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對于“兒童文學是否要對現實生活進行‘提純過濾’”這一議題，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基于不同的視角與觀念，常常產生不同的看法，本期《學術爭鳴》就體現著這種視角的差異。作家楊志軍分享了自己的創作體驗，他寫作兒童小說“是想更純粹地表達自己”，這種寫作中的“童眼”“童年精神”，不僅不是一種降維寫作，而是作家對“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的追求；評論家賀紹俊從讀者接受角度分析，認為兒童文學應盡量為孩子們提供比較客觀、真實的社會圖景，如果以“提純過濾”的方式來要求兒童文學，我們給孩子提供的社會圖景只能是單向的，可能導致兒童的社會認知朝著簡單、淺薄、片面的方向發展，兒童文學應當讓孩子們接受真實，體驗冷暖。

“童眼”客觀存在 不然何來兒童文學

楊志軍

只有寫作兒童文學，你才會面對一雙雙清澈如水的眼睛，那里沒有一絲雜質，沒有讓人猜度的陰影，沒有狂風暴雨的痕跡，只有無條件的期待與信任，像燈一樣照射著你。

我的作品與兒童文學結緣從《藏獒》開始。當許多孩子端著書，睜大無比清澈的眼睛讓我簽名時，我有點惶惑：為什么孩子們會喜歡我的書？我并沒有為兒童寫作的打算。之后我又寫了《駱駝》和《海底隧道》，也都是事先沒有刻意去為兒童寫作，卻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兒童小說。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我有一種童稚爛漫的天性，能像孩子一樣理解事物，有一雙天然澄瑩的童眸，能夠躲開所有的晦暗與復雜直抵單純。我把這種天性的流露表述為通透性、赤子心和還原力。

通透是歷練和磨難的結果，是驀然回首中的明晰與了然；赤子之心則是無染之心，是思無邪、行無偽的源頭；此外還應該有還原的能力，還原“人之初”初始的情態和童年的意趣，還原無猜于天下的憨、直、真、純。然而，仔細想想，一個人的行藏作為僅靠天性是不夠的，就算我天性里真的有童年印記，也遠遠不能成為我寫作兒童文學的支撐，我在寫作中尋找理由，發現正是文學的最初熏陶和伴我成長的精神滋養，讓我對兒童小說有了情不自禁的迷戀，讓我不斷去嘗試一種干凈到極致的表達，然后期待著走進人們的童年。

所以，回到我們所探討的問題上來——兒童文學是否需要對現實生活進行“提純過濾”，這不是創作者“需要”或“不需要”的問題，主動權并不掌握在成年創作者的手上。既然是為兒童讀者創作，就應該意識到，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本質區別在于接受主體的不同，兒童的生命存在與兒童文學之間有著獨一無二的本體邏輯關系。

兒童的語言和思維與成人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不是像大家以前所認為的那樣，僅僅在知識和見識等方面存在量的區別。成人與兒童處于人類生命形態的兩級，兒童是獨特文化的擁有者，他們以純潔無瑕的心靈、敏銳的感受力、豐富而奇特的想象力及旺盛的生命活力自立于獨特的生命空間，這是兒童的獨立王國。由此，要達成真正的對話，兒童文學作家應該采取特定的創作方式，以達成“理想的交流語境”。

“童眼”客觀存在，不然何來兒童文學？

兒童就是純粹的。我發現我想很簡單地去表達一些事情的時候，成人世界是拒絕的，很多人都老于世故，他們不想聽天真的人談什么。如果一個作家偏偏有赤子之心，他想那樣寫，寫兒童小說就是一個途徑。所以，當我有意識地寫兒童小說，也就是想更干凈、更純粹地表達自己。

以兒童視角關注和探索人的命運時，孩童基于認知和視域的有限性，他不可能看到社會復雜斑駁的全貌；基于兒童天性的單純與生命的愉悅性，他也無法接受和理解過于黑暗和丑陋的現實；為兒童搭建一個厚植于人性根基、人文溫度的價值觀世界，一種強大的構建正面價值的文學力量，才會讓他始終對世界葆有希望與信心，長大后面臨再大的風雨也不會放棄原初的信條。這或者就是所謂的“提純”吧。

