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有限的觀察而言，青年詩人、小說家都比青年散文家多。散文似乎是年長者的事業(yè)，和青年的關系倒未必那么密切。你看，有先鋒詩人、新銳小說家的說法，散文從來沒有類似的叫法，頂多是加個“新”，叫“新散文”，卻很難“鋒”起來、“銳”起來。這是由其文體特性決定的。中國幾千年的文章學傳統(tǒng)，詩文向來是正統(tǒng)，小說則為小道，白話散文雖然實現(xiàn)了語言革命，但在這古典文學取得輝煌成績的領域，散文想有所創(chuàng)新還是難的。也因此，新登文壇的作家、文學的初學者似乎都不太愿意以寫散文出道。這該是青年散文家（權當有這么個稱呼）少的一個原因吧。

在我認識的青年散文家中，朱強筆耕多年，并且以持續(xù)寫作的姿態(tài)在這一文體深耕，新近又出版了一部散文集——《行云》。我好奇的是，或者說我的問題是，作為同代人（朱強比我年長三歲），他用什么驅(qū)動散文向前行進？動力歷來是寫作的核心問題，為什么有廢稿？就是因為寫不下去了嘛。你得有的寫，讓一句接上一句，把敘述和語言推進下去。大體上說，這動力無非是兩大類，一是經(jīng)驗，二是非經(jīng)驗（比如史料、資料、傳說等）。以經(jīng)驗驅(qū)動散文寫作的最大難點在于，實現(xiàn)經(jīng)驗向文學的有效轉(zhuǎn)化。為什么有的親情散文，作者自己在文中感動得不行，讀者卻完全無感，就是因為經(jīng)驗沒有升華為文學。此外，成長于現(xiàn)代化、城市化飛速演進中的一代人，個體經(jīng)驗也必然遭遇同質(zhì)化和窄化的危機。在世界范圍內(nèi)，全球化對地方性的沖擊，造成了地方經(jīng)驗和地方文化的匱乏和消逝，這是當前文壇重提地方性寫作傳統(tǒng)的原因之一。從個體層面說，在相似的、均質(zhì)的、同一性的時空和背景下成年的一代人，如何向內(nèi)深度挖掘，找出真正獨屬于個人的經(jīng)驗，而不是被公共經(jīng)驗的普遍性話語侵蝕，從而只會寫人云亦云的大路貨，絕對是青年散文作者亟須解決的問題。

將個人經(jīng)驗升華為文學，朱強找到了一條有效路徑。《行云》中，他的經(jīng)驗帶有個體的深刻烙印。《地址簿里的日常》是集子的首篇作品，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篇。地址，是書信年代人與人保持聯(lián)系唯一的依憑。“以前的地址，就像一個個結實的樹樁，牢牢扎在地上。”朱強寫地址的興廢、變遷，實際是寫人的聚合、離散。在這樣一個尋常事物背后，是時代的滄海桑田，是現(xiàn)代化對舊秩序的肢解，背后則是歷史摧枯拉朽的偉力。其中自然有作者的具身經(jīng)驗——陪表哥在南昌尋訪失聯(lián)多年的親戚，但朱強希望傳遞的精神性命題很多，比如鄰里關系、城鄉(xiāng)之變，比如弱關系取代強關系，比如地址的消失與城市坐標的坍縮，等等——這是年輕一代散文寫作者的時空感知。朱強的個人經(jīng)驗之所以能升華為文學表達，在于他較好地為精神性命題找到了一個恰切的物質(zhì)依托。他從地址簿的“物性”里開掘出豐富的內(nèi)容，讓城市成為一個可讀的文本。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到“可意象性”的概念，“即有形物體中蘊含的，對于任何觀察者都很有可能喚起強烈意象的特性”。具備“可意象性”的未必是高樓大廈，只要被人強烈、清晰地感知，便可以是。

朱強散文中的物，多具有“可意象性”的特點。這在《行云》的下卷中體現(xiàn)得更為突出。《瓷上景德》寫瓷，《出山》寫茶，《行磚小史》寫城磚，《繪事》寫畫與畫展，《墟土》寫最尋常的土，《碑考》寫一塊殘碑。這種“好古”姿態(tài)，使他的經(jīng)驗與諸多同年齡段的作家拉開了距離。在訪談中，朱強說：“我喜歡舊事物，比如老房子、舊家具、各個年代的舊書、故人和老友。舊的表面蒙著的是厚厚的時間，是各種來過的人留下的溫度。”戀舊使他不斷向家族內(nèi)部的過往與地方歷史文化的縱深處開掘，尋找屬于自己的散文敘述動能。《行磚小史》把宏大的歷史、小名小姓的造磚者、楊萬里，與“我”的外婆和“我”自身尋訪古磚的經(jīng)歷連接在一起，以磚為原點，采用箭垛式的寫法，不斷將不同層次的文本信息射向標靶。《墟土》也有“我”的觀看，同時有城市拆遷、建設的歷史背景，有“我”的表嫂等人物，但核心卻是那不斷被推土機和洛陽鏟翻動的“土”。“土”作為核心意象在這里并不指向大地的厚重沉穩(wěn)，而是其反面，處于流動不居的狀態(tài)。朱強曾被人評說有一個“老靈魂”，他自己更怕別人忽視自己“少年氣”的一面。在我看來，這種“少年氣”正體現(xiàn)在對時代流動性的感知上，這是由我們一代人的具身經(jīng)驗生成的。朱強固然戀舊，他寫那些舊窗欞、舊碑帖、舊吃食，講那些久遠的故事，但這并不妨礙他寫“變”，而且他善于寫變化、寫變遷、寫變動，如集子的標題一樣，“行云”的“行”是全書的題眼。作者樂于寫萬物流轉(zhuǎn)，無物常駐，而又在文字中復活它們。

