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伶的作品呈現出少女文學與自然文學的有機結合，因此可稱其為“少女生態文學”。一般而言，人的自我認知問題是個體生命的“元問題”，而人與自然的問題則被視為人類社會的“元問題”（1）。韋伶的少女生態文學對這兩種“元問題”進行復合探索，揭秘少女生命與自然生態相契合而形成的豐富幽深的內外世界。雖然當代女性文學和生態文學研究已林林總總，但是韋伶最初以其靈心慧性自出機杼地融合有關女性和生態的寫作，并非出自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先導（2），而是源自她作為自然之子的“永恒少女”的生命本性的自覺，源自她在心靈深處對大自然的天然敏感與親近，源自她對少女生命內在的探幽，還源自她對一切生命何去何從的思索，因而，其少女生態文學包含了對自然、性別和生命的美學與哲學的探索。

地方，通常是作家創作情思的發源地，也是作家的情懷所向或情結所系，映照著其內心深處的牽掛和渴望。韋伶在“地方”書寫中，細細勾勒其空間情境和時間情態，空間多為園、林、江、山等自然環境，而與空間相關的時間則多為夜晚、億萬年、永恒等，因此格調多顯得寧謐幽遠。但是，韋伶的文學并非一般意義上聚焦于家鄉風物的鄉土文學，因為其書寫核心是神秘的“少女”與神秘的“自然”之間的關系。韋伶以豐沛的具身體驗、情感與理性思索，在文學中構筑她心儀的家園，大致經歷了從“園”到“林”的追尋，復雜的是，她常奔走于“逃與進的山谷”，即不斷突圍和重建。她筆下的“地方”是自然、性別和生命的詩性空間，充滿變化和魅惑，因而對此問題的研究需要從她的創作歷程進行整體考量，才能有貼近本相的辨察。她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經歷了從孕育、奔突到逐漸完善的歷程，從自發到自覺，從女性和生態的感性“遇合”到理性“結合”，自有其細膩幽深甚至糾纏之處。本文從女性和生態問題的同構維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考察韋伶少女生態文學中孕育的詩性啟蒙和倫理關懷，從交疊性視角考察其作品內部意涵的有機建構。

一

園之建與棄：

從“月光下”的起舞到“圍墻里”的窺望

韋伶的早期小說傾心于“園”的美學建構，尤為突出地體現于短篇小說《月亮花園》和長篇小說《幽秘花園》等作品中。她的文學之“園”帶有馥郁的少女氣質，是花園、樂園、夢園的合一。“園”，是一個具有閉合性和安全感的所在；“花園”更是韋伶創建的一個特色場景，而且她傾心凝神的花園是月光下的花園。《月亮花園》中，女孩月泠泠愛在月光下的花園里跳舞。起初，她是一個人跳給月亮和花園看的，之后在月亮女孩們的圍繞下，她跳起最秘密最美麗的“月亮舞”。這樣一座月光晶瑩、歌舞曼妙的花園，是如月光般輕盈明凈的少女們的伊甸園。月亮女孩們的歌謠自問自答，是少女自覺地對世界、生命、時間、宇宙、身份等發出的叩問，由此發現和明確了月亮女孩的使命是“見證和傳遞——有關月夜、大地和生命的秘密”（3）。韋伶喜歡描繪月夜，乃是希望喚起“來自遙遠的生命感覺和深切的身體記憶的‘月亮智慧’”（4），她對月亮女孩的身份定義是“被月亮喚醒的女孩”，且能感受和領會月亮之美的女孩。月光帶給女孩泠泠的是一種“水波中的小魚”的舒適感、自由感，是“想要張開的花蕾”的成長感、開放感。女孩們在月亮下的歌舞是舉行生命蘇醒的儀式，是心靈與天地相融合的祝頌。韋伶認為月亮和月亮女孩送來的是大自然對生命的饋贈和暗示，“月亮女孩的禮物里有著和平、柔美、寧靜、護佑的母性情感，但也會有著激越與飛翔、掙扎和療救的女巫符咒”（5）。女孩對月亮的身份認同，延續了對遠古的月亮女神的崇拜，是對浩渺的宇宙秘密的觸摸，是對悠遠的生命柔情的體認，涌動著身體感覺和心靈情感的潮汐。《月亮花園》建造了一座優美空靈的花園，也是蘇醒了的少女放飛身心的樂園，是充滿浪漫主義情調的美輪美奐的夢園。這一花園不附屬于某座房子，也沒有有柵欄或圍墻的限制，而是寄托了夢想的開闊天地之間的“太虛幻境”。

