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特邀主持 / 韓松剛

江蘇省作協創研室主任、青年批評家，著有《批評的抵達》《詞的黑暗》《謊言的默許》《現實的表情》《當代江南小說論》，曾獲第十四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小說評論》2024年度優秀論文獎等。

時間過得真快，三月也已經到了末尾。我們就這樣，在時間的反復和萬物的輪回中，感受著世間的冷與暖、靜與鬧、深與淺。而這一切，如果用倪苡小說集的題目來說，就是“相”，相者，事物的外觀也。

本期新作大家談，我們邀請了張濤、崔慶蕾、謝尚發、袁文卓、張博實、清越六位青年評論家，談論的是倪苡的小說集《十三相》。和我們說上一期談論的龐羽小說集《劉珍與范明》不同，這是一本和“中年人”有關的書，關于中年人的愛情、關于中年人的婚姻、關于中年人的生命樣態，也關于中年人的希望和理想。

人到中年，不僅是一種年齡和生理上的變化，更多的是隨之而來的生活面相的多樣和多重。婚姻的、家庭的、工作的、社會的，諸此種種，都需要去重新面對和應對。在倪苡的小說中，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這種多重面相的生活，那就是“煩”。“倪苡特別擅長寫這些日常之煩，這些煩讓我們看到了人到中年之后的危機四伏。”（張濤）

這四伏的危機，其實就是各種各樣的“相”。但好的小說，一定不會止于關注危機，而是會去探尋危機背后那些并不一定說得清道得明的緣由，并以此重新思考生活。“在《十三相》中，倪苡通常會將小說置于瑣碎的日常生活敘事中，并從中傳遞出作家對于人物與社會關系的多維感知。”（袁文卓）“以私人化的視角來勘探生活中細枝末節的瑣碎，貼著日常生活的紋路開掘文學的世界，倪苡用‘素樸’來應對日常，恰構筑了一種別有用心的詩意——拋卻那些宏大命題而擁抱煙火氣的瑣碎，帶著溫情去打量人間，大概是《十三相》最突出的特點。”（謝尚發）

倪苡在《十三相》中，不僅寫了日常之“煩”，還寫了生命之“痛”。痛是一種具身感，是對生活最直接的情感反應。痛感體現了一個作家和這個世界的共情能力，也最終決定了小說在藝術上的美學質地。“倪苡正是以這樣的婚姻故事為載體，著色眾多‘執相’，為痛苦賦形。她試圖剝開與痛苦共生之痛，探其成因，究其如何延續，如何緩慢地吞噬鮮活。她冷靜地凝視痛苦，介入痛苦，呈現泥沼，也點燃其中沉寂的、關于救贖的可能。”（清越）

而在“煩”和“痛”之外，倪苡還寫了很多的“愛”。但倪苡筆下的愛，不是激情肆意，也是不是曖昧纏綿，而是人撫慰自我的一種可能。“而這樣的‘愛’，恰恰亦是文學的‘初心’，它滲透在倪苡小說的字里行間，且成為其探索人間奧秘的動力與引擎。”（張博實）

作為一名女性寫作者，倪苡并不以情感的抒發或情緒的表達來呈現人的內心和精神，她敘事的筆觸總是平淡的、克制的、舒緩的，或許，她是試圖要構建一個不疾不徐的人間，用來安頓那些煩惱和痛苦。“作為女性作家，倪苡拒絕浪漫主義的煽情與感傷主義的自憐，她以清晰、克制、利落的語言，照亮身處現實倫理關系中的個人在生活與情感中的那些晦暗不明的復雜‘相’。正是這種毫不閃躲的凝視與解剖，讓她的文字具有一種充滿力量的慰藉。”（崔慶蕾）

相由心生，十三相，映照的是十三種人心，十三種心境，而我們閱讀世相和人心，不僅是見到他人，更是要照見自己。

張濤

1980年生于遼寧省撫順市。文學博士，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在《文藝爭鳴》《中國文學批評》《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小說評論》《揚子江文學評論》《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文章六十余篇。

《十三相》是倪苡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十三篇短篇小說，對應著生活和人生的不同面相。人生的面相何其多，何其復雜，遠不是十三個所能概括的。但這十三篇短篇小說，卻說出了生活和人生中一個最重要的面相——煩。古今中外的哲人們有很多關于煩的論說，多是深奧玄思之論，濾去那些晦澀復雜的義理，日常之煩主要是指生活與人生之變，且是非利好之變。倪苡特別擅長寫這些日常之煩，這些煩讓我們看到了人到中年之后的危機四伏。

