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鵬程出生在寧夏，生活在浙江寧波。要走進高鵬程的詩歌世界，這種身份背景大概是重要的。一方面，就“人”的層面而言，市場循環互通、資源自由流動、個體沿著愈發便捷的現代交通網絡隨時遷徙又各處扎根，空間流動經驗大規模重塑了人的經歷軌跡、情感體驗乃至生命結構，在此背景下，“家”的概念、“附近”的概念，乃至個體的自我想象和身份認同問題，都需要被重新審視。另一方面，這種背景對于“城”也是重要的，以高鵬程如今居住生活的寧波為例，寧波歷來工商業發達、具有較為鮮明的移民色彩。這座城市里聚集著無數來自天南海北的人，不同的身份和經驗由此發生碰撞，一座城市的文化氣場、情感結構都會被重塑，而高鵬程的身份背景和經驗軌跡，于寧波這座城市來說是頗具代表性的。

一個人與一座城，在此獲得了深度對話、彼此互文的可能性：今與昔、彼與此、我與他，永遠都在對峙碰撞而后融合共生。這本是高度個體化的生命經驗，在今天卻具有越來越普遍的文化隱喻和共性象征；就詩歌而言，它提供的是一種“對照”式的觀察視野及抒情機制。在高鵬程的詩，尤其是出版于2024年的詩集《回聲》和此后幾組近作中，這一點體現得頗為明顯。

故鄉與異鄉的對照

在高鵬程的詩歌世界里，故鄉是非常重要的題材。高鵬程筆下的故鄉，其意象系統和情感色調大致屬于傳統農耕文明，換言之，是結構穩定、氣味熟悉、高度抒情化的。精妙具體的細節和質樸真誠的情感，非常有效地賦予詩作力量。例如《山中一日》，寫年少時在大山內部閑逛，人的視角追隨著蝴蝶的視角展開，從“誤入”抵達了對鄉土自然景觀的精準發現，枝頭的大朵辛夷和滿地的紫色花瓣，與草叢間的墳塋、遙遠處的人家、模模糊糊的人影，共同融化于空氣中浮動的“某種透明狀的波紋”，人與自然的融合、個體生命向大地家園的歸化，在此是寂靜、漫長而又穩固確鑿的。這是一種經典性的鄉土抒情、“故鄉詩意”。又如《日漸稀薄的悲傷》，寫“綠皮火車的叫聲，把我帶回老家/脫光木葉的毛白楊，低矮山崗/結界煨在你面前的羊糞火，已經熄滅/只有風吹動著你上面的荒草”，故鄉生活的空間意象及情感體驗，構成高鵬程詩歌中非常重要、也非常動人的元素。

然而，這些詩作與傳統的“故鄉吟詠”寫法存在不同，其背后存在著隱匿卻強力的“異鄉回望”姿態，尤其是，它基于現代性的自我認知悖論和身心流動感受。《日漸稀薄的悲傷》里，那些清晰的物象與情緒，實際滋生于遙遠城市里的失眠及不安夢境，“我又夢見了你……一聲接一聲低沉悶長的叫聲/在失眠的夜里傳了很久很久”；《山中一日》里，詩人也專門安排了那個“未來時間”中的“我”現身，“我忽然看到了另一個我，那個正在生活中的我……我看著遠處的那個我，在浮沉、輾轉/很快度過了漫長的一生”，線性的出走漂泊，刺破了故鄉山坳里的輪回時光。這是都市異鄉視角對故鄉經驗的重新審視，它賦予高鵬程的詩更復雜、更具沖突性的情緒張力。對高鵬程來說，故鄉其實是一種在遠離和喪失中才得以被更好談論的詩意對象，是在“他者化”的目光中才真正被指認的“自我之根”。

