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迅捷迭代的今天，AI在數據處理與文字生成方面越來越展現出非凡的能力。尤其在詩歌創作領域，AI能夠模仿、合成出與人類創作高度逼真的詩歌文本。就現實主義詩歌來說，像典型再現、深入生活等這些曾被奉為現實主義圭臬的創作原則正被AI重新編碼為可計算、可優化的算法邏輯，其結果是AI不僅能生成“現實味”十足的現實主義詩歌文本，而且能催生出一種不依賴于人類經驗的真實感。由是觀之，“隨著AI大模型的迅猛發展，人類對于技術主義的崇拜越來越狂熱。”①在這種勢頭下，AI所生成的現實主義詩歌對現實主義詩學本體必然會帶來巨大的挑戰，甚至會沖擊現實主義詩歌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因此，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應該何去何從？已然成為一個需要迫切回答的詩學命題。

一、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的“危機”

有研究者指出：“現實主義有兩個核心概念：一個是模仿，另一個是再現。”②模仿和再現都屬于現實主義的基石，二者具有密切關系。模仿是再現的根基，而再現是模仿的躍升。反映論則屬于對再現的深化，并非所有再現都是反映論范疇，而只有對事物本質的再現才屬于反映論。反映論是模仿說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礎上的重大發展，深化并改造了模仿論。在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并非沖擊和否定了反映論，而是激活了對反映論的再認識。應該看到，AI雖然沒有改變現實主義詩歌的本質，但的確是改變了現實主義詩歌的生成方式，這意味著在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面臨著“危機”。總體而言，現實主義詩歌在真實性標準、創作主體、指涉準確性等方面對反映論詩學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

一般認為，現實主義詩歌對現實揭示得越深刻，其真實性表現的程度就可能越高。但是，AI的出現改變了這一邏輯，AI所生成的現實主義詩歌并非直接來自對現實生活的體驗與提煉，而是源自對數據模型的模擬與復現。在某種程度來說，AI所生成的現實主義詩歌有可能比詩人所創作的現實主義詩歌更真實。比如，一首完全由AI所生成的關乎打工詩人的詩歌，由于是建立在大數據模型基礎上的文字抓取和模擬，因而其在表現打工生活的細節和語言上可能比詩人所創作的打工詩歌更像是一首現實主義詩歌，這樣一來，通過真實性來評判現實主義詩歌就存在著簡單化的問題。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在AI時代，社交媒介、算法推薦和虛擬現實共同塑造著多重現實，傳統反映論所預設的那種穩定的現實已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持續建構的現實。就流動現實而言，何為真實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問題，真實性標準則更是無從談起。

我們知道，現實主義詩歌憑借高度凝練的意象、充滿張力的語言和內在的情感邏輯對社會歷史和現實進行加工、提煉，從而揭示出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為此，一些詩人為了追求客觀性，在進行現實主義詩歌創作時盡量隱匿創作主體的存在，從而達到一種客觀、冷靜的藝術真實。但是，在AI賦能的創作場域，現實主義詩歌能夠自動生成，這意味著傳統反映論中那種依賴主體觀察和提煉的創作方式正面臨著被AI替代的可能性。進而言之，在AI時代，一首現實主義詩歌背后創作者的身份儼然成了一個問題，它可能完全源自AI在預設指令下的一鍵生成，還可能是詩人與AI協同的“復合創作”，當然，也依然存在著大量的獨立于AI之外的傳統詩人創作。由此可見，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的創作主體正日益變得模糊，而這一結果隨之帶來一個重要問題是，這種現實主義詩歌所呈現的究竟是誰的現實主義？

就現實主義詩歌來說，其通過典型化與藝術提煉的方法凸顯出鮮明的現實指涉。但是，對于AI所生成的現實主義詩歌而言，其來自語言模型所建立的數理邏輯，而并非主體對現實世界的經驗性指涉。因此，AI所生成的現實主義詩歌本質上是對現實語言表征的模擬，從根本上來說缺乏與外部世界相連的根基。換句話說，AI所生產的現實主義詩歌可能只是高效地反映“裝置”，實際上并不清楚其表述對象背后的真實含義，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其缺乏人類肉身那種有溫度的感知和體驗。因此，某種程度來說，無論AI進化得如何先進，由于缺乏人類肉身的切膚之感，其所生成的現實主義詩歌在表達那些深度依賴個體經驗時可能會造成對現實指涉準確性的局限，從而面臨著指涉準確性弱化的風險。

確切地說，AI對現實主義詩歌所帶來的沖擊并非提供了一種出離反映論的可能，而在于AI強大的模擬能力暴露出反映論對于現實本質的揭示與語言賦予現實的形式之間出現了混為一談的情況。這恰恰說明，AI所預示的并非反映論的失效，而是作為前數字時代的現實主義詩歌理論在新的語境下已經無法充分地描述、解釋新的現實。所以，這必然迫使現實主義詩歌從強調關注人類自身與生存現實之間的關系轉向強調關注人類如何生存于現實世界。