在唯美的“感性”啟蒙之外，韋伶也有她冷靜的“理性”啟蒙，她在小說中摸索女孩到女人的成長之路，揭示了花園對于不同人生階段的女性具有不同意義。關于現實花園的書寫出現于她的長篇小說《幽秘花園》中。山上獨居的白婆婆的花園不同于少女的月下花園，這是連接著石頭房子的一座園子，是帶有“圍墻”的園子。前后對照，我們即可看出其間的關聯與變化：《月亮花園》是屬于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純美少女的童話花園，是戴著朦朧面紗的女性花園的天籟般的序曲；而《幽秘花園》則是一點點撩開面紗，從中不僅看見女性花園的美與愛，也看見其得與失，看見隱藏著的憂愁與傷懷，這座女性花園中的歌曲是混合著甜美與苦澀的多聲部疊唱。韋伶以女孩韋三妹的視角來探查成年女人的花園，即“少女后”的生活。起初在她心目中，這座花香馥郁、果木蔥蘢的花園是溫馨與幸福之地，白婆婆是悉心侍弄花草果木的“樹神”和“月神”，這種沉穩的母性氣息如成熟的水果般吸引著女孩。白婆婆告訴韋三妹園子的圍墻外面是懸崖峭壁，但是她沒有聽從勸告，大膽地鉆過園子圍墻，無意中進入了另一個神秘的時空，見到了白婆婆和白老頭在兒時牽手飛翔的情景。她帶回了兒時的白婆婆，從而喚醒了白婆婆沉睡的記憶。年老的白婆婆重新開始打量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為不知不覺中遺失了一輩子的夢想而哀泣。童話般的“月亮花園”中飛翔著天真少女澄澈的笑聲，而現實的“幽秘花園”中流淌著老婦悲傷的眼淚。

小說的深刻之處在于，這座幽秘花園里出現了不同時代和年齡的幾位女性：迷戀美、窺望成年女性的少女韋三妹，被男人囚禁的穿古裝戲服的青年女性，不自覺中囚禁了自我的白婆婆。這座花園的“幽秘”就在于這里上演著女性難以言喻的悲劇。可能名叫胡蝶的青年女性的不幸來自男權社會的迫害，韋伶對于這個老舊的故事和女性被“他囚”的處理，只是以一張老照片一帶而過，因為她真正關心的重點是不易察覺的女性的“自囚”，這種“自囚”來自女性身份的變化。當白婆婆結婚生子之后，照料園子和孩子就成了生活的重心，表面的“安”于一方，其隱患就是“囿”于一方。她以母性壓倒一切，這份本能的母性也摻雜了對傳統女性身份角色的認同，并且也有著社會文化的改造（如驕傲于自己生養八個兒子的“光榮媽媽”的身份）。此外，白婆婆的花園盡管在幾乎與世隔絕的山上，但并不完全是少女超然出塵的月亮花園，同時也是一種歷史環境的映照。園子是她的蟄居寓所和精神寄托，但這一庇護所無形中也成了束縛和消泯自我的牢籠。

