唯恐自己水平有限，不能做到“深入淺出”；“文革”以前，過多的政治運動，造成認真寫書的困難，時間緊迫，總得爭分奪秒完成編寫。

與壽紀瑜曾經共事的人教社歷史室同事，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她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專注學術、心無旁騖。大家記憶中，她總是端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低頭讀書、安靜寫作，認真編校書稿。不時，她停下筆來，遠望窗外，實際是在思考問題。除非開會，她很少開口。即使是必須發言的討論會，她也從不夸夸其談，而是抓住要領，點到即可。

讀她編寫的課文，特別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內容，總是感佩她深入淺出、游刃有余的文風，因她早已把有關歷史的原始資料爛熟于心。另外，她的手寫書稿總是干凈利落。那一手清麗典雅的鋼筆字，讓人賞心悅目，贊不絕口。

除此之外，壽紀瑜也曾是人教社英語教科書的編寫者，是新中國英語教材建設事業的奠基者之一。根據該社編審劉道義的回憶：人教社成立外語編輯室（包括英、俄語兩個組）后，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任外語編輯室主任。因為壽紀瑜是燕京大學外語系的高材生，特別從歷史室抽調來新組建的外語編輯室。

1963年，教育部頒發《中小學全日制十二年制新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責成人教社編寫十二年制中學教材。當時英語教材的編制工作是在許國璋、劉世沐等專家指導下，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前后經驗教訓、比較英、美、日、蘇聯的英語教材基礎上進行的，并作了大量調查研究。這套《初級中學課本 英語（1963年新編）》從1963年秋季開學在全國普遍使用。使用時間雖短，但得到了業界的普遍認可和師生的好評，被認為“1949年以來所編中學英語教材以這套質量為最好”。無論從編者隊伍、教材內容，還是編寫理念、練習設計，該教材可稱得上是中國教材探索期英語教材的典范。壽紀瑜也為這套教材的編研出版貢獻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2020年11月，作為新中國第一批教材建設者的老同志代表，壽紀瑜和另外9名人教社老編輯、老出版人，集體向習近平總書記致信，代表全社同志匯報了人教社70年來履行編書育人使命的情況，表達了為繁榮我國教育出版事業貢獻力量的決心。習近平同志給予了親切回信。

卅年究一詞 譯林傳佳話

在歷史、英語教科書編寫者的身份背后，壽紀瑜最有重量的身份是西方古典名著翻譯家。解放初期，隨著1956年“雙百”方針的提出，知識界研究空氣開始升溫，譯介西方學術著作的需求也提到日程上來。在1958—1966年的八年中，商務印書館出版外國哲學、社會科學翻譯著作，屬于名著范圍的有395種，形成了1949年以來第一個譯介世界學術名著的高潮。壽紀瑜就是在這個時期進入了經典名著翻譯領域，并在其中樂此不疲。

古典名著翻譯難度極高，極其耗時耗力，往往一部書需要很多年方能完成，產量很低。比如，壽紀瑜與夫君戚國淦合譯了《法蘭克人史》，這部歷史著作通常被認為是法國歷史的重要早期記錄。它記載的時期不僅是法國歷史的開端，也是歐洲中世紀歷史早期的關鍵階段。戚國淦曾在自述中提到，《法蘭克人史》是他們“爭取譯出一系列的中世紀名著計劃的一部分”。這部譯稿在“文革”動亂時期完成后，曾“深藏篋中”，直到改革開放后才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前后歷時23年。另外一部《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是研究英國早期歷史最重要的原始資料，由壽紀瑜獨譯，依據的是懷特洛克（Dorothy Whitelock）的英譯本，戚國淦特別為它作了內容極為詳盡的序，也算是夫婦二人合作的成果。

說到這里，我們聯想到1949年后中國的學界，特別是文學藝術界，曾經存在眾多的翻譯伉儷，如楊憲益和戴乃迭，代表譯作是《紅樓夢》《儒林外史》和魯迅作品全集等，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錢鍾書和楊絳，他們進行多語種翻譯，代表譯作有《毛選》及毛澤東詩詞和《堂吉訶德》；蕭乾和文潔若，進行英語和日語文學翻譯，代表譯作有《尤利西斯》；馮至和姚可昆，進行德語文學的研究與翻譯工作；還有俄羅斯文學翻譯家汝龍和文穎，汝龍以翻譯契訶夫全集聞名，夫人文穎也從事俄語翻譯。而壽紀瑜和戚國淦兩人可能不像那些文學翻譯夫婦廣為人知，但在史學界和學術翻譯界，他們因深厚的學養、嚴謹的態度和對學科建設的奠基性貢獻，而備受尊敬。

