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殊是一個純真又充滿書卷氣的人，她的眼睛像孩子般清澈。和其他文體相比，她似乎更適合寫兒童文學，文字干凈優美、不含雜質、玻璃種翡翠一般透明。

蔣殊是一個透明的人，所以有透明的文字。她在寫作時雖然克制，但依然能感覺她深深浸入的感情。愛、痛、眼淚、悲憤就像水一樣滲入文字，讀起來能夠觸動心弦，并生成裊裊余音。

新出版的《紅手印》是《紅星楊》的姐妹篇，同樣以她的家鄉革命圣地“紅色武鄉”為背景，同樣以兒童視角書寫太行山上的抗戰故事。

但和《紅星楊》相比，她的寫作風格發生了較為明顯的改變。《紅星楊》的語言帶有散文化特點，充滿了深深的詩意，抒情唯美，對很多情節進行了浪漫的想象。而《紅手印》的語言風格變得簡潔明練，敘述更加小說化，對情與景的渲染少了很多，她將情感隱藏在文字背后。在結構上，她摒棄了《紅星楊》那種直接呈現的方式，而是將文筆的“鏡頭”拉到現實生活中，以課堂上寧老師留作業——尋找發光的人為開端。由此引出安然帶著兒子林一諾回到武鄉，通過安然的奶奶、林一諾的太姥姥柳月杏來尋找發光的人。

九十一歲高齡的柳月杏展開回憶，她的回憶成為小說的主體。結尾柳筐筐從羊皮中找出抗日合同，并告訴大家她就是故事中的柳筐筐，而林一諾也終于明白他的太姥姥就是那個發光的人。這個結構并不新奇，和電影《泰坦尼克號》是相似的。但蔣殊為什么要這樣建構呢？我想大概出于兩點：

一是銘記歷史。在第二章“少年采訪團”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就是當小楊記者讓柳月杏說說日本侵略的事時，“聽明白的奶奶竟然不說話了，臉立刻陰下來，將頭扭向窗外。”過了好長時間，老人才說：“說那些干啥？”當安然再次懇求奶奶時，老人依然很堅決，說：“知道那些要干啥？又不是好事！”這個細節如果來自蔣殊在采訪過程中遇到的某個真實事件，放在小說中，也有不同凡響的象征意義。這個象征意義是我們敢于面對一個民族不愿回首卻必須銘記的痛時，才能夠偉大，才能夠實現騰飛。而文學要承載這種痛，蔣殊并非為了寫一些抗戰年代的大英雄，反之，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蔣殊在寫痛，也許那些烽火歲月在他人看來是一份不錯的紅色經歷，然而，凡是真實經歷過的，對他們來說，都是痛。

二是對抗歷史虛無主義。蔣殊以老人回憶的方式來切入，是為了強調真實，她要將讀者帶到一個在場的、真實的語境中。也許正是這一點，讓她改變了寫作風格，語言上更加客觀化、更為冷靜。可以看到，蔣殊為了還原歷史的真實場景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很多細節都不是想象能夠想出來的，除非經過大量的走訪調查才能得到那種翔實而準確的細節。在對普通百姓和日本侵略者的刻畫上，蔣殊既沒有丑化侵略者，也沒有神化抗日群眾，她力求真實地呈現每一個人。蔣殊讓讀者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際，有那么一批小人物，他們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對抗兇殘的侵略者，他們的事跡不容否定，他們的精神讓人永遠銘記。我們不能忘卻歷史，我們要堅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侵蝕，守護好民族的精神家園。

三是樹立精神豐碑。在抗戰中，不論是可歌可泣的英雄，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不管他們是付出了生命，還是流出了鮮血；不管他們以哪種方式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抗爭，都是可敬的。在蔣殊的文字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那些小人物的痛苦與不屈的堅韌，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和絕望，從而更加珍惜和平。那些小人物，他們同樣是發光的人，他們同樣是偉大的人。我想，蔣殊在《紅手印》的寫作中，無論是藝術感染力，還是思想深度，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四是宣揚革命圣地“紅色武鄉”的文化意義。蔣殊在小說中刻意安排了一場回鄉之旅，讓讀者跟隨安然、林一諾回到武鄉，進行一場歷史的對話。武鄉，被稱為“沒有圍墻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這個紅色地標，在抗戰史中有著不容置疑的特殊地位，抗戰時期，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上百個黨政軍機關長期駐扎于此，是華北敵后抗戰的指揮中樞。蔣殊是武鄉紅色文化的打撈者與傳承者，她在搶救歷史，采訪那些年事已高的革命老人，搜集第一手資料。《重回1937》《時隔80年的對話》《紅星楊》等等都是在用文學的方式傳承歷史，反哺家鄉精神文明建設。她讓紅色地標散發出文學之光，讓更多的讀者了解武鄉的紅色文化。

和《紅星楊》相比，蔣殊在《紅手印》中更加注重細節的真實性。她不但進行了細節的捕捉，還進行了精準地打磨。正是這樣，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細節，在蔣殊的筆下，匯聚成承載著苦難與希望、殘酷與溫情的河流，從而獲得了一種直抵人心的真實力量。

柳筐筐的娘做月餅的細節堪稱苦難中的詩意。做月餅用的那種紅糖并非今天的松散的紅糖，而是一種堅硬的紅糖塊，需要敲下一角，再打碎，加水揉搓。“不知道過了多久，被娘細細揉搓過的一塊紅糖變成稀稀的半碗紅糖漿。”沒有餡料，沒有繁復的工藝，一團面，一個梨木刻成的月餅托就承載起了“圓”的希望。這種簡易的月餅做法，非經考察是想象不出的，那是時光中苦難的記憶。而柳筐筐脫口而出的“圓”卻成為一個反諷，在這之后，因為日本侵略者的到來，一家人分開了。但是蔣殊又是在寄寓一種美好，那是一種希望和期盼，是黑暗時刻的光和暖。