二、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

如果說AI的出現對現實主義詩歌的反映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那么作為本體的現實主義詩歌應該何去何從呢？當AI所生成的現實主義詩歌似乎比人類所創作的現實主義詩歌更“現實”的時候，實際上動搖了柏拉圖所提出的“藝術即模仿”的觀點，也沖擊著現實主義詩歌所固守的反映論根基。對于現實主義詩歌創作者來說，應該將現實理解為一個需不斷被重新體驗的存在，而不應該將其看作是一個等待被描述的現實。因此，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存在著從關注現實是什么而轉向于聚焦人類應該如何存在于現實之中，也就是說現實主義詩歌存在著一個從認識論轉向存在論的問題，這種轉向并不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為了以更深入的方式介入現實。

從表層來說，AI技術帶來了現實的虛化與創作主體的模糊，迫使現實主義詩歌進行存在論轉向。實際上，AI時代必須重建以身體經驗為基礎的“真實”觀，因為肉身經驗是確認真實性最直接的路徑。存在論將現實主義詩歌的價值拓展為AI無法復制的領域，即人的生存體驗的本真言說。具體而言，對于人的歡愉、哀傷、牽掛、焦慮以及朝向死亡的體驗，AI是無法進行存在論意義的感悟的，即便有也僅僅是模仿，而無法真切地去體味人的真正感悟。吉狄馬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指出：“AI寫作無法復制一個杜甫，因為無法復制他顛沛流離的生命歷程和沉郁頓挫的情感世界。詩歌不是修辭的堆砌，而是詩人作為歷史與情感載體的存在性證明。”③退而言之，或許人類的這些真情實感在不斷進化的AI看來會有些脆弱、幼稚，甚至是可笑，但恰恰是人類肉身所表現出來的這些脆弱性成為不可置換的人類經驗，這是任何算法都無法模擬的存在論根基。也就是說，轉向后現實主義詩歌的獨特價值在于關注人之為人的生存境遇。需要看到的是，當強大的AI生產出令人驚嘆的，甚至是“完美”的現實主義詩歌文本時，實際上只是蒼白的詞語堆砌，并不能淬煉出旺盛的生命力，更不能打動人心。真正能夠打動人心的只有那些從人的肉身出發的、實在的、細膩的體驗，即便是展現人類不完美的、有限性的，甚至困境的體驗，也是如此。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實主義詩歌更有力量，更能打動人心。換而言之，在AI時代，人的生存體驗和人之存在的哲學意義都成為被不斷碾壓的所在。但是，恰恰是人類創作的現實主義詩歌能夠讓自身看清自己正處于何種生存境況之中。

從哲學意義來看，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不僅在于抵抗海德格爾所言的“集置”④，也在于將現實主義詩歌置于“人—— 技術—— 世界”的共同語境之中來考察。現實主義詩歌要揭示的重點不再是人與客觀世界的關系，而是側重于挖掘被技術所框定的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可以說，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并非放棄了對現實的關切，而是轉換為聚焦被技術所內化的、更加具體的個體生存狀態，或者說是社會存在如何具體地作用于人和影響于人的現實。當人和技術的共存成為社會存在的重要特征之一，現實主義詩歌要想凸顯其存在意義，必須將人和技術的關系作為重要的表現主題。

應該看到，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既非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也非使詩歌遠離了現實，而是立足于人的立場對現實進行了重新定義，它不再將現實視為一種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將其理解為人類在技術環境中如何更好地生存。因此，當現實主義詩歌在揭示算法和技術中人的迷失、困惑和矛盾時，實際上揭示的是技術經驗被內化為人所展現出的那種對自身境遇的反思、適應與超越。換言之，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是以一種更細膩的、更微觀的方式抵達現實。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提出的“存在論”轉向并非簡單套用海德格爾的哲學術語，其根本目的在于為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重建合法性基礎。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關鍵在于聚焦人置身于新技術境遇下的生存狀態。確切地說，AI時代詩人所創作的現實主義詩歌的使命不在于與AI在模仿和生成現實的能力方面展開競爭，而在通過人的所感、所觸來揭示出AI境況下人的生命狀態與生存困境。說到底，現實主義詩歌只有面向人、聚焦人，牢牢抓住“人”這一根本問題，才能體現出其不可替代的價值，而這也是現實主義詩歌轉向的根本動力和源泉。

三、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轉向的意義

當AI作為創作者進入到詩歌場域，必然會引發現實主義詩歌深刻的變化。這一變化不僅僅意味著現實主義詩歌創作主體的改變，更主要在于其表現內容從側重關注人與客觀世界之間的關系轉向于探討技術現實中人的生存境遇。在當下，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人與世界的互動幾乎都是以技術為中介，因此現實主義詩歌對于現實的關注必然會將技術納入其視野，也就是說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必須將自己置身于人、技術、世界的三維場域中才能真正地把握現實的肌理。