我并不是指要回避真實世界的斑駁和不堪，事實上，我的兒童文學作品中也從不回避俗生世相。比如，在《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中，“父親”的理想信仰與世俗價值觀沖突甚至沖撞。我所指的“提純”，是指像兒童一樣對我們的世界始終懷有樂觀、天真和善意；像兒童一樣，始終會為“崇高”“悲壯”而感動和流淚。而這種樂觀、天真和感動，正是來源于童年對“美”“善”和“真”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堅守。不要抹殺童年精神的根本，這才是我們成年人要真正向兒童學習的地方，也是人類精神慰藉的最終落腳點與歸宿。

我的這種精神滋養來源于18世紀到19世紀的文學，這無疑是一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和浪漫主義作家層出不窮的時代。然而經典作家們對文學的貢獻既不僅僅是批判，也不僅僅是浪漫，他們殊途同歸地把文學看成了建樹理性基石和思想大廈的手段。人的純粹性、人性的美善所能達到的極致、托爾斯泰主義、民族的尊嚴與豪邁、悲天憫人、罪錯之后的拷問、丑惡之上的美麗、貧賤之中的高貴、利他而濟世的情懷……建樹依賴于作家本人對世界的責任和對人類精神的擔當。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在經歷漫長的黑夜，目的卻是尋找星光，而星光照亮的一定不是他本人，是所有孤獨的人生和苦難的經歷，是遠方的地平線。

至此，我的邏輯漸漸清晰：寫作兒童文學，正是因為想致力于建樹，建樹我的文學理想，建樹人的精神底線和精神指標，我不僅想實現人的理想，還想做一個理想的人。然而當我小心翼翼試著表達的時候，我發現了成人世界的僵硬，他們跟我的性情和純粹相去甚遠，幾乎聽不懂我的話。我絕望于他們的世故、城府、庸俗、麻木，而他們給我的評價則是針鋒相對的“天真幼稚”，也許還有“可笑”。我不肯丟棄我的天真和幼稚，回過頭去尋找天真和幼稚的讀者，于是便有了寫作兒童文學的沖動。

當然，究竟誰“天真”，又是誰“可笑”呢？文學之所以存在，超越生活本身的存在，正是因為它的超越性和激蕩的精神力量。

我“天真”地寫了《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那里有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有精神境界超凡脫俗的涌現，有底線也有高標，“我”的成長始終都在吸納博大與力量，始終都是時代變遷的一部分。所有的變遷背后是永恒不變的人的境界，它如同萬里雪山一樣高尚而峻拔，在不經意中成就了人類精神的至高表現，帶著雪峰的清潔和源頭的高貴。在如此廣闊的氛圍里，我和我的人物一起長大了。

寫作的過程中，我眼前始終閃動著一雙雙兒童的眼睛，那種無與倫比的清澈擊碎了我的傲慢，讓我不由自主地謙虛起來。我相信一雙眼睛能夠拯救一個人的靈魂，但被拯救的不是他們而是我。滌除塵霾，接受洗禮，用孩子的眼睛擦亮我的眼睛，用孩子的心靈照明我的心靈。我今后的寫作將一如既往地服從我內心的需要，在創作成人作品的同時，不放棄對兒童文學的追求。成人文學的品格會要求我盡可能大膽地面對人性的復雜、命運的悲苦、生活的艱辛，但在兒童文學里，我一定要發掘并打磨最純凈、最有價值的精神鉆石，置放在一片透徹的原始的蔚藍下，吸引一雙雙與鉆石同樣清澈的眼睛。

（作者：楊志軍，系作家、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兒童無須“弱不禁風” 兒童文學無須“提純過濾”

賀紹俊

出于對兒童健康成長的擔憂，有人提出兒童文學創作要對現實生活進行“提純過濾”，在兒童文學作品中不要去描寫現實生活中負面的、復雜的內容。這樣的兒童文學真的就會有利于兒童的成長嗎？我對此表示極大的懷疑。