《早上好，寶貝》寫了一個頗具浪漫主義氣質，對婚姻有著極大憧憬的女性嫁給了一個離異的男性。這個男性叫李宇彬，是一個畫家。他有一個前妻和一個兒子。李宇彬的浪漫氣質和繪畫作品，都深深吸引了這位女性。她可能也知道“婚姻是愛情的墳墓”，但“她也愿意闖一闖，為愛粉身碎骨”。戀愛和結婚后的第一年，他們的生活很幸福。但改變這幸福的“變量”很快就來了，那就是李宇彬的前妻和兒子。這對母子開始介入他們的生活中，這個變量是他們“煩”的根源。加之李宇彬又要去農村支教，他們的情感生活無疑是雪上加霜。在洋縣支教之初，李宇彬還給她發“早上好，寶貝”，別無他話，直到“早上好，寶貝”也不發了。愛情與婚姻最后也隨著李宇彬突發心肌梗死去世而結束。李宇彬在洋縣養了一只鸚鵡，被她帶了回來，開始鸚鵡說的是“早上好，寶貝”，后來說的就是李宇彬兒子的小名兒了。一段看上去浪漫的愛情，在生活的糾纏與變量中被終結了。《黎明我們駕車》也是寫一對中年夫妻，因為兩歲時女兒癲癇病發作，至此，兩個人的生活秩序被打亂了。有病治病是常人的思路，但林菱每晚都要和丈夫李小開聊女兒的病情。長此以往，李小開煩了，林菱也不再和李小開說女兒的病情。因為女兒的病，他們的生活不斷出現分歧。林菱開始信佛，乞求彼岸的關懷；李小開也遇到了自己的“蒙娜麗莎”，可以與她談論詩和遠方。兩個人的生活越來越糟糕，直到無法忍受對方。李小開怒斥林菱：“我不能忍受你跟瘋子一樣。你在學校對同事刻薄，在家對我冷漠，你就像一臺碾壓機，你走過的地方寸草不生。”林菱反唇相譏：“我跟誰一樣，能使你滿意呢？我天天給你背詩，那誰煮飯誰帶娃誰洗碗誰拖地？”生活之煩耗盡了李小開和林菱之間最后的情感和友善。

倪苡除了是一位作家，她還是一位小學老師。她的教師身份，讓她對一些在身體和心理上有些特殊的學生，有一份特別的關注。《像風一樣》關注學生的情感和心理問題，兼及孩子與父母之間如何有效溝通，建立起信任與理解。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偶爾也會看到因為無法有效溝通，失去信任而發生的悲劇。《懸掛的收音機》寫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深入學生的家里探訪，了解學生的生活之艱、之難，以及他們在心理上的創傷。這些都需要我們用愛去關心，去化解他們的傷痕。

《十三相》中的這些小說，一方面寫了人性的幽暗與復雜，同時，也寫到了人間的溫暖與美好。用倪苡自己的話說，即便她深知這人世間的虛妄，“她依然熱愛著這俗世的煙火，從未停止對生活不同側面的凝視與思索。”她“試圖在虛構的世界里，探尋人性的幽微，以及生活中那些被忽視的美好與哀愁”。

崔慶蕾

文學博士，編審。《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執行主編，著有《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研究》，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南方文壇》《當代文壇》《小說評論》《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學術報刊發表論文多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

作為一部小說集，《十三相》并不是一個松散的作品合集，而是有著同類作品集并不多見的統一性和整體性，這種整體性來自于倪苡具有內在統一性的寫作風格和文學追求。倪苡的小說并不著意于書寫顯在的社會變化或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而是落筆于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呈現如同溪流般流淌過我們的日常生活。她擅于捕捉生活中那些悄無聲息卻又足以震顫靈魂的裂變時刻，用手術刀般的筆觸剝開小縣城里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她常常將人物放置于一種極端情境和關系結構之中，透過兩性關系、親子關系的層層迷霧，看清愛與倫理的悖論真相、人性幽微處的復雜質地以及帶有普遍性的存在困境。她筆下的故事，涵蓋了家庭婚姻、教育成長的方方面面，描繪出她所謂的種種生活之“相”，它們既是我們所借以棲身的人間萬象與百般況味，也是復雜人性的不同面影與真相。

倪苡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對于情感的復雜性尤其是愛情的多變性有著細致的觀察和深刻的理解。她筆下的愛情往往有著美好的初始形態，卻在一種近乎波瀾不興的日常生活中走向沉默與沉沒，日常生活靜默無聲的消磨與愛的悄無聲息的消失或轉移，成為她筆下人物慣常的情感狀態。對于愛情的不可持續性以及救贖可能性的書寫成為這部小說集的重要主題之一。比如，《早上好，寶貝》充分展現了愛嵌入現實倫理秩序后的負重與駁雜，甜蜜的早安問候語最終淪為形式。《黎明我們駕車》中李小開對“詩和遠方”的詩意想象，從妻子身上轉投到陌生人“蒙娜麗莎”身上，殘酷地揭示了愛在日常磨損中的流變與遷移。《后窗上的爬山虎》從對妻子“秀發”的癡迷到回避，再到出軌的細節，都揭示了愛情從“詩意審美”墜入“現實倫理”后的悄然滑落。她寫透了愛的流動性、有限性及其幻滅后那種于無聲處聽驚雷般的悲傷，展現了婚姻關系中悄無聲息卻山崩地裂般的“相”的變遷。