可見，白婆婆身上交織著個體與外界之間以及女性天性中內在的矛盾，從空間來說就是“花園”與“遠方”的矛盾。作者以韋三妹的少女視角來評價白婆婆的形象，頻繁使用“月亮”“月神”“樹神”之類的詞語來表達贊美。無論是“月神”還是“樹神”，美則美矣，卻都有著孤獨或狹隘。所謂的“神”雖然有其安寧或繁衍的力量，但這一稱謂凌空蹈虛，是女性耽于自我想象和浪漫膜拜的“神性”。成為母親的女性會用傳統文化和特定社會賦予的母親身份和天性中母性的自我犧牲精神，壓抑或放逐自我的另外兩種身份即“妻性”和“女兒性”，從而造成自身的“不完整性”。 女性被賦予作為主動或被動地繁殖后代的工具性身份，無疑有著男權中心主義話語的滲透。生態女性主義學說關注的焦點是女性與自然的緊密聯系，“試圖尋找出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貶低女人與貶低自然這兩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強烈反對父權制世界觀和二元式思維方式對女性與自然界的壓迫，倡導建立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系”（6）。《幽秘花園》中的花園是一座成年女性的花園，雖然花果繁茂，但實質上卻有種根性的東西在走向枯寂——白婆婆在為人母之后的“失憶”意味著“女孩期”夢想的枯萎，而記憶的復蘇正是靠著童年女孩的激活。這里蘊含著作者對“少女后”道路的思索：少女的花園夢想是否能在之后的現實人生和性別關系中恒久？如何平衡“花園夢想”和“花園外的夢想”？韋伶對被過度推崇的“開花結果”的樹神般母性身份帶來的狹小天地的困境進行揭示，從性別話語的維度上指向了對于父權體制和男權話語的批判。“還魂”的白婆婆終于跟隨歸來的丈夫，走出曾經讓她“丟魂”的花園，去遠方重拾舊夢，這是一種浪漫的結局，以棄園來解放被困的自我。但這里女性的突圍，一方面是來自生命源頭的童年力量的召喚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仍未擺脫男性的激勵和引領。女性本身的主體性只是處于萌生階段，尚未生成真正獨立的“能動性”或改造世界的“行動力”。因此，若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來說，這是女性剛剛“破繭而出”的覺醒，是擺脫過于精美的花園生態，向更為浩大的自然生態的出發。

然而，這個由內外兩層故事形成的小說并沒有到此完結。作為外層故事的敘事者，成年韋三妹給年少的侄女們講述自己童年的這段經歷，而女孩們的反應各不相同，依然有著“入園”與“遠行”的矛盾，這似乎是一個對于世代女性來說都是輪回式的、難以兩全的永恒命題。無牽無掛的少女憑著理想主義建構美好的坐標并不困難，難的是對于“少女后”的“女人”應有的坐標建構，其中會有傳統意識和父權社會文化的牽制，這是韋伶從縱向時間軸上對“少女生態”方向的憂思和警醒。

關于“園”的書寫，韋伶更多矚目于少女對美與夢想的迷戀與思悟，也閃動著對女性生命美質與自身價值的尋索。學美術出身的韋伶將她對顏色的敏感帶進詩意的文字中，“白色”是她用來描繪“園”的文學調色板上的主色調，但這“白色”有多種調性：既有《月亮花園》中乳白月光之輕盈柔美，那是少女渴慕的純粹理想，又有《那一片白》中的白霧之迷茫，那是少女成長中尋路的彷徨。除了寫環境之白，還有寫人物形象之白，如“白女孩”和“白婆婆”，不同身份的“白”也具有不同意義。《月亮女孩》中白衣白裙的月亮女孩朝氣美麗，《幽秘花園》中的白婆婆有其親切的白凈，也有長期困守于園子的蒼白。從白女孩的乳白、雪白，到白婆婆的銀白、蒼白，這是“園”的色調和與女性生命相關的暗語。與“園”相關相類的另一些名詞是“屋子”和“庭院”，這是少女或女性化的活動空間，盡管有其獨立性和私密性，但都是被“圍”的空間，封閉或半封閉。“園”中有自語、獨語、私語、囈語乃至可能的失語，而避免這一語言病癥的途徑是超逸于幽閉的“園”，走向廣闊的“林”的探險。或可說，“園”的故事中潛在的女性困境或缺陷，韋伶通過“林”的書寫來嘗試解決。