我們都是讀著兒童文學長大的。小時候，父母也為我們幾兄妹訂了《兒童時代》這一類適合兒童閱讀的刊物，這類刊物雖然很單純、很容易讀懂，但完全不能滿足我在小小年紀時的好奇心，我總要設法找到大人們的小說來讀。后來長大了，我發現孩子們其實也像我小時候那樣對大人們的圖書更加感興趣。也許這就是兒童心理成長的普遍規律：在成長中都對成人世界充滿著好奇，在好奇中逐步學習成人世界的知識。

正是從這樣的理解出發，我感到現在出版的兒童文學讀物過于追求單純和標準化，它們就像是在實驗室里培育出來的植物，排除了各種外在的復雜因素，沒有被風吹雨打，沒有遭塵埃污染，長得很周正。但我相信這樣的兒童文學是“弱不禁風”的，于是我著手編了一套以成人作家作品為選本的兒童文學叢書，比如“魯迅的兒童文學”“巴金的兒童文學”“沈從文的兒童文學”。成人作家的作品盡管不是專門為兒童寫的，但這些作品就像是在大自然環境中生長起來的植物，雖然有著風吹雨打的痕跡，甚至有著蟲咬病害的傷疤，但也許這樣的植物才有著更豐富的營養，具有更加天然的本性。像魯迅的作品，從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到雜文《戰士和蒼蠅》《無聲的中國》《文學和出汗》《未有天才之前》等，想必小讀者們讀起來也會愛不釋手。盡管孩子們在讀魯迅的這些文章時并不見得能夠完全理解文章背后復雜的歷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內涵，但這無關緊要，也許就是在似懂非懂的混沌狀態中，孩子們觸摸到魯迅的偉大之處。從魯迅的這些“兒童文學”作品里，孩子們能夠學會什么是大愛和大恨，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蠢；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如果我們將魯迅的這些作品進行一番“提純過濾”，還能讓孩子們感受到真正的魯迅嗎？

兒童文學中最主要的角色應該還是作家所塑造的兒童形象，因為兒童形象與小讀者們沒有距離感，孩子們會從兒童形象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近些年來，也許是受“提純過濾”的影響，兒童文學作品中所塑造的兒童形象大多是乖孩子、好學生形象，這樣的兒童形象自然有其可愛之處，但如果小讀者們只與這類人物形象打交道、交朋友，顯然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這類兒童形象似乎并不太受孩子們歡迎，因為孩子們覺得這些兒童形象與自己不是生活在同一個空間里。這些經過“提純過濾”的兒童形象，成為生活在密閉的消毒間里的孩子，他們的確不帶半點病菌，但也完全失去了對病菌的抵抗力。

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在社會認知發展過程中，因為兒童獲取社會實踐和社會經驗的機會與成人相比都十分有限，因此閱讀是讓兒童客觀認識世界、促進社會認知發展的重要方式。既然如此，兒童文學就應該盡量為孩子們提供比較客觀、真實的社會圖景，如果以“提純過濾”的方式來要求兒童文學，我們給孩子們所提供的社會圖景只能是單向的、扭曲的，它可能導致兒童的社會認知朝著簡單、淺薄、片面的方向發展。包括相比于乖孩子、好學生形象，也許那些身上帶有孩子們普遍特點的兒童形象，更有利于孩子們的精神成長。比如兒童文學作家翌平的一篇小說《野天鵝》，就很直接地寫到了特殊時代的丑陋和傷痛，寫孩子們卷入了大人們真與假、善與惡的激烈交鋒之中，同時也寫出了孩子們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分辨出好人和壞人，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愛。翌平非常反對將苦難、死亡、現實、艱辛等劃為兒童文學的禁忌，他認為，回避這一切，兒童文學就成了“架空于現實之上與現實完全撇清關系的文字”。翌平在作品中呈現現實的復雜性并不會給讀者造成不良影響，相反他由此建構起了一種結實的“陽剛主義”，能夠激勵孩子們去求真務實。