倪苡的視野并未局限于兩性關系的疆域，她同樣關注家庭倫理關系中另一個重要維度：親子關系。她注重從少年的視角來審視親情關系、教育問題、成長方式等等重要議題，以一種去功利化的回歸少年本性的立場來重估親子關系、教育體系的合理性，在一個個少年成長故事中，揭示當代少年的成長問題。比如，《像風一樣》書寫了父母對孩子主體性的剝奪，將孩子物化為某種優秀樣本的載體，而非有獨立內心世界的“人”。這是成年人對生命本身的遺忘。《我奈你何》則展現了青春期這場家庭內部小革命中，愛的意愿與彼此理解之間的巨大鴻溝。《懸掛的收音機》則展現了特殊兒童物質與精神雙重困厄的極端生存狀態，薛峰對親情的熱切呼喚顯現了這一群體的多重困境和危機。倪苡筆下的親子故事，祛除了一種功利性，回歸到屬于人尤其是少年人的立場來講述和表達，蘊含著樸素的生命觀和對當代少年一代的深刻理解與共情。

作為女性作家，倪苡拒絕浪漫主義的煽情與感傷主義的自憐，她以清晰、克制、利落的語言，照亮身處現實倫理關系中的個人在生活與情感中的那些晦暗不明的復雜“相”。正是這種毫不閃躲的凝視與解剖，讓她的文字具有一種充滿力量的慰藉。愛可能消逝，關系會流動，生活布滿荊棘，人性幽深難測。然而，當這些隱秘的傷痛被如此精準而共情地言說時，讀者獲得的是一種深刻的“被看見”與“被理解”的共鳴。倪苡筆下個體的孤獨、失望與掙扎，已然不再是個人的悲劇，而成為人類普遍境況的一種隱喻。

謝尚發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上海市華文創意寫作中心副主任、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委員會上海研究培訓基地副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創意寫作，兼及文學創作。出版小說集《南園村故事》，專著《當代小說詩論》《創意寫作管理》《商州的重構：賈平凹早期創作的歷史地理圖（1973-1992）》等，編選《尋根文學研究資料》《反思文學研究資料》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商州的重構——賈平凹早期創作的歷史地理圖（1973-1992）》。榮獲“第六屆《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新人獎”。

小說寫作最難的恐怕不是尋找具有故事性的素材，而是如何在沒有故事的地方發現故事，并順利地將故事呈現出來。紅塵千萬種，無非盡是人間煙火氣，月黑風高是人間煙火氣，菜炒咸了則更是煙火氣——小說難的不是把人間煙火氣往深刻里說，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抽象出一大堆的道理，而是如何將人生的那些晦澀、抽象又難懂的哲理以一種波瀾不驚的方式，化入到人間的煙火氣中，化入到普通小民的日常生活中。若從這個角度來說，倪苡的小說集《十三相》，無疑是典范性的作品。

通覽整個小說集中的十三篇作品，給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文學的素樸”。這種“文學的素樸風格”首先來自于取材——十三則故事全部來自于日常生活那些微不足道的瑣碎，是貼著柴米油鹽的煙火氣而流淌著的文學的詩意，它們仿若拓片了每一個閱讀者的日子，將自我放置于閱讀的情境之中。《像風一樣》開頭處站滿了接孩子放學的擁擠人群的校門口、《黎明我們駕車》中老夫老妻的日常彼此間的厭惡情緒、《溺水的人》中籌備婚禮的男女、《藍調》中離異的女性和她的日常……以私人化的視角來勘探生活中細枝末節的瑣碎，貼著日常生活的紋路開掘文學的世界，倪苡用“素樸”來應對日常，恰構筑了一種別有用心的詩意——拋卻那些宏大命題而擁抱煙火氣的瑣碎，帶著溫情去打量人間，大概是《十三相》最突出的特點。