二

林之歸與護：

對“原始根系”的尋索和“生態烏托邦”的營筑

韋伶寫“園”和“林”有著不同的主色調，以白色為主調的“園”更多著眼于少女/女性的浪漫型和傳統型性別身份，側重于女性主義的思考；而在關于“林”的書寫中，“綠”成為主色調，由年輕女性擔當尋找身份根系和歸宿、守護自然生態的角色，因此更多側重于深層生態主義，也具有更為突出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在韋伶的諸多自然迷戀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對“樹”的迷戀，這種迷戀來自具身化的認同。深層生態學認為，人對于非人的他者的守護顯示了一種生態關懷的倫理，而韋伶對樹的親近與守護更多源自天性的喜愛，而非完全出自生態倫理的認知。白婆婆花園中的果樹具有母性色彩，而山林中的樹木則更具有原始的野性。對于美麗而自足的園，少女會欣賞、留駐甚至守護，也有警覺后的逃離；而對于廣闊、蠻荒的林，少女的行為變成更多的遠行與奔走。樹和女性的氣質也從花園里的“神性”，變為山林中的某種“妖性”。韋伶關于少女和樹之間的關系思考，早在散文集《走神女孩》中就顯山露水。《沒入綠苔》寫自己少女時期常在縉云山中的穿行，她用“遠親的部族”“生命家族”等詞匯來形容自己和樹的生命淵源和血脈相連。《涼夜之夢》則深入思考少女與樹“渾然一體”的關聯，帶著一種對自己、對樹、對生命形態解謎的強大沖動發現了女孩與樹的諸多相似。更為充分地演繹其“綠色叢林”文學思想的，乃是她在之后創作的長篇小說《山鬼之謎》和《綠人家園》，二者都涉及女性和山林，有著強烈的生態整體主義意識。這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青年女性，因其依然保留著少女的氣質，被視為相對成熟的少女，或可稱作“少女姐姐”。她們不是“夢游者”，而是追夢的“行動派”。作者賦予人物的名字往往隱含著人物的氣質或取向，兩位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有一個“林”字：《山鬼之謎》中的“紅發姐姐”葉林、《綠人家園》中的“綠人姐姐”林，其行動都是“走向林”和“歸于林”。

《山鬼之謎》尤為獨特的是彌漫其中的巫山的“巫氣”。葉林的一頭紅發遺傳自父親，她帶著父親遺留下來的石棍去巫山，試圖解開困惑自己的身世之謎。石頭舂缽是故事的核心隱喻，葉林尋找與石棍匹配的石舂，是對生命來處的尋找與復歸。同時，石棍與舂缽的形狀類似于男女兩性生殖器，也意味著野人和常人兩性生命的結合與繁衍。在巫山尋蹤過程中，葉林對山野日益親近，她從《山海經》中感知祖先曾經居住的遠古巫山，當身臨其境時，她“感到遙遠又熟悉的和聲從遠方的老家千里迢迢地包圍過來，召喚著她”（7）。她最終得知父親和她身上都有著野人的血脈，因而有著不同于常人的蠻勇之氣。她最后獨自遁入山林去追尋奶奶和野人的蹤跡，一個原因是不想讓自己這個“野人后代”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對巫山野人原始生存狀態的破壞。野人或山鬼是一種傳說，也可以看作一種未被文明馴化的原始自然生命的象征。葉林雖然解決了“山鬼之謎”，卻又留給讀者另一個謎題：她的這種選擇似乎是對原始自然的復歸，對文明社會的拋棄，但自然與文明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關系嗎？她最后留下的一個線索性痕跡是一塊刻著“回”字的石頭，那么她究竟是徹底回歸山林，還是不久會重回人間？對這個“回”字可以有多重解讀，而作者用以彌合自然與文明之割裂的，是理解女兒選擇的葉林媽媽所言的“愛”。因此，作者呈現的是一個消弭了性別分歧與物種差異、依然不無溫和與浪漫的理想主義途徑。作品中的父親形象并不代表父權，而是代表生命脈系。小說尾聲以父親給葉林的留言來揭開萬物生命的秘密，也傳達作者自身的宇宙思想和生態思想，即萬物平等、萬物相關、萬物相安，這是一種生態整體主義思想，打破了傲慢的人類中心主義，提倡所有物種的共存、共生、共榮與共享。

《山鬼之謎》著眼于追索人與具有“史前”性質的原始力量的關聯，而《綠人家園》的尋根意識則隱藏于都市人對于以“樹”為代表的自然精靈相親的敘事中。林踏入夢一樣的樹上溫泉和謎一樣的綠人家園，她的生命感受和人生方向從此改變。山中樹屋的綠人生活治愈了生命萎頓的都市病，令人內在的元氣得以復蘇。她與泡樹下溫泉治病的素素母女（真實身份是樹神和小綠人）為鄰，閱讀了一部《綠人家族秘史》，進入了綠人家園，被指定為“綠人姐姐”。她和果果鳥一起守護姊蘇果。姊蘇果又名“媽媽果”“許愿果”“古古果”，是一種聯接著生命愿望的詩性的象征，具有文化的承傳和繁殖意涵。林發現母親給她的祖傳手鏈上的珠子也是姊蘇果，由此證明她與綠人也有親緣。林閱讀《綠人家族秘史》的感想道出了韋伶的寫作宗旨：“我相信我要做的是證實和找回一些真實的、古老的、簡單和美麗樸素的東西。它們就像這片山林一樣清新，帶給我真真切切的希望。”（8）