如何處理非經(jīng)驗，同樣考驗寫作者。在我看來，用間接經(jīng)驗驅(qū)動敘述，需要作者具備消化能力、召喚能力和嫁接能力。間接經(jīng)驗一般是非親歷性、從外部得來的，比如從書中、網(wǎng)上、資料中得來的知識，或者從別人口中聽來、從旅游景點介紹抄來、從采訪中得來的內(nèi)容，這些間接經(jīng)驗都無法直接進入敘述，用得不好反而給人堆砌突兀之感。朱強文筆老道，他敘述歷史時不刻意保持距離，而是努力通過想象、還原、虛構，搭建一個實在場景，甚至不惜塑造一個甲乙丙丁，來讓場景帶有動感。比如《瓷上景德》，在二十幾頁的篇幅中容納了青白瓷誕生、景德鎮(zhèn)名由來、窯工生活、督陶官臧應選其人、外銷瓷、馬戛爾尼來華等諸多內(nèi)容，但作者舉重若輕，只直接引用極少數(shù)史料，而將重心放在場景搭建和人物塑造上，夾雜議論抒情。應該說，消化能力既意味著作家對材料的選擇、理解能力，更考驗著作家對相關內(nèi)容的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能力。而當前很多散文寫作者常出現(xiàn)的問題，恰恰是外部素材疙疙瘩瘩，在行文中化不開，這正是編輯最苦惱之處。

所謂召喚能力也就是無中生有，把本來沒有或者不該有的內(nèi)容召喚到文本中來。且看散文集的同名作品《行云》，由一次家庭聚會，寫到“我”小太公、祖父、父親等人構成的家族史，接著非常冒險地把辛棄疾搬出來，這種大幅度的敘述轉(zhuǎn)向一開始令我驚詫不已，直到后來便明白作者的心思。父親和家族幾代長輩成為城市人的祈盼，實則是獲得一種被城市接納和認可的市民身份，這正與蟄伏贛州、渴望擺脫“歸正人”身份歧視的辛棄疾有共通性。作者寫道，“英雄與普通人都難逃在路上的命運。他們都可能是行云的化身。”我們看到莊子《齊物論》的影子，而真相有時候就是如此吊詭。作者如穿越一般，從平凡甚至微不足道的家族歷史講述中，召喚出那些成敗興亡的“大歷史”，卻發(fā)現(xiàn)二者何其相似。

有人說朱強的散文帶有一點“先鋒氣質(zhì)”，我不知道這種“先鋒”是從何種意義上進行界定的。我想，或許是有感于他的敘事藝術和寫作手法。比如，朱強喜歡用蒙太奇，在不同場景之間切換，這在《有無帖》等篇中體現(xiàn)得比較明顯，是他嫁接能力的一個證明。散文的嫁接主要是看謀篇布局的組織，哪個片段或者段落群，上面接什么，下面連什么。《有無帖》的主體是一次時空快閃，同時嫁接上了王陽明，而且這個王陽明也是經(jīng)驗化的王陽明。散文開篇出現(xiàn)的是“我”與相親女孩的一次見面，灰蒙蒙的冬日令人心神恍惚，接著主人公想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一場雪，想象日后的忘年交朱伯伯、黃老師如何與當年的“強牯頭”（“我”）共享那一場雪。接下來，因制作紀錄片腳本而縈繞心頭的歷史人物王陽明也登場了。在這復雜的時空中，作者游刃有余地自如切換，將不同時空的切片組裝到一起，帶有意識流的味道。作者正是以意識的內(nèi)聚焦為散文組織的邏輯，不斷跳躍、閃回、輾轉(zhuǎn)在不同場景中，形成漫漶朦朧的美學效果。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行云》的個別篇章在藝術上還不夠圓融，有些斧鑿痕跡，比如涉及紅軍歷史的部分，可能囿于重大主題而自我束縛了手腳。一些極個別的語句，依然能看得出時代公共話語的非文學性表達對寫作的侵蝕。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時代刻痕呢？

讀朱強的散文，儼然已經(jīng)看到一種大氣象。這“大”是以小見大。他不排斥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但絕不沉迷、沉浸于此，也不走知識性、博物式寫作的路，而是有一種打通歷史與現(xiàn)實、游走于古今之間的氣勢。不過，他寫的又不是重排場鋪陳的歷史文化大散文，篇幅和味道都絕不效仿這類作品。或許，難以歸類才說明他正在形成自己的風格。

（張鵬禹，編輯、記者，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北京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曾獲丁玲文學獎·新銳獎，作品獲北京文藝評論年度推優(yōu)優(yōu)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