娘生了兒子，柳筐筐去報喜時，姨姨的態度體現了戰爭陰影下的真實人性。日常生活中，添丁進口本是家族的大喜事，姨姨本應感到興奮和驚喜，然而她只是表現出一種輕描淡寫的態度。因為這個時刻，是全村人即將轉移的、日本侵略者即將到來的危急關頭，所以喜悅被巨大的恐懼與不安所籠罩，這種看似不正常的態度卻成為戰爭狀態下人們心理失衡的真實寫照。蔣殊寫得越是冷靜客觀，那種悲情越是深徹，反而凸顯出巨大的文本張力。

“第一隊，老人、婦女和孩子；第二隊，牛羊牲畜隊；第三隊，中青年男人。”這是杏里村村民轉移場景的描寫，沒有混亂，沒有喧囂，只有井然有序的隊伍。這個場景必然來自蔣殊的采訪與調查，她還原了當時的真實現場。而這個看似簡單的細節，卻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一個集體在危難時刻自發形成的凝聚力與向心力。而民兵一前一后的守護，中青年男人挑著重物的身影，孩子們手中緊握的月餅，則構成了那個時代人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慷慨悲歌。

日本侵略者剛剛踏入窯上村，蔣殊并沒有以“鬼子進村”的傳統方式刻畫侵略者，而是寫出了侵略者的復雜性。“這時，誰家一個孩子跑過來，一個女人在后面追著，阻止孩子的聲音里都是驚恐。沒想到，花谷小林上前一步，攔下跑過來的孩童，從衣袋里掏出幾塊糖果遞到孩子手里，又一下將孩子抱在懷里。”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種尊老愛幼的假象，這種所謂的和善，看似溫情，實則是精心策劃的心理戰。他們試圖以這樣的方式來麻痹村民，消解他們的抵抗意志。這個細節，不僅還原了歷史的真實面貌，更深刻地批判了侵略者虛偽的本質，讓讀者在閱讀中保持清醒的歷史認知。

李一瓦用檸條喂羊，用泡了尿的檸條引誘母羊，這個舉動，看似不可理解，實則是那個年代的真實記憶。李一瓦經常放羊，他熟悉他羊的習性。這些鮮活的小細節，無不讓讀者感到文本的真實可信。

而用冰坡伏擊日軍，既是群體智慧，也是民間智慧。這個細節，蔣殊寫得非常客觀，用對話的方式呈現出普通民眾的膽與識。“水只能潑到這里，下面不能有冰。得讓鬼子們推著糧食上到這個地方再踩到冰上。這時候他們上不去，又不容易下到坡底，只能掉溝里。”“為了保險，大兵又拿起镢頭在距坡底三分之二的位置用力挖出幾條淺淺的橫渠。他說人推著車從上面滑下來，再被這渠道一絆，不掉下溝里也不行。”“為了不讓鬼子第二天發現破綻，他們又在冰上薄薄地撒上一層土。”挖橫渠、撒土掩蓋冰面，看似蔣殊在進行細節鋪陳，但是認真研讀，會發現每一個步驟都具備可行性，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種真實性，比任何煽情、神化都更感人，它有一種力量，讓讀者仿佛與歷史人物直接面對面。

細節決定一切，文學在當今時代比任何時代都更加注重細節。如果沒有這些微小而真實的細節，那么文字就少了力重千鈞的感覺。蔣殊幾乎是在還原每一個歷史細節，并且顯得頗具工匠精神。可以說，蔣殊就是用一個又一個細節來支撐文本的。因為她是一種在場寫作，追求身臨其境的閱讀感受。所以，我們看不到多少陳述句，蔣殊一直在描寫。不管是課堂，還是采訪，還是回到那個苦難歲月，蔣殊都是用“當下如何如何”的語氣來寫的，她用文字來呈現一場生動的“電影”，讓讀者接近小說人物的呼吸，感受到他們的心靈顫動。

《紅手印》的核心是一份抗日合同，但這并非一份合同，在危難時刻，那是一份生死契約，也是一份莊重誓言。

四十八個村民代表，按下了四十八個鮮紅的手印，表達了抗日的決心，也表達了“決不做漢奸”的人性底線堅守。按下一個手印，很簡單；但按下手印的勇氣，很不簡單。正因此，柳筐筐的爹遲遲不肯按下手印。這個合同一旦被侵略者發現，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場屠殺。所以，這份勇氣難能可貴，畢竟，按下紅手印的人，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百姓，不是戰場上殺敵的軍人，也不是擔負著救國責任的黨員干部。他們手無寸鐵，面對兇殘的侵略者，冒著極大的風險簽下這份沉甸甸的合同。這不僅僅是一份集體承諾，更是一份超越生死的精神圖騰。

而蔣殊的《紅手印》，也不僅僅是一部紅色兒童小說，也是我們這個民族在苦難中如何保持站立姿態的一幅生動圖卷。每一個紅手印背后，都有一個發光的人。

那些在黑暗中敢于挺直脊梁的人，他們用血按下了穿過春天的一束光，這束光，今天仍在照耀我們，讓我們感動不已。

《紅手印》是一部講述美好、殘酷、眼淚和光的長篇小說，在蔣殊營造的那些獨特細節中，我們面對歷史，聽著歷史的回響，整個身心都在顫抖不已。

【作者簡介：鄧迪思，作家、評論家。《小小說月刊》執行主編、河北省文聯期刊聯盟創聯部主任、河北民族師范學院文學院客座教授、衡水市青少年作家協會顧問、廊坊市師范學院文學院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