兒童文學要不要“提純過濾”，其實是一個經常困擾著中外兒童文學界的“老話題”。20世紀初期，公共圖書館在美國各地興建起來，當時的圖書館是不允許兒童進去閱讀的，人們普遍認為，書籍，尤其是小說，會傷害兒童天真無邪的心靈。一位對兒童充滿愛心的圖書館管理員安妮·卡羅爾·摩爾勇敢地站了出來為孩子們說話，她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搭建起了兒童部，替孩子們在公共圖書館里爭取到一塊閱讀的地方。但是，摩爾對于什么樣的圖書適合兒童閱讀有非常嚴格的標準，凡是她認為對兒童不利的圖書，她都會在書籍上蓋上一個刻有“專家不建議購買”的圖章，這本書就不能擺到公共圖書館的書架上。可以說，那個時候的美國文化界完全被兒童文學必須“提純過濾”的觀念所統治著。但一些兒童文學作家和編輯開始對這種保守的兒童文學觀進行挑戰。年輕的作家懷茲·布朗為兒童寫了一本《晚安，月亮》，她把這本書交給摩爾，卻被摩爾斥之為“垃圾”，被蓋上了“專家不建議購買”的圖章。這是一本為低幼兒童所寫的繪本，也許是因為寫到了孩子在夜晚面對分離、孤單與黑暗時的恐懼心理，就被摩爾認為不適合兒童閱讀了。布朗無可奈何，她只能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舉辦童書茶會時，拿著這本書坐在圖書館門口表示無聲的抗議。直到1963年，桑達克創作出《野獸國》，猶如給平靜的兒童文學界扔進了一顆炸彈。在這本書里，母親竟然粗野地咒罵孩子是“野東西”，調皮的孩子竟然沖著母親說“我要吃掉你！”不出所料，《野獸國》遭到了圖書館、家長、專家以及精神科醫生的激烈批評，他們驚恐地說：“憤怒是多么黑暗、多么不屬于孩童的情緒啊，太可怕了！”但是，《野獸國》受到孩子們的熱烈歡迎，他們愛書中的麥克斯，他們從麥克斯身上看到了自己。最終，《野獸國》獲得了凱迪克金獎，桑克斯依然按自己的觀念創作兒童文學，他寫孩子對虛偽殘酷的成人世界進行控訴，這些具有強烈心理沖擊力的作品總是引起激烈的爭論。但孩子們視他為朋友，許多孩子給他寫信，向他訴說心事，向他詢問關于生命、死亡、孤獨等在老師和父母那里得不到答案的問題。在今天的美國，“提純過濾”的兒童文學觀基本沒有市場了，要寬容地對待兒童文學中的復雜書寫成為普遍的認知。《野獸國》《晚安，月亮》一直在圖書市場上暢銷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反對在兒童文學創作中采取“提純過濾”的做法，并非認為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無差別，更不是認同對兒童文學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兒童文學承擔著讓兒童的身心健康成長的功能，這是毋庸置疑的，關鍵是我們要給兒童創造一個什么樣的成長環境。如果放任自流，有可能創造出一個空氣污染、充滿病毒的成長環境，孩子們在這樣的環境里容易受到傷害。如果采取“提純過濾”的做法，則是在創造一個經過消毒殺菌的溫室環境，孩子們在這樣的環境里倒是很安全，但他們得不到健全的發育，一旦走出溫室，就抵御不了外面的風雨。

我希望兒童文學創造出一個生態良好的自然環境，在這樣的環境里，讓孩子們接受真實，體驗冷暖，他們會看到不愉快的東西，也會承受黑暗的恐懼；但作家對這一切都進行了“生態化”的處理，達到了相互牽制的平衡性，即使有些“病菌”，也是孩子們的免疫力能夠對付的，不會帶來危害。

（作者：賀紹俊，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項目團隊：中華讀書報記者 陳香 本報記者 饒翔 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