《綠人家園》中深層生態主義思想通過兩個層面的關系表現出來，一是《綠人家族秘史》講述的綠人和動植物之間的關系，二是林所代表的人類與綠人家族之間的關系，前者直接影響后者，二者同氣相求。綠人和動植物之間，是真正的相愛和相互需要的關系。每個綠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樹，綠人拜托人類守住樹，因為它不只是綠人的生命樹，也是和所有人的生命相連的一棵樹。綠人把自己視為樹的孩子、樹神的戀人，樹是他們的保姆樹、情人樹、靈魂與之結合的永恒樹。樹的這些類人化的身份，將綠人與樹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綠人就是“樹人”，這一“身份認同”消泯了人與樹的身份邊界，將二者的身體和精神合一。作者對綠人與樹的親密關系的描述飽含深情，有著中國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底蘊，也與西方提出的深層生態主義思想相通。生態主義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深層生態主義思維的基石是人類對自然的“認同”，即意識到人類與更廣泛的生物社會相關聯。《綠人家園》故事的高潮是：當林意識到綠人就是樹人、每一個人都和樹休戚相關時，開始積極地號召大家擔負起守護生命樹的重任。破壞綠人家園的力量是來自人類對金錢利益的貪婪，而這一人類中心主義的擴張也是傾向于征服和掠奪的男性思維的結果，是一種粗野的男權主義的霸占。在這些山林故事中，女性擔當了覺醒者、喚醒者、守護者、拯救者、改變者的身份，有著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投射。

愛麗絲·科瑞在研究青少年小說中的環境危機時，提出了深層生態學和生態女性主義的混合性。“深層生態學家提倡擴大自我意識，以包含非人類的他者的需求，而生態女性主義者則主張從多種角度將團結的對象延伸到非人類的他者。”（9）生態女性主義呼吁在人類與非人類的相互關系中建立一種替代人類中心主義的、以關懷和相互關系為中心的倫理。《山鬼之謎》中葉林復歸山林，是現代人與原始性的“山鬼”之間的一定程度的結合，但這種以未知結果的追尋來表現的結合，未能顯現這種“團結”能帶來怎樣的社會和生態改變，所以這個“生態主體”是未完成的，被懸置于神秘中。《綠人家園》則表現出對人與植物世界構成的生態整體性的關注，所尋之根是人類與自然植物精靈密不可分的聯絡。林護佑綠人家園的行為采取的正是生態女性主義倡導的“團結”方式，團結非人類的他者即綠人部落，來改造被金錢異化而漠然于生態問題的人類。《山鬼之謎》是女性個體的行動，具有獨立的主體性，葉林皈依山林式的選擇表明自然與社會的對抗依然存在。而《綠人家園》則是女性個體帶動群體的親近自然的行動，更具有人與自然和社會的整合性。女性對自然的認同、移情、團結、共振，使其有可能去改造人類中心與男權中心主宰的社會，這是生態女性主義標舉的道路，不過，這一童話式構建仍不可避免地帶上了“生態烏托邦”色彩。