壽紀瑜翻譯生涯中最有名的事跡，是“卅年究一詞”。《法蘭克人史》1981年第一次出版，后來不斷重印。幾年前，她在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時回憶說：“這幾十年我一直在查找書里的問題，有些問題我也搞不清，老在查，這幾十年我都下不了決心要不要改，有的問題一直到30年后我才查出一個結果來，一有重印機會我就改一次。最近我不會改了，我總算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最為經典的是她對“bread”一詞翻譯法的窮究不舍。按照常規的理解，這個詞應譯成“面包”。她說：“我也沒想到還要翻成別的。而且書里面有個人是做面包的，也提到面團需要發酵。”有一次，她參加一個相關的學術會議，有人在發言中說天主教是用面餅，基督教用的叫面包。壽紀瑜說：“宗教方面我一點都不懂，全書好幾十處‘bread’都翻成了‘面包’。我就急得不得了，那時候書出沒出我也忘了，萬一我改錯了不就全錯了嗎？也沒敢隨便改，到處查也沒查著。都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人家外國人不寫這方面的介紹文章，更沒人研究那時候圣餐吃什么的問題。”

壽紀瑜回憶書出版之后的許多年里：“只要去圖書館，我就查，有時候是專門去查，有時候是查別的問題時順便查。有時候甚至是瞎查，工具書架上大部頭的宗教和歷史書一本一本地翻。”某次，她偶然在一堆工具書里看到一套《天主教百科全書》，查“圣餐”詞條，依然是沒有結果。但在“bread”詞條中，她終于找到了自己一直以來追尋的內容：1054年東西教會分裂，天主教與東正教分家，而在11世紀中期以前，西方都是吃發面的面點。當時居民生活條件普遍較低，圣餐中不可能有不發面的面點。壽先生這才有了如釋重負的感覺：“有了這個根據，我也不管他說得對不對，就把有關的注釋改了，并說明是根據什么而來的。”

除“bread”一詞外，她最注意的是英文里的一詞多義。她說，“外文表達沒有問題，比如cousin，中文可以譯作表兄妹、表兄弟、堂兄妹、堂兄弟。像uncle這種，管你什么關系，外國就這一個詞，中文可以是伯父，又可以是叔父，又可以是舅父，又可以是姨父，又可以是姑父，起碼有五個。這種情況下，不知道中文該怎么譯，你總不能瞎說一個”。要解決這樣的文化差異問題，沒有其他任何捷徑，就是下笨功夫和苦功夫，去海量查詢各種背景資料，找到直接的依據，以求更加精準的表達。

戚國淦在《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的序言中“舉賢不避親”，毫不吝嗇地贊揚了夫人嚴肅認真、不厭其煩的治學精神：本書譯者學風嚴謹，為了減少重復，便于閱覽，翻譯工作依據懷特洛克和塔克編譯本，并參照加蒙斯韋編譯本新版進行，歷時多年，臨到完稿，又見到新面世的斯旺頓編譯本，于是再以譯稿與此新版本對校，又經半載有余始告完工……

壽紀瑜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極為低調和謙虛。她說：“我就是下點笨工夫，談不上精到。”對于她所翻譯的《法蘭克人史》和《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被收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意義，她看得也很平淡，心緒也很平靜：“商務印書館的這個系列涵蓋不同學科，都是西方經典名著，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它的翻譯出版，確實能提高中國的學術水平，而且這些著作，西方大國也都有成套的譯本，中國也應該有那么一套。”事實上，他們夫婦二人“幾十年磨一劍”翻譯過來的這兩部西方經典歷史著作，因為語言古奧，卷帙浩繁，年代跨度上千年，涉及知識領域極廣，各類生僻的名詞、術語連篇累牘，曾經讓許多翻譯者都望而卻步。他們攜手“翻過”了這兩座高峰，也為中國的歷史研究者和廣大讀者奉獻了用之不盡的文獻寶藏，堪稱功德無量、善莫大焉。

壽紀瑜的堂妹壽紀芳回憶道：“我小時候聽母親說起紀瑜姐姐，總是離不開‘讀書’兩字。我們家族里有文化的人不少，但大家公認她才是真正的讀書人。”一開始壽紀芳并沒有太在意這個評價，直到她在稽山中學念書時，看到教材編者一欄中印有“壽紀瑜”三字，才意識到自己的堂姐原來如此厲害。“在‘壽家臺門’家族微信群里，說起壽紀瑜從事翻譯的經歷，說起她嚴謹的態度，以及譯著的累累碩果，后輩們總是抱著一種敬仰、學習的心態，認為她是壽氏家族后人的楷模。”

總之，壽紀瑜代表了老一輩學者專注、嚴謹、為學術奉獻終身的風范。她和愛人戚國淦殫精竭慮、共同致力于中國世界史學科，特別是中世紀史的研究與史料建設。他們的工作不僅提供了準確的歷史文本，其過程本身也是對學術規范的崇高詮釋。無論是歷史教科書編寫過程的“十年磨礪一劍”，還是古典著作翻譯的“卅年窮追一詞”，精神都殊為可貴，正如：

絳帳傳薪七十秋，蘭臺秉筆志方遒。

譯林雙璧光青簡，史苑千章育雋流。

陋室長懷松竹節，寒窗未減鳳凰儔。

白壽猶照春蠶影，桃李山河共仰眸。

（感謝人教社王夢昊同志幫助收集相關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