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春天，對于中國影視行業而言，注定是一個被數智時代的技術浪潮所深刻標記的時間節點。

從年初的多模態視頻模型Seedance2.0，到AI短劇、漫劇等在流媒體平臺上的密集出現，AI技術的廣泛應用正使之從輔助創作邁向主導生產的身份轉變。在此語境下，3月18日，曾出品《安家》《蘭陵王》等熱播劇的耀客傳媒通過官方微博宣布了一項由AI演員取代人類演員的顛覆性舉措：正式簽約名為“秦凌岳”和“林汐顏”的兩名AI演員，它們將于4月上線的AI劇集《秦嶺青銅詭事錄》中擔綱角色。

與此同時，有消息稱國內多家頭部長視頻平臺正悄然推進“主角真人、配角AI”的制作模式，甚至有“男二以下全部用AI”的相關方案，這對于影視行業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在此語境下，那些早已在科幻作品中預演的場景，正如科幻電影《未來學大會》中女演員被迫將自己的數字形象賣給片方、從此被困于虛擬世界的反烏托邦寓言，似乎在一時間成為關乎當下人類演員生計和職業尊嚴的緊迫現實。

重新審視表演的本質與演員的價值

要進一步理解AI演員對行業的沖擊，首先需回到“表演”這一職業本身的美學與哲學思考上來，這并非僅限于人類或AI的表演技巧優劣之爭，而是關乎藝術本體的核心追問。

一方面，從“表演”這一職業本身來看，真人演員的表演在本質上是一種“肉身在場”的創造。人類演員的身體是現象學意義上的“活的身體”、是意向性與情感的直接載體。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所追求的“體驗藝術”，其所強調的是演員如何通過自身的情感記憶、感官體驗與心理驅動，從而將角色的靈魂注入身體。

這種表演的真實感，源于其不可復制的靈韻。20世紀早期媒介哲學家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會喪失其具有的獨一無二性的靈韻。當今數智時代，AI演員的出現，可以說是對“活著的身體”的某種“去靈韻表演”。

真人演員面部每一絲微表情的顫動，不僅僅是肌肉的物理運動，更是內在心理活動的外化。例如，一個演員在表現悲痛時，其眼神的微妙變化、鼻翼的翕動、嘴角的抽搐等微表情，都是由內而外、生理與心理相互激蕩產生的復雜過程，這意味著每一個人類演員對于喜怒哀樂等情緒的表演方式都不可能一模一樣。但對于AI演員來說，無論其算法如何精妙，其生成的面部運動本質上是基于數據集的概率統計與模型擬合，都是對人類表情的一種擬像化的模仿。它可能做到精準，甚至完美，但恰恰是這種完美缺乏了真實情感流露時那種不可預測的，甚至略帶瑕疵的生命質感。并且在目前的技術階段，AI表演往往具有“恐怖谷”效應，即當AI生成的圖像無限接近人類卻又終有細微破綻時，反而會引發觀者本能的不安與排斥。這種不適感，或是人類對自身情感復雜性與非理性維度的一種深層捍衛。

但在另一方面，從技術迭代與行業革新的角度而言，AI演員的登場背后蘊含著推動影視藝術向前演進的積極潛能。正如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對傳統生產方式形成某種創造性破壞，AI演員的出現亦在倒逼整個行業重新審視表演的本質與演員的價值。

理論上而言，AI演員的存在構成了一種強有力的“鲇魚效應”。當技術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生成大量程式化、類型化的表演時，那些依賴固定套路、缺乏內在生命力的人類演員或注定首當其沖地被技術時代所淘汰。因而在理想層面，AI演員的出現或能有效推動演員群體回歸演技本位、摒棄流量依賴的不良積習。

“數字繆斯”難以承擔人的文化使命

從大眾文化生產層面更進一步思考，當“演員”身份上升至“明星”，就意味著其魅力不只來自表演技巧，更源于其作為身體在場之于大眾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一直以來，那些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演員們不可避免地成為承載主流意識形態想象的符號性身體。在明星研究學者理查·戴爾看來，“明星”并不僅僅是影像中的表演者，而是一種由銀幕形象、公共話語與社會欲望所共同建構的社會角色。而觀眾對明星的迷戀，正是對其獨一無二的身體、情感、氣質與生命經驗的綜合投射。而當AI演員開始以“數字繆斯”的姿態登上舞臺，肉身就變得不再神圣，形象因此可以被無限復制與算法重構，戴爾所描繪的那個以“人”為核心的明星神話，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解構。

從資本視角看，AI演員的確堪稱完美，它們不會“塌房”、不會違約甚至不會衰老，恰似科幻電影《西蒙妮》中完美得無可挑剔、無比順從的虛擬女星，以及《她》里面能以其永遠溫柔、永遠善解人意的完美人格滿足人類對親密關系的全部想象的操作系統。作為明星的AI演員的那種高度可控的生產屬性，無比契合資本對“數字繆斯”的穩定性與完美性的追求。