三

性別與生態交疊中的差異、

跨體和審美整合

韋伶筆下的少女文學和文化風景，一路走來，突破了“園”的柔美氣息，形成其 “林”的曠達氣場。花園中更多的是原地的舞蹈和自賞，山林中則是奔走的冒險和拯救；園中存有自戀或自閉，林中則有自由和自豪；而“林中園”則是對于“園”或“林”的整合，是少女和人類家園理想的拓建。生態批評家布伊爾將“地域”定義為“通過個人附屬、社會關系和自然地理區分而限制和標記為對人類有意義的空間”（10）。在韋伶的這些地理空間中，由綠樹構成的園和林構成其個人性的“神圣空間”，即能夠提供“最強烈體驗”的地方，如阿諾德·勃蘭特所言：“在最充分的意義上，一個神圣的地方為愿意進入其中的參與者提供了一種高度的審美融合，并產生了一種非常積極的經驗”，神圣空間的體驗即是一種“審美體驗”（11）。韋伶以性別與生態問題切入地理空間，寄寓了普遍的倫理關懷和強烈的審美體驗。這里有必要對與之相關的頗為纏繞的性別氣質和價值取向問題進行綜合辨析，既看到其少女生態文學進行的詩性啟蒙的價值，又辨析其在努力進行的“有機”建構中的猶疑與混沌，事實上，這些也構成了韋伶少女生態文學中誘人的“謎”。

生態女性主義提供了文學和文化批評的一種“交疊性”視角。在社會學領域，交疊性被理解為“滋生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如權力關系結構）、符號表征及身份建構之間的互動體系，這些互動著眼于語境，立足于問題，而且與社會實情密不可分”。（12）在韋伶涉及生態和少女的文學書寫中，女性主義關注的性別權力和斗爭并不明顯，但是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角度思考的少女性別角色的文化內涵自有其復雜性。她早年的散文《涼夜之夢》可以看作中國新時期文學中一篇重要的少女宣言，文中比較了女孩與男孩之間的差異。她認為男孩傾向一種活潑的動物性，始終忙碌于匆匆的行動和邏輯決斷中；而女孩更傾向一種安穩的植物性質，鎮守腳下那片原始土地，汲取其豐饒的營養。男孩銜著種子四處尋找播種的土壤；女孩則守候著種子生根開花。因此，她們在社會人的包圍中保守了許多自然人的特性（13）。韋伶以動物性和植物性區分男孩和女孩，以感性的比喻方式呈現其對性別差異的某些真知灼見。她的這些出于女性直覺的認識，與建構“哲學人類學”的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的觀點不謀而合。

馬克斯·舍勒認為工業社會是一個男權社會，西方現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頗和邪惡都是由于女人天性的嚴重流喪、男人意志的惡性膨脹造成的結果，因為女人更看重整合性價值。認為女性比男性更為親近自然的觀點，屬于文化生態女性主義，可為由父權/男權/人類中心主義的社會壓迫造成的傷害提供反抗或療愈途徑，盡管這種理論也有其缺陷（14）。對于同樣存在于當代社會中的種種偏頗，韋伶的少女生態文學具有文化修正和再造的志向，她提出了富有詩意的“標語”：“以月亮的詩性和深情抵制低俗和浮躁，以花朵的精致與生動對抗粗糙與復制。”（15）韋伶強調感性的審美，在工具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審美的感性認知也是一種不亞于理性主義的“啟蒙”，可以對抗現代性帶來的人的異化。“審美的感性認知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察覺到理性主義忽略或視而不見的內容，甚至成為偉大的歷史預言。”（16）韋伶倡導的少女文學與文化具有具身化的感性和詩性價值，帶有對兩種性別力量的反思。她贊同美國作家艾瑟·哈婷在《月亮神話》中提出的“月亮智慧”：“今天急需這種與女性原則的新聯系去阻止西方文明中男性格調的片面增長。”（17）她所言的“片面增長”，是對充滿擴張力甚至侵犯性的男權中心主義行動導致的摧殘自然之舉的批判。

