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經驗易逝、記憶渙散的時代，我們如何在個體與歷史、土地、他者乃至自我內在之間重建深刻的聯結，從而確認生命存在的意義？作家朱強以扎根鄉土的散文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動人的回應。我感受到這份回應，源于自身的具體經驗，以及具體的困惑。在高校影視類專業從教，我常需為學生布置涉及本土題材的作業。但說實話，不管是市面上能看到的那些作品，還是學生一茬一茬交上來的片子，拍“故鄉”、挖“本土”，最后呈現出來的，總像是從旅游宣傳片那里借來的一副殼。老街區、老手藝人、祠堂的香火、灶臺邊的方言，符號堆得整齊，標簽貼得一絲不茍，好看是好看，但摸上去，是涼的。那種隔著什么的感覺，缺的到底是什么？翻開朱強的散文，我才隱約有了些啟發。

用拍電影的方式寫散文

朱強是個會用文字“拍片子”的人。他凝視當下的日常，“鏡頭”始終向內，聚焦于生活中常見的、易被忽略的物質細節，如同電影中的特寫鏡頭。《地址簿的日常》一篇中，讀來會不自覺地跟著他的“鏡頭”走——從一根抽油煙機的錫箔管開始，探進幽深的煙道，然后看見二樓在燉豬腳，聞到七樓在熏臘肉。你不曾注意的交錯的水管、煙道、天然氣管道，經由他的視角，才發覺這些其實是無形中把我們聯結起來的生存網絡。那些與我們共享這些東西的陌生人，突然成了自身生活的一部分。

更妙的是，朱強散文以近乎蒙太奇的手法，將個體的瞬時體驗與浩瀚歷史并置，歷史感被他“剪”進現實感之中。散文《山藏》，當他驅車駛入暮色四合的贛南山道，車窗搖下，連綿的綠意與土地蒸騰的氣息涌入肺腑。群山在暮色中沉陷，車燈偶爾撕開一片夜——這寂靜的穿行，卻猝不及防地撞進九十年前另一個傍晚。“往西！”僅此二字，自成一段。像一記清脆的剪接點，時空驟然切換。上一秒還是盤旋的鴉群與低垂的云層，下一秒，嘶喊與槍聲便破空而至，歷史就這樣蠻橫地撞進當下的行程里。他寫紅軍突圍，刺刀彎了，用腳踩直；寫僅存的地圖字跡模糊，沾著血跡；寫滿目丘陵圍困，生路渺茫。筆觸具體得像在觸摸那些尚未冷卻的體溫。然后，筆鋒一轉——大阿鎮上的朋友已備好晚餐，朋友的兒子成了小鎮醫生。歷史血色未干，當下生活已靜靜鋪展。

朱強還有一種本事，他能夠將聽來的故事、未親歷的歷史以及村民或長輩的口述，與他的記憶和想象一同完成時空的縫合。《行云》中，敘述了小太公賣肉時“板油抹秤”的生動細節：秤桿“像受到驚嚇”般立起，板油飛濺向婦人臉上。祖父與家族長輩的口述，讓一段上世紀贛州街頭的微小沖突，在孫輩的筆下重獲呼吸。口述的聲音作為類畫外音的存在，在文本空間中為歷史畫面植入了生動直接的音軌。未經歷過的事，可以通過傾聽和轉譯，重新激活。

在他的筆下，歷史是被召喚的，在青山綠水的靜默中突然顯影，又在風過林梢的瞬息悄然隱匿。身體在場與歷史現場進行時空疊合，在同一個地理空間中對話。這種書寫自帶深刻的影像自覺，是一種抵抗遺忘的存證。在今天，記憶普遍渙散，很高興能看到以文字為鏡頭的寫作，為消逝的鄉土建立了一份堅實、綿密且可反復凝視的底稿。他的“鏡頭”始終對準當下，更對準那些正在消失的名字。

在名字消失的地方，把根留住

我們這代人正在經歷一種緩慢的失憶。老街拆了，老地名成了地圖上空洞的標簽，知道舊事的人一個個老去。朱強擅長在看似無關的事物、時空與人物之間，發現并建立深層的、詩意的連接，以此修復被現代生活割裂的整體性。

《地址簿里的日常》書寫著，衛東只剩下一塊路牌，上水巷承載著更多的也只是念想。他寫下這些地名，為了在記憶徹底消散之前將其打撈，確認那些名字背后，曾有人生活過、呼吸過、悲歡過。所謂本土，是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之后，還能指出哪里曾經有過溫度，并且讓后來的人依然能感受到那溫度。在他筆下，江西燦爛的人文積淀是八大山人隱居山中的筆墨與呼吸，舊城磚上工匠無意留下的指紋。他讓“江西”這個概念，沉淀為可觸可感、可親可解的具體的精神，并讓我們看見一片土地真正的力量。這份力量及其尊嚴，不正是它在記憶中孕育的獨特而堅韌的生命形態嗎？

寫出這片土地之前，先聞到風

《用“老靈魂”蒸騰出“少年氣”》（訪談）中，朱強說，城鄉之別“并不在地理空間上”，而在于“時間關系”和“血脈里的延續”。城市小區旁的空地上，當朱強看到老人種下大蒜、絲瓜，他看到的是一種情感上的“放不下”。放不下，是鄉土文明在國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慣性，也是人與土地之間未被現代生活完全斬斷的倫理聯結。因此，他的城市書寫總是帶著鄉土的影子，城市也因此顯得不那么絕對和冷漠，擁有了更加豐富、駁雜的溫度與可供探尋的“意外”。

鄉土血脈的延續，不只體現在他對城市的觀看中，更清晰地落在他對家族故事的耐心打撈與拼接里。在《行云》中，爺爺、小太公等長輩的故事得以被訴說與傾聽。如他所言，當這些故事匯聚，便展開了一棵巨大的生命之樹，讓置身當代的他，既感受到歷史長河中個體命運的“輕與薄”，也體會到當下生命的“重與厚”。鄉土，是他在風雨飄搖的時代確認自己從何而來、又為何而立的根。

鄉土經驗賦予了朱強與萬物相往來、以肉身化萬物的世界觀。他十四歲時“聞到南風的味道”，看到門板沁出汗珠，這種蘇醒正是一種鄉土式的、全身心向自然與世界敞開的體驗。他將這種感知帶入所有書寫，無論是寫山間的行走（《客路》《出山》），還是寫紅色歷史（《山藏》），身體與感官凝結成山的形狀、水的湍急、磅礴的綠色、刺耳的槍聲仿佛在血液里回響，歷史也從而發生在可觸摸的地理空間與個人史中，避免了寫作宏大敘事時常見的空泛。

作為同鄉讀者，翻開他的作品，能夠感受到撲面而來的親切，江西這片土地，交織著燦爛的人文積淀與熾熱的年代記憶。然而，在當代語境下，卻常陷入某種尷尬的沉默：它被調侃為“環江西經濟帶”，在周邊強省的映照下，仿若一片“發展洼地”，許多人離鄉謀生，地域形象也在高速發展的敘事中漸趨模糊……我想，朱強書寫的意義正在于松動了日漸固化的認知。當他俯身下來，接觸腳下的土地時，微末的人事、消散的方言、即將被遺忘的節俗與地貌變遷中，真實可觸的“故鄉”被文字打撈。用發膚感受風的方向，用腳丈量山路的起伏，在尋常巷陌、山河故人中，一幅有溫度、有呼吸的江西圖景慢慢蔥蘢起來。

（吳介涵，萍鄉學院人文與傳媒學院廣播電視編導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