青春與中年的對照

“過去怎樣”與“現在如何”之間，孕育著高鵬程詩歌重要的情感碰撞模式。《在甲板上俯瞰星群》一首頗為典型：“我又一次看到了你們，我年輕時仰望的事物/此刻，正混跡于水面的燈火。”今與昔的時間對照，轉化為高與低的空間對比，講的是星光但當然又不止于星光，其真正的著眼點是自身的年齡變化、處境變幻、心態變遷：“突然有多少回憶從那里涌出？……如今，除了這些我依然一無所有。”“年輕時我喜歡對著天空撒網，/現在我習慣在渾濁的水底打撈自己的星辰。”生活世界里相似的物象，于“我”處激發的則是不同的身體姿態和內心狀態，這是一種從空間想象（它實際也是前面談到過的“故鄉/異鄉”關系的內化變種）向時間體悟的能量轉換，背后是一種鏈接起青春時代與中年境遇的“流逝意識”。《冷西之夜》或可提供另一份例證：“車子拐彎時，忽然看見了遠處的燈火。”夜里的燈火具有的某種模糊感引發了對中年漂泊、“摸黑趕路”的瞬間察覺。

有趣的是，“趕路”和“出發”，在當年的青春視野中，原本是一種正向的詩意想象，而待真正來到中年，詩人卻發覺，生命時間中一切的出發與行旅，亦是意味著在趕路的過程中不斷丟失關于路的記憶：“整理行李箱，翻出了一沓車票/忽然發現，這些年我居然去過這么多地方/……有些已經陌生。我甚至忘記曾經去過那里”“那些曾經切慕過的遠方，逐漸成為遺忘/……都已經還原成了票根上，兩個地名間/一截平直的線段”“生活回到了原點/而遠方重新回到遠方。”（《過期車票》）年輕時代對世界的想象機制，與人到中年對人生的感知結構之間，發生了饒有深意的反差：那些曾經切慕渴盼的東西，承受著記憶覆蓋和路里風霜，已在不經意間被沖淡、抹平、刪除，真正留下的況味和深情，卻是當初并不曾預期到的。這是人生不同時間節點之間的對照性張力。

情感與意義的對照

《良渚遺址：時間加減法》這首詩以一系列莫名其妙而又貼近生存抽象本質的“叩問”行為，將外在意象與內在省思連綴在一起：“廢墟比生活重要”“種子比生存更加重要”……但是，在詩作展開的過程中，詩人的每一句話似乎又向這沉默的文明廢墟投來探尋性的目光：結果真的比過程更重要嗎？當所有的一切最后都會倒塌？目的真的比動機更重要嗎？當一種看似簡單粗暴的生存目的，在幾萬年后又創生出更多更費解的動機，繁衍又真的是唯一重要的嗎？所以，這些陳述句的背后，當然也存在著疑問句；符合工具理性的思維方式，未必就能夠整理和安置詩人對情感邏輯的深層追尋。這首詩的最后，詩人也只是把一切秘密都融進“對一粒稻谷的凝視”，并將此歸納為對“文明核裂變基因”的收容、收藏。所謂收藏，其實也是擱置。

此岸與彼岸的對照

這種想象方式的分別，其實關聯著詩人解讀世界、并在解讀世界過程中認同自我的不同結構。對照乃至對峙，在這里以一種深刻而無形的方式存在著。在詩作中，這種對峙不止一次地被具體投射為“此岸與彼岸”的意象：“一道狹長的沙堤，隔開兩邊/相互對峙的沙灘……/它更多地被理解為/一個象征。但事實是，我的體內的確存在/這樣一道沙堤。”（《檀頭山姊妹沙灘》）在《對岸》中，“從此岸到彼岸”被形容為“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像月臺隔開鐵軌、舟船分開江面，不同的人由此去向不同的岸，而在一個獨立個體的內部，“岸”的分類學使一個人“有了裂隙”，“一條黑色的拉鏈經過了他”。

同樣是高鵬程詩歌中具有貫穿性的核心意象，“火車”意味著順序時空里的經驗更替（連接故鄉與他鄉、區分當下與往昔），那么“拉鏈”意象則指向了超越時空結構的、靈魂內部的分裂張力。有關于此，高鵬程在《文明的肉身》《物語》等幾組新作中，展示了進階性的處理策略，“兩岸”式的感受結構和對照方式，被呈現為“具體/宏觀”“經驗/超驗”之間的跨越想象動能，個人體驗與文化思考之間展開了更深入的對話，“分野意識”和“對照視野”在此增殖出更加復雜的句式、更加分析化的語言風格、更加思辨化的想象軌跡，詩作的思想深度和內在容量隨之獲得進一步的優化。這或許正意味著一位詩人繼續生長的寬闊可能。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研究處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