韋伶對少女天性的考察立足于生命發展的時間長度和性別譜系的對照，進而既能發現其特定的美質和價值，又能觀照潛藏的局限和困境。“女孩，這個在人類進化中帶有樹之傾向的生命，她身上兼有著最頑固的生命力和最頑固的落后呵。”（18）韋伶在歌贊少女樹神的同時也不無擔憂：“她們執行的，不會是生命中消極的退化吧。”《幽秘花園》中的白婆婆在表面的“成熟”中走向了“退化”，主要在于如樹般“固守原地”的習性，從自然生態而言，這種“固守”是自覺地對自然原生態的鎮守，而從社會文化來說，則可能是不自覺地對傳統社會規定的角色的維系即固守性別“本分”。韋伶的思想中似乎有著矛盾的認識：“‘探險’原本是孩子長大的必然過程，我們都是在不斷探險的過程中長大的。只是‘探險’更多是男性開拓擴張的表現，而女性的作用似乎在于對原生態的守護，以此平衡和避免人類無限發展的貪婪和自我毀滅。”（19）這一性別觀念帶有傳統意味或古典傾向。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帶來對女性身份的現代認識，女性并非生就的，而是意識形態建構的。在過于對外擴張的男性格調的泛濫中，女性的原地守護是必要的抗衡，但是“原地守護”的另一面可能是“止步不前”。承認男女性別之間的差異，包括從身體到心理和氣質上的差異有其必要性。強調一種性別特質的優長，可以對不具備這一優長特質的另一種性別現象及其相關的文化權力的泛濫進行抗衡，但是在更為廣闊的意義上，任何一種過度強調某一性別特質的言行，都可能會給這一性別的“完全生態”發展造成障礙。從個體、自然、社會、生態圈的發展來說，我們對于天然的、傳統的或集體無意識中的女性特征需要有所強調，以此改變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父權/男權主導過于偏執招致的弊病。但同時要看到，在男與女、兒童與成人的關系中，雖然彼此有所區別，但不是絕對的二元分裂和對立，只是二者存在差異，一并構成生態成長的共同圈和時間鏈。所以，真正符合性別和文化“生態”取向的是二者的互補與整合。對于女孩天性中存在的“最頑固的落后”問題，韋伶在《山鬼之謎》《綠人家園》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她賦予進入野性環境中的少女以探險的心性，使之具有“雌雄雙性同體”的特質，構成了對之前單一強調女性陰柔美的一種調整。

此外，韋伶書寫少女身體與自然相融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單一的“身體性”具有了“跨體性”特質。生態女性主義注意到男女在體驗和評價自然方面存在差異性，主要代表人物蘇珊·格里芬在其著作《婦女與自然：女人心底的怒號》中主張：“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由大地構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們的身體構成的，因為我們了解自己。我們就是自然。我們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們是有著自然觀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對自然言說自己。”（20）韋伶的少女生態文學對少女與自然尤其是與樹“同體”的發現與此相同。身體，也是韋伶少女生態文學中并不回避的重要場域。

美國生態女性主義學者斯黛西·阿萊莫提出“跨體性理論”，將生物學意義的身體延展為可滲透的生態身體，認為“人類身體向其周圍環境完全敞開，可被其他身體建構、解構、再重構”（21）。韋伶對少女的書寫重視身體的價值意義，著眼于女孩的身體本位，充分書寫身體的各種感覺，將少女與樹木、河流、山林、溫泉等周圍的自然相連接，從而達到自然與身體趨于內在的聯通，勾連出少女身體與自然肌體之間的情感紐帶和生態譜系，形成其獨特的“環境化身體”或“身體化環境”的詩性敘事。這種跨體性的聯系與深層生態學主張的整體性思想相通，少女身體與自然環境之間存在雙向聯動關系，物質的流動或主觀的認同使得人與環境之間的疆界變得模糊不清，二者相互疊印，也相互擴容，由此破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具有分裂和對抗性質的二元對立關系。整體性的生態理念構建起平等正義的生態倫理秩序，人類可以通過對非人類的自然萬物的認同，融合不同領域中的“肌體”，通過這種“跨體性”達到與自然萬物共生的道德境界，形成和諧的生態共同體。生態共同體思想的生態理念“并不拘泥于傳統意義上的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探尋，而試圖在更廣義的社會層面營建起一個有機的、完整的、具有精神外延的和諧世界，體現出廣泛包容的交疊性視角”（22）。在這個跨體性意義上，韋伶的少女生態文學是一種“有機”的審美架構。《山鬼之謎》《綠人家園》等對帶有社會身份的少女與自然環境相洽的詩意描繪，實現了交融個體生命、環境生態、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價值。

