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獲》《上海文學》《天涯》《作家》《芳草》 在媒介技術幻覺中尋找真實的生活
“AI幻覺”在當下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詞匯。它時常在相關討論中出現,提醒我們應當抽離出另一個自我,去審視那些沉浸于人工智能之中,既興奮狂熱又滿懷焦慮的主體,進而看清彌散在新技術與人之間的幻覺。只是,這種警醒似乎來得依舊太遲。因為早在AI技術爆發之前,層出不窮的新媒介技術與“再媒介化”過程,早已如同基因重組一般,將幻覺深深植入日常生活。我們早已不再身處一個僅在現實中偶遇幻覺的世界,而是活在層層疊疊的幻覺之中。我們自以為能抵達徹底驅逐幻覺的真實,卻常常在追尋的過程中一步步走向更幽微的迷宮。
王手的《喂貓記》(《作家》2026年第1期)是一篇關于微信的小說。微信是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關系的中介,“我”與旅行的妻子、小區愛貓群、業主群,通通依靠這個媒介來確認彼此。但是這種確認卻總是令人猶疑,“我”看著妻子發回的照片來描述旅途,再由妻子發布在朋友圈。妻子從不避諱這種“代筆”,卻沒有人懷疑這種幾經轉寫的生活。我們早已對幻覺習焉不察,甚至下意識地拒絕辨認它,這在保護自我的同時,也很可能在無意間給他人帶來傷害。同期馬南的短篇小說《午夜區》寫的是網紅教師林罔腰因為一次學生事故遭遇網暴選擇自殺,在她墜落的最后時間里,網絡將她徹底變形為了另一個人。圍觀者篤信自己看到的即是真實,然后在目睹與圍攻中完成關于自我幻覺的建構。
不過,現實早已被媒介技術圍困,將生活改寫為無從尋找答案的謎團。這是王刊《風暴》(《芳草》2026年第1期)、王薇《落日談》(《作家》2026年第2期)等小說呈現給讀者的當下世界。主人公們在手機中窺見謎團,但直到小說最后都無法解開。習得與幻覺共同生活的能力后,關于真相的敘事遙遠得像是久遠的事。因此,當根據徐則臣《人形磚冢》(《收獲》2026年第1期)中的人物年齡推算失蹤案的年代時,會發現它距離當下并不遙遠,可是這種關于案件及其陳年糾葛水落石出的敘述卻已經顯得有些陌生。或許,我們早已更加親近周宏翔《人海孤鴻》(《上海文學》2026年第2期)里帶來的敘事,在對網絡中的“誹謗者”層層解碼以后,真相似乎近在咫尺,卻又急遽地收縮為新的謎團。
新媒介技術帶來的幻覺并非全然是負面的,在崔君的《沖積扇》(《上海文學》2026年第1期)中,“我”借由像素游戲重新召喚了早已逝去的奶奶。有趣的是,崔君在這個游戲中又設置了另一重媒介,主人公角色不是直接與奶奶發生聯系,而是通過一個寵物攝像頭來完成“空間/時間”的雙重遠距離溝通。在這里,幻覺與溫情的懷舊時刻緊緊關聯,其中蘊含的療愈性同樣令人動容。類似的時刻還發生在王嘯峰《躍進電影院》(《作家》2026年第2期)中,蔣安康在患癌后成為一個講述老城故事的短視頻博主。在房偉的《島世界》(《天涯》2026年第1期)中,幻覺被賦予了更多的期待。在這個關于返鄉宅女的故事中,房偉讓主人公利用ACG亞文化、VR技術改造小島的旅游生態,以此試圖完成一個“我們可以利用幻覺更好地抵達新的現實”的敘述。在這種期待里,我們才恍然發覺,自己早已置身于更深層的幻覺之中。這種認知模式,就像小說中提及的游戲《我的世界》:仿佛只要“我”這一主體依照圖紙行動,就能順利完成事件、獲取相應獎勵。
更多的時候,生活在幻覺中的我們,甚至連分辨自己是誰都困難重重。正如《上海文學》2026年第2期傅星的短篇小說《愚人船》。從中我們可以讀到,一種新的寫作傾向已經開始生長,自我認知混亂逐漸與媒介技術關聯在一起。懸尾的小說《見手青》(《天涯》2026年第1期)中徐嘆自我危機的產生與陌生女人的來電有關。來電誘發了他曾經體驗過的誤食見手青的幻覺體驗,由此,媒介技術與致幻劑完成了轉譯。顧適《貓人記》(《上海文學》2026年第1期)的主人公是一個未來的視頻博主,主要拍攝沉浸感知素材,供他人足不出戶地體驗遠方世界。這樣的視頻形式早已屢見不鮮,它們通常以世界各地的“城市漫步”形式出現。虛擬體驗帶來的只能是“我好像體驗過了遠方”的幻覺,但顧適沒有止于這種批評,而是筆鋒一轉,向讀者揭示了“我”的身份。從地球來的“我”也是貓人,能聽到人類無法聽到的貓人的聲音頻率,使“我”陷入身份認知的困境,回溯性地將自我與他人想象成為共同體。這種寫作機制的轉變似乎在提示我們,來自幻覺的自我認知混亂已轉變為一種集體潛意識。
幻覺正在改變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費多在《雪崩》(《收獲》2026年第1期)中設置了一個頗為有趣的情節。在世界人工智能圍棋大賽的決賽現場,主辦方專門邀請了特效團隊使用AI將整局對弈實時動畫化,從而將對弈變成了火鳥與黑龍對決的視覺奇觀。整場模擬在主人公決定肉身迎戰后瞬間失效,變為了對弈雙方的面部特寫,但很快,這種沖破模擬的真實瞬間又被新指令生成的擬象取代。觀眾面對這些擬象,發表著毫不遲疑的彈幕評論,成為這個時代的隱喻。所有人從來沒有如此渴望影像——我們相信看到的就是真實,正因如此,當默音《虛實之間》(《上海文學》2026年第2期)中的主人公身陷AI視頻的誣陷時,她的朋友才會覺得,如果不是因為相識多年,她恐怕也會相信視頻中主人公說出的話。
當下,幻覺已然成為時代真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懸尾關于電影的小說《侯潮采樣》(《天涯》2026年第1期)尤其有趣。他將彈幕、影評、導演自述以及演員采訪融入到文字對電影內容的轉述過程中。眾多的媒介形式匯聚到一起,共同完成了這篇現實與幻覺全然交融的小說。這種交融不再停留在認知上,幻覺真實地進入物理世界。小說中的導演最大限度地拒絕特效技術,堅持實拍。于是,電影改變了現實中作為電影取景地的小鎮,讓其成為能夠被具身感知的“幻覺/真相”之地。事實上,懸尾小說中主人公前往取景地的“打卡”,在文本外的世界早已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盛行,即ACG文化中的“圣地巡禮”,一種前往動漫取景地的探訪行為,比略顯沉重的“打卡”更輕盈。這種虛構來自虛構,又不可分割地嵌入了現實。
(作者系復旦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