應當說，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既是其自身能動性的體現，又是其創造性轉化的呈現。某種程度而言，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并不是其生存的權宜之計，而是在AI時代重新確立自身主體性的一種嘗試，其根本目的在于重建現實主義詩歌的尊嚴。

在算法時代，盡管AI的模型和生成能力不斷演進，但也應看到其“終歸是一種詞語的裝置物”⑤。也就是說，AI所生成的現實主義詩歌無論多么具有現實主義味道，但其終歸是詞語的游戲，而無法真正觸及現實主義詩歌的內在意蘊。希尼曾強調寫作是“平息一次興奮和命名一次經驗”⑥，既然寫作在于“命名”獨特的個人經驗，那么，現實主義詩歌的創作在本質上就必須與人的具體生存和體驗密切相關。因此，AI時代的現實主義詩歌不用去證明是否詩人創作的詩歌比AI生成的詩歌更具詩的味道，而是表明只有詩人創作的現實主義詩歌才能表達出人類那種對世界所獨有的生存體驗與精神世界。在人類越來越“被數據化”的危機中，現實主義詩歌更需要重新確立以“人的存在”作為歸宿。也就是說，現實主義詩歌最終的落腳點在于探索人的生存境遇之本真。

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的自動生成無疑挑戰了現實主義詩歌的本體價值。實際上，人類在“表征”與“模仿”的賽道上既無法也無須與AI抗衡，而是應該從與AI的競爭中回到詩歌本體。有研究者從語言學角度指出了人工智能時代人類語言的優勢：“人類自然主體語言的切身性和歷史社會性以及由此而來的創造性，是人工智能主體的語言難以企及的。”⑦與AI語言相比，人類的語言承載著明確的意圖、體驗的根基和情感的價值指向，因此，在算法時代有必要重申“詩的獨特性”。應該看到，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技術理性在不斷進步，而詩歌存在的關鍵意義之一在于挖掘并持守人類自身的認知和體驗，而現實主義詩歌的存在論轉向就在于使詩歌重獲這種力量，從而捍衛詩歌作為人類精神活動中的獨特地位與尊嚴。

隨著技術工具理性的不斷進步，人類越來越陷入技術工具的統治之中恐怕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現實逐漸被效率、計算與可操作性的邏輯所滲透與重塑。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不應重點去描寫技術工具的輝煌，而應強調去揭示技術工具理性統治之下人類的生存狀態。現實主義詩歌存在論轉向的重要意義之一就在于將其從一門可能被技術超越的“技藝”，重新復歸為一門不可被替代的藝術存在。現實主義詩歌的這種轉向歸根結底在于面向人類自身，即人類如何認識自身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如何有意義地“詩意棲居”。所謂“詩意棲居”并非風花雪月、閑情逸致，而是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技術工具理性的邏輯中堅持一種“慢”的、沉思性的生命狀態和精神空間，為人類逐漸被數據化和功能化的生命保留一份超越性的生命高度。

綜上所述，AI時代現實主義詩歌從反映論到存在論的轉向，與其說是激活自身的創作活力不如說是回歸于觀照人的存在。高爾基曾指出：“文學是人學。”⑧應該說，這一觀點在AI時代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成為抵御技術同質化、捍衛創作主體性的倫理基石。面對AI所構筑的新語境，現實主義詩歌雖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但由此轉向了存在論意義的探索。這一轉向不僅展現了其自身的能動性，而且也證明了其內在旺盛的生命力。當然，也應看到，現實主義詩歌轉向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犧牲其社會效能和公共性的問題，但是這并不能否定現實主義詩歌轉向的重要意義。

注釋：

①張福貴：《文明救贖：算法意識形態和技術權力的建構與解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8期。

②周憲：《再現危機與當代現實主義觀念——從西方藝術與文學的互證關系看》，《文學評論》2019年第1期。

③王瓊：《面對AI，獨特性與原創性才是詩歌創作的“護城河”》，《中國藝術報》2025年10月17日第003版。

④參見孫周興：《哲思的謎局：從現代哲學到當代藝術》，張江、王兆勝總主編，《學術中國文叢》，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389-390頁。

⑤敬文東：《從唯一之詞到任意一詞：歐陽江河與新詩的詞語問題（上）》，《東吳學術》2018年第3期。

⑥[愛爾蘭]謝默斯·希尼：《開墾地：詩選1966-1996 （上）》，黃燦然譯，廣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頁。

⑦文貴良：《從小冰到ChatGPT：對人工智能與漢語詩學的一個考察》，《南方文壇》2023年第3期。

⑧參見劉思謙：《“文學是人學”漫話》，《文學尋夢》，河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世紀中國現實主義詩歌新變研究”（項目編號：22BZW172）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大連民族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