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堅的小說《明月關山笛》（四川文藝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內核是革命歷史故事，他在寫法上另辟蹊徑，甚至是別出心裁。

作品由“我”和妻子借著休假“回家探親”說起，不料“平添了一場風波”。原想好好陪陪老丈人，哪知道牽涉出老丈人回憶往事的頻繁激動，特別是讓他意難平的“三次出走”。作品講述了一個有志青年在緊要關頭的道路選擇，折射出一個國家在困境中重獲新生的歷史過往。小說把“寫什么”和“怎么寫”有機地統一起來，在多個方面顯示出融合性敘事的鮮明特征。

作者由“回家探親”循序寫到“三天陪岳父說話”、走訪同心莊、探望紫英阿姨等，由岳父“三次出走”的往事講述，阿修伯、杖伯等人的補充回憶，又連綴起岳父當年尋找和參加革命的經歷。在書中，把當下現實與過往歷史有機聯系起來，讓人覺得自然而然和充滿引力的，是笛子古曲《關山月》。“我”無意中吹響《關山月》，引起岳父的興致與注意，回憶起當年春玎伯吹奏《關山月》的情況。“我”在踏訪同心莊時，杖伯拿出一根老竹笛，這是當年春玎伯自制的，用于學吹樂曲，經常吹奏的就是《關山月》。古曲與竹笛，關聯起父輩的友誼，也留存歷史的風雨。知道了這一切的“我”，更珍惜這根竹笛，也更珍重這根竹笛所負載的父輩記憶。

一首古曲，一根竹笛，讓歷史與現實自然地連接起來，也讓古曲和竹笛成為記憶的符號和情感的寄寓。《關山月》已經超出原有的意涵，成為歷史記憶的特殊符號，是征戰歲月的藝術象征，凝聚了烽火年代的革命激情，寄托了戰友之間的深厚情誼。巧妙的構思與獨到的敘事，使得作品在現實主義的本色之外，陡然平添了詩意的品格和浪漫主義的氣息。

作品記述父輩往事，沒有像這類題材寫作通常所采取的正面敘述方式，而是由父輩的回憶和后輩的“打撈”來側面敘述。這看起來斷斷續續、影影綽綽，卻有著別樣的藝術效果，那就是通過種種勾連，把“別人的故事”變成“我們的故事”。

岳父當年的“三次出走”，緣于他目睹共產黨員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情景，受到強烈震撼并且萌生出向往之意。第一次“出走”，沒有找到游擊隊，卻碰到國民黨軍隊，“在樹上不吃不喝待了兩天”，只好怏怏而歸；第二次“出走”，在山上“遇險”并碰巧救助了游擊隊員，卻又與革命隊伍失之交臂；第三次“出走”，遇到紫英阿姨、春玎伯伯，終于找到游擊隊，并且大顯身手幫助游擊隊制服了敵人。這些故事，讓“我”聽起來感到驚心動魄，又揪心不已。

在岳父、春玎伯、阿修伯戰斗過的地方，聆聽他們的故事，尋訪他們的足跡，他們堅定的理想信念、九死一生的戰斗歷程讓人心懷敬意。因為是親人的生涯、父輩的經歷，不僅不再遙遠，而且宛如近在眼前。國家的事與自家的事水乳交融，讓人倍覺溫暖，令人無比親切。作品具體而生動地揭示了家事與國事不可分割、人民群眾與革命事業血脈相連的深刻道理。

作者在“后記”里講到他在寫作中之所以精心營構、不遺余力，就在于“我不希望我的作品成為老生常談”。作品讀來輕松引人，讀后意味深長，原因就在于作者滿懷對父輩的深摯情感，以話家常的方式，探尋留存在現實中的歷史遺跡，講述沉潛在記憶里的民族榮光。作品輕中有重、柔中含剛，實現了革命歷史題材書寫的新突破，因而別具藝術價值，值得關注。

（作者：白燁，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