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數字化與本土化的交匯沖擊下，新時代文學努力構建中國文學的審美主體性，其美學風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現實主義在吸納中發展，抒情傳統在轉化中新生，先鋒藝術在沉潛中綿延，三者并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滲透、多元共生。這種美學格局的形成，既源于中國社會巨變帶來的豐富素材與思想挑戰，也得益于作家們對中外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復合現實主義的形成與深化

新時代以來，文學發展變化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加強現實題材創作與深化人民文學。從文學自身的脈絡來看，則是在先鋒文學落潮之后，對現實主義美學資源的重新調用和召喚。與此同時，忠誠于現實主義的作家們并未故步自封，而是通過與多種美學資源的對話和融合，發展出更具包容性與表現力的新形態，形成一種復合現實主義。這種復合性已發展得相當普遍和深入，表現為對過去文學中諸多不同元素的融合。

首先是宏大敘事與精微描繪的結合。傳統現實主義往往追求對民族國家長時段歷史的反映，一般時空跨度大，結構宏偉，人物眾多。進入新時代，作家們仍保持宏大敘事的框架，但使用了更多的概述與跳躍敘述，留出更多篇幅空間，用于場景、細節的精微描繪，或者妙用閑筆，往作品中添加了血肉與生命脈搏。劉慶邦《花燈調》講述了駐村第一女書記向家明帶領村民實現脫貧目標的故事，是對新時代國家戰略的文學響應，但作者加入了兒女情長與地方風俗書寫，調動了定點深入生活獲得的一手素材，如寫杏花與竹子風景、送羊肉的騎手迷路、向家明為簽合同拼酒，均以細致描寫的功夫顯示了日常生活的質地。

其次是史詩性追求與人性觀照的結合。史詩性追求與宏大敘事是相生相伴的，核心點在于反映時代精神，揭示歷史本質。新時代以來，這種史詩性情結得到軟化，作家們把對本質的透視與對人性的觀照結合起來，把人民文學與人的文學結合起來。趙德發的《大海風》以漁家子弟致力實業強國的故事，牽連勾勒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北方漁業史，男主角與貧寒女孩梭子自由戀愛結合，完全打破了門第束縛，由此加強了現實主義作品的彈性、豐富性，使文學超越了社會鏡像功能，獲得了更為持久的美學魅力。

最后是寫實藝術與非寫實手法的結合。傳統現實主義承繼巴爾扎克傳統，意欲替代歷史著作的功能。進入新時代，寫實并非現實主義創作的唯一法則，而是和其他非寫實手法相互補益，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現代化美學風尚。陳彥的《人間廣廈》是對社會轉型期“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的真實寫照，但實體之房同時又表征社會符號之房與精神家園之房。徐則臣的《北上》關于人物對大運河的行旅有史實與現實根基，但采用了在多重時空中穿梭的手法，指向歷史的深層秘密。

抒情傳統的現代轉化與歷史化

新時代以來，中國文學深厚的抒情傳統獲得了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面對現代社會的復雜經驗，作家們既承續了我國傳統文學獨抒性靈、歸隱田園、文人雅趣的抒情傳統，又賦予其嶄新的表現形式與時代內涵，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現代詩意美學。

首先， 從山水田園詩意轉向生態美學。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作家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體現出與時代應合的生態美學，由古典的靜觀的自然客體走向人與自然共生，走向對社會和公共空間的積極介入。李娟的《遙遠的向日葵地》記錄原生態的草原景觀與游牧民生活細節，展現率性的文筆、才女的聰慧與敏銳的感覺。劉亮程的《捎話》通過對西域風物、傳說的詩意書寫，構建起人與自然、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關系。李少君的《春風再一次刷新了世界》在自然意象、社會現實與人文關懷之間建立起融通關系。

其次，將抒情傳統史詩化與歷史化。中國古代文人常放浪山水、吟詩作文，抒情主體往往在憂憤中帶有幽怨。新時代以來，個體情感體驗被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個人心路歷程與時代發展同頻共振，獲得更為豐富的意義層次。王躍文的《家山》敘寫故鄉小村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變遷，又借地理空間建構了一個文學原鄉。林白的《北流》大量引入地理風習元素，將一部個人生活史、精神史拓展為地方志。喬葉的《寶水》將女性個體放置于新時代背景下，最大限度激活生命的豐富性，在展示個體主體性的同時保留了歷史在場。王堯的《桃花塢》復現了中華民族抗戰的歷史軌跡，又以江南才子的筆觸把歷史講述得溫婉細致。

最后，新時代作家進一步開發文學語言的音樂性、意象性、多義性等詩學特質，體現出藝術本位意識。格非《望春風》多次描述夢的意象，既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連，具有命運的隱喻色彩，又具有先鋒小說語言的彈性與模糊性。這使新時代文學在敘事功能之外，呈現漢語的審美維度與詩性品格。

先鋒精神的

在地重生與跨界融合

先鋒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舶來品。新時代以來，一批20世紀80年代成名的先鋒作家自覺踐行在地化策略，把作品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努力在先鋒性、本土性與現實主義傳統之間獲得一種平衡，實現了在地重生。更年輕一代的作家則積極引進新媒體藝術、游戲美學與人工智能元素，拓展了嚴肅文學的文體邊界。

首先是敘事實驗的隱性延續與新大眾文藝轉化。新時代以來，一批先鋒作家轉向現實主義題材，但先鋒文學素養仍然在發揮作用。東西的《回響》借偵探小說的外殼，進行人物心理深度的開掘與精神寓言的建構，實現了好看小說與好小說的合一。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將革命歷史題材置于諜戰小說的框架之中，在表達莊嚴主題之外，把一個紅色故事講得跌宕起伏。這些作品既保持了先鋒文學對形式的敏感，又避免了技術主義傾向，體現了先鋒精神的在地化與深化。

其次是跨媒介融合與藝術邊界拓展。青年作家積極回應圖像時代與數智時代的到來，推動傳統創作向創意寫作轉化，以開放的姿態吸取科技元素與新媒體表達，與其他藝術門類進行深度對話。霍香結的《日冕》杜撰出一個記憶體，可以編輯記憶，把近現代百年史置于祖母的記憶體中，摻入了現代醫學知識與未來元素。韓松的 “醫院”三部曲將文學敘事與醫學影像、數字符號、生命倫理等異質元素并置。網絡文學的持續興旺與網文出海，促使傳統文學重新思考敘事的節奏、互動性等基本問題。

最后是文體可能性的持續探索與精神突圍。一部分作家不滿足于既定模式，不斷挑戰文學表達的邊界，不斷探尋人類精神發生的原址。霍香結的《靈的編年史》《銅座全集》開創非線性寫作范式，引進河洛圖的玄秘圖式與古代地方志體例，把中國原典的文化密碼植入現代小說。

如果用一個整體性詞語概括新時代文學，我想是否可用“意氣風發”這個詞？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中，新時代文學開始構建既具有鮮明中國氣質，又具備世界意義的審美主體性。這種主體性不是封閉的自我重復，而是在開放對話中形成的獨特聲音；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回歸，而是在現代性視野下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作者系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