但是，恰恰是這種“完美”，反而潛藏著一個更為深層的悖論：毫無瑕疵的“數字繆斯”，它們能否或者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載“活的身體”所蘊含的人性魅力及其情感力量？

換言之，倘若AI演員僅僅是“演技更好的虛擬偶像”，如洛天依、初音未來等，那么它們或許能夠滿足資本的逐利邏輯，卻未必能承載自電影誕生以來便由身體所承擔的文化使命。例如，我們為何青睞那些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和努力的草根演員？我們又是如何頻頻為那些身體力行、不畏艱難的敬業精神而感動？因為他們在銀幕之外的真實經歷中，以和我們一樣的肉身完成了某種我們渴望卻難以企及的超越，正因為我們看到了那種對夢想的堅持、對自我的突破，所以才形成了一種“人同此心”的共鳴。

相比之下，作為“數字繆斯”的AI演員之“完美”則在根本程度上消解了這種碳基生命的情感共鳴，其所提供的乃是一種被預設的、去歷史化和現實性的情感對象。在那完美無瑕的軀殼之下，人類觀眾很難找到屬于自己的生命痕跡或身份投射的想象。

讓技術更好地服務于人

不過，這并非意味著我們必須在AI演員與人類演員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正如有史以來技術的演進從來不是一條單向度的替代之路，而是一場需要辯證審視的復雜博弈和思考過程。

一方面，不可否認的事實是，AI技術對影視行業的滲透已呈現出不可逆轉且普及化的飛速發展之勢。早在2016年，英國電影制作人奧斯卡·夏普便聯合紐約大學研究員羅斯·古德溫，嘗試使用名為長短期記憶網絡（LSTM）的循環神經網絡編寫科幻短片《太陽之春》的劇本，開啟了AI參與影視創作的先河。2025年，巴基斯坦青年導演法爾漢·西迪基制作了長達55分鐘的AI概念電影《下一個薩拉丁》，展示了AI技術在敘事構建上的潛力。同年，由荷蘭演員兼制片人伊萊恩·費爾登及其公司創建的AI虛擬演員蒂莉·諾伍德首次亮相蘇黎世電影節，引發好萊塢的強烈反對。更具爭議的是，已故美國演員方·基默將在即將上映的電影《深如墳墓》中通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出演”……這些都不無標志著AI復活已故演員的商業化嘗試正在成為現實。

但在另一方面，制度層面的回應亦同步展開。在2023年好萊塢編劇與演員行業持續百余天的大罷工期間，演員們成功爭取到約10億美元的合同與AI使用保護條款，其核心內容包括：禁止未經同意掃描演員面部，禁止“買斷數字形象永久使用”，要求AI使用必須付費且經授權；編劇工會則爭取到AI不能成為劇本作者，人類編劇有權拒絕AI參與的關鍵條款。這意味著至少在美國影視行業里，AI工具不再是資本可以隨意支配的自有技術，而是被納入勞動法律體系、接受明文規范管理的生產工具。

可見，AI的滲透與普及并非單純的技術變量，而是一種必須被納入勞動關系與法律框架加以規范的結構性力量。技術既可能成為解放人的力量，也可能成為控制與異化的工具，其關鍵取決于制度安排與價值導向。

那么，對于影視行業而言，AI無疑能夠降低制作成本、拓展創作邊界、激發新的影像語言，這正是新質生產力促就新大眾文藝的最直觀體現。但是，若任由其在數字資本邏輯下無序擴張，則可能導致對演員群體的系統性擠壓，使“人”從創作主體退化為可替代的數據資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文藝“為什么人”的根本命題。

因此，面對AI演員的崛起，迫使我們思考的是如何在尊重人類勞動者尊嚴的前提下，推動技術的合理應用與制度規范的同步完善，這既包括對數字形象權、表演權與數據使用權的立法保護，也包括在產業層面探索人機協同的生產模式，從而避免技術在數字資本無限擴張的情形下對人類的勞動異化和各種剝削問題。

歸根結底，技術的未來終究屬于人類。數智時代的終極目標并非以冰冷的算法取代溫暖的生命，也不是以完美的“數字繆斯”消解真實的肉身，而是讓技術更好地服務于人，讓生活變得更美好、更便利，并以此為支撐進一步提升文化原創力。尤其是在日益嚴峻的國際格局與社會語境中，更要以“重塑肉身”的方式，體現出富有人文關懷和終極價值的引領意義。唯有在這一前提下，AI技術才能超越單純的效率邏輯與資本邏輯，回歸以人為核心的文化生產，讓“活的身體”所承載的意義在數智時代依然得以顯現，從而引領我們走向一個多元包容、更值得期待的未來。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