與思想內涵的“跨體性”相一致的，是其亦真亦幻的交疊性視角所致的文體邊界的模糊。班馬評論韋伶小說的突出特質是“幽”，他注意到其作品中少女文化與巫文化的某種精神聯絡、少女審美心理與原始文化發生態的某種原生性共聯關系。少女思維也給韋伶小說帶來了亦真亦幻的特色，從文學內涵到文體修辭都醞釀著迷幻氣息。她的作品常有小說的血肉、散文的筋骨、童話的逸氣和詩歌的靈魂，遍布帶有情思和文化內涵的景物意象：既有月亮、花朵、枝葉、舞蹈為代表的“雌性”意象群落，又有大江、峽谷、山林、石頭等為代表的“雄性”意象群落。而被反復書寫的樹——站立于大地之上、天空之下、風吹之中的樹，尤其是山林中的樹，實質并非完全的雌性意象，可以被看作是雌雄同體的意象。花園意識、山林意識、宇宙意識、生命意識融匯于作者描繪的意象群落中，彼此照耀和呼應，使其作品成為了帶有幽秘氣質和沉思意味的詩性文本，也是古典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不同程度的藝術糅合，實現了審美品質的跨體性和整合性。

結 語

韋伶對“園”與“林”的書寫，從性別和生態的“交疊視角”出發，有細膩也有曠達，有閉環也有開放，她賦予少女文學以獨到的生態氣象和精神旨趣：去粗糙、棄麻木、避荒蕪，崇天然、秉靈性、覓詩意。韋伶少女文學和文化風景蘊含的詩性啟蒙和有機建構，既來自她對自然的貼合與對生態的守護之心，又來自她對于少女文化的原始性、原生性和原創性的探索，展示了敏感的少女性靈與自然融通的“原鄉”或“原宇宙”，有其深厚的人類學和生命哲學的意蘊。她用充滿迷思、亦真亦幻的藝術手法創建的“綠人家園”，融匯了其性別理想、生態理想、文化理想、生命理想和文學理想。縱觀韋伶的文學之旅，其成就不僅在于高度個性化的少女生態文學建樹，而且還在于其行之有效的“少女作家班”的文學教育實踐引領的少女生態文化建構。她將理想付諸行動，帶領一代代文學少女進入原生態的自然山林，也充分感知“女書”文化的魅力，去深切地領會美和表現美，去創造守護女性自身生命家園和人類生態文化家園。韋伶，這個“山鬼、林妖、樹神或巫神”，把一種撩撥人心的呼喚，用文字的風吹送到我們的耳邊——“造一個夢，并且把它做出來”（23）。

注釋：

（1）魯樞元：《文學的跨界研究：文學與生態學》，第184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

（2）1974年，法國的弗朗索瓦絲·德·奧波尼奧波尼在其作品《女性主義或死亡》中創造了“生態女性主義”這個詞，以提高人們對女性壓迫和自然支配之間相互聯系的認識，試圖將女性和自然從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此后，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在西方經歷了多種發展，有本質主義和非本質主義等多種維度的闡釋。

（3）韋伶：《月亮女孩》，《女孩的神秘信物》，第151頁，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1。

（4）（5）（15）（17）（19）韋伶：《少女文學與文學少女》，第22、31、4、21、58頁，鄭州，海燕出版社，2020。

（6）鄭湘萍：《生態女性主義視野中的女性與自然》，《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7）韋伶：《山鬼之謎》，第143頁，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1。

（8）（23）韋伶：《綠人家園》，第67、190頁，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1。

（9）Alice Curry,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Young Adult Fiction: A Poetics of Ear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p.160.本文英譯漢皆為筆者譯，不另注。

（10）〔美〕勞倫斯·布伊爾：《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危機與文學想象》，第159頁，劉蓓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1）Arnold Berleant, 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 Variations on a Theme, London: Routledge, 2018,p. 8.

（12）Winker Gabriele and Nina Degele, Intersectionality as Multi-level Analysis: Dealing With Social Inequality，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8， 2011）,pp.51-66.

（13）（18）韋伶：《涼夜之夢》，《走神女孩》，第86、85頁，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1994。

（14）韋清琦、李家鑾認為：“這種本質主義的女性優越論，它沒有反對主客二分的二元論，而是翻轉主客體，用一種壓迫替代另一種壓迫，另外‘自然母親’的隱喻在源頭上站不住腳，女性氣質與自然特點合二為一也只是一種社會建構而非先驗存在。”見韋清琦、李家鑾：《生態女性主義》，第14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9。

（16）南帆：《文學在當代生活中的位置》，《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29日。

（20）Susan Griffin,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New York: Harper&Row,1978,p.226.

（21）Stacy Alaimo,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p.13.

（22）韋清琦、李家鑾：《生態女性主義》，第100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