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在《詩經》結集與文本化之前，還有一個詩樂合一的階段。《詩經》中的詩篇最初與音樂是什么關系？又是如何被歌唱的？李輝的《〈詩經〉歌唱研究》一書可為我們提供啟示。

《〈詩經〉歌唱研究》嘗試回到禮樂歌唱的原初語境，探討詩與歌唱的關系，并分析《詩經》的文本形態及其成因。全書分為緒論、七章正文、結語及附論。緒論重新審視了《詩經》與音樂之關系的相關研究，對《詩經》歌唱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維度進行了總結。第一章簡明描繪了遠古社會的樂舞和歌唱活動圖景，對商代的樂舞活動與樂政進行論證。第二章深入探討了“周頌”的歌唱類型、入樂機制及由此形成的文本形態，進而探討歌詩與舞蹈的分野以及頌詩演唱主體及其職能演變。第三章討論西周中期禮樂大備背景下雅詩的興起以及“大雅”詩樂功能與樂用方式的轉型。第四章討論燕飲詩的產生、創制新變以及重章疊調體式的興起。第五章討論周代典禮用樂“升歌”“笙入”“間歌”“合樂”等樂節的形成。第六章探討諷諫詩、征役詩、公卿贊歌的產生與入樂。第七章討論諸侯禮樂自主發展背景下“風”詩的采集入樂、音樂風貌、樂用情境等。該書對《詩經》文本的生成和歌唱進行了全新的研究和闡釋，清晰地描繪了一個以禮樂歌唱發展為中心視角的社會發展史。

首先，作者以歌唱為核心，探討詩歌文本的產生、入樂與歌唱過程，展現出周代禮樂歌唱的興衰發展。這無疑是該書最大的特色和創新。《詩經》歌唱研究根本上仍是文本研究與制度研究。在詩歌文本研究方面，作者提出了兩點思考：一是在歌唱的視角下，歌詩是書寫與口頭交互作用、穩固性與流動性辯證統一的文本；二是《詩經》在樂官群體和貴族中有不同的傳承，對《詩經》書寫與口頭的不同側重，體現在對《詩經》歌唱性的去取程度上。作者關注詩歌文本形成中的流動性、復雜性，始終抓住歌唱的核心，通過分析文本在入樂時留下的整理加工痕跡來展現其從創作到歌唱的全過程。如《詩經》在創作過程中，不同的主體會發揮不同的作用。公卿列士作詩，獻給瞽工樂師，樂師比于音律，譜成樂曲，然后在相應的典禮上歌唱，以完成諷諫。詩人身份的凸顯展現出詩歌主體性的增強以及詩樂分道的趨勢，最終呈現的詩歌文本就是樂官和貴族交互作用的結果。

其次，禮樂歌唱扎根于國家社會的土壤之上，作者將《詩經》的歌唱置于周代的政治文化和禮樂制度建設的背景中，致力于對其儀式屬性、歌唱主體、歌唱方式的具體研究。作者認為，西周時期以王朝詩樂歌唱為典范推廣、下移，形成具有一定普適性的“通用之樂”。東周時期，諸侯獲得詩樂自主權從而導致了“國風”的出現。“國風”具有“新樂”“新聲”的音樂風貌本色，經過樂官入樂加工，又具有了儀式“樂章”的屬性。《詩經》的歌唱皆發生于儀式場所之中，作者對燕飲詩及無算樂的研究極具啟發性。西周中期開始，《詩經》中的燕饗歌唱從祭祖歌唱中獨立出來，開始展現在單獨的燕饗活動中，“顯物”與“合好”的特征得以凸顯。燕飲詩的創制也發生新變，如“比興”的涌現、“套語”的上升等。具有強大伸縮性的重章疊調也在燕飲詩中興起。無算樂作為儀式中最為開放、自由、包容的環節，也為諷諫詩的“主文而譎諫”提供了絕佳的場所，并且促成了列國風詩的采集和入樂，對《詩經》文本的生成、傳播產生了重要作用。

最后，作者從《詩經》的樂歌屬性出發，以歌唱為突破口，以周代禮樂制度建設為背景，對《詩經》進行深入探究，構建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作者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詩經》歌唱進行研究，涉及考古學、文獻學、歷史學、民俗學、宗教學、藝術學等理論知識，廣泛利用甲骨文、銅器銘文、簡牘帛書等出土材料，對《詩經》歌唱文本進行了深入的闡發。如通過對比傳世本《詩經》與出土本《詩經》在章次上的差異，指出重章疊調的伸縮性。又如通過《芮良夫毖》《桑柔》等平行文本的對比，揭示樂工在詩歌入樂時所賦予的詩樂風貌。作者在進行論證時細致入微、層層深入、有理有據，能夠發掘文本表面下的深層形成原因。

周人的《詩經》歌唱已不可聞見，但我們仍可通過文獻與文物的線索重返那個禮樂昌盛時代的情境。《〈詩經〉歌唱研究》一書從歌唱形態的具體研究到《頌》《雅》《風》變遷及其內外動因的探討，進而對周代歌詩創制方式、入樂機制、樂官職能、詩樂關系的歷史嬗變等問題進行深入探索。同時，作者還深刻把握了《詩經》禮樂歌唱的內在機制與精神旨趣，發現其德性光輝與人文關懷，并且認為禮樂歌唱是一種展演形態，具有自主自足的生發能力。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