為了表現這種取材上的“素樸的風格”，倪苡在整部作品中使用的都是一種“素樸的敘述”，構成了某種干凈、簡約、踏實又淳厚的風格。整部小說集沒有絢爛的辭藻、精密設計的情節，更不去苦心孤詣地營造沖突、懸念，或者去凸顯人物性格的特立獨行及其思想的深邃超邁，相反，每一個文本都干干凈凈如山澗溪流，它們都沿著自己的日常之途奔向前方，既不追求濁浪排空的浩大，也不追求靜水深流的沉郁，倒頗像柳宗元《小石潭記》中的一汪清泉，映照怡然自得的魚群——小說中的那些人物，便盡是清澈見底的日常生活中游走著的一條條小魚。所謂干凈，是倪苡從不鋪排，既不鋪排景觀，亦不鋪排情節，也將情感進行內斂化的處理，以“收著寫”的方式而顯得格外節制；由此而促成簡約風格的誕生，每一篇小說都無非是“弱水三千而只取一瓢飲”的格調，點到為止，甚至悲傷大于天也只能以一滴雨珠的方式落下；因此整體上給人的感覺是踏實的，淳厚的，這種踏實與淳厚最終凝結為“文字的余韻”，帶來的反芻與思考則是無窮盡的，它像極了繪畫中的留白。

但這并不是說《十三相》只停留于“摹寫”日常生活的煙火氣，點到為止。恰恰相反，每一則干凈、簡約的故事背后，其實都深藏著人間大愛，是帶著悲憫而來的從容、寬恕、和解與愛的思想境界。其中《早上好，寶貝》一篇將人生的虛無感表露無遺，生死之內所蘊含的種種，以及愛情與婚姻中的甜蜜或雞零狗碎，都最終變成了“兩手空空”；《懸掛的收音機》則更充滿了一種“悲天憫人的神性關懷”的氣息，它表現的是一個從事特殊教育的老師的日常，但卻側面彰顯出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生存之悲戚……在《十三相》的作品中，倪苡總是能做到“舉重若輕”，對生活進行抽絲剝繭式的處理，單刀直入，把眾多思想性議題還原為日常的煙火氣，用文字去“觸摸人間的溫度”，喜怒哀樂、生離死別、愛恨情仇、酸甜苦辣都在極其簡約的瑣碎里，呈露出它們的質地與本真。

如果要用一種說法來概括《十三相》的寫法，也許現象學所主張的“直面事實本身”是最好的用語。稍微將之改變一下，倪苡及其《十三相》是采用了“直面生命本身”的方式，將“生命”化簡為日常生活的諸種側面，重塑了一個“盡精微而致廣大”的、充滿了人間煙火氣的文學世界。

袁文卓

文學博士，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準聘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當代小說、跨媒介批評與當代文化思潮研究，入選第二批“江蘇青年批評拔尖人才”。

作為文學蘇軍的青年代表之一，倪苡及其文學創作越來越引起讀者的重視。倪苡尤善于寫短篇，在倪苡的筆下并未見太多過于冗長的表達，日常敘事的話語背后體現出作者對于生活的敏銳感知。其筆下對女性愛情婚姻以及對特定群體命運的書寫讓人印象深刻。譬如在倪苡的成名作《失語》中，作者在文本中以克制的筆法提醒了受眾對憂郁癥患者群體的關注。而在倪苡最近推出的短篇小說集《十三相》里，不僅收錄了作者之前發表過的《早上好，寶貝》《后窗上的爬山虎》《我奈你何》等作品，而且還推出了不少新作。為何小說集題名為《十三相》，一方面與小說集所選取的十三部作品緊密相關；另一方面也有講述十三重視角、分享十三種感受以及呈現十三重面向的精神意義。

米蘭·昆德拉曾指出：“小說的精神是復雜性的精神。······小說的精神是持續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對前面作品的回答，每個作品都包含著小說以往的全部經驗。”的確，《十三相》里不少作品之間實際上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聯系。在《十三相》中，倪苡通常會將小說置于瑣碎的日常生活敘事中，并從中傳遞出作家對于人物與社會關系的多維感知。比如《早上好，寶貝》和作者之前發表的《女人和貓》一樣，將視野聚焦于女性的個體命運。小說以第三人稱講述了故事女主人公與李宇彬之間的婚姻關系，由此引發的關于愛情與婚戀的深刻思考。《像風一樣》也是采用第三人稱，講述了剛剛轉學來到通市上學的主人公與同樣是轉學來的同桌宋小果之間的友情。其中穿插了主人公對于之前就讀學校的眷戀，記錄對母親忽略他們姐弟真實感受的同時，也描寫了當失去宋小果這位在新學校唯一朋友后主人公內心的失落。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處于青春期成長時期孩子們的真實感受。《我奈你何》則將主題聚焦于高考家庭的焦慮與矛盾。《懸掛的收音機》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作為一名普通教師的“我”，不顧丈夫反對，和同事們一起堅守在這所特殊教育學校。并用自己的知識溫暖了一批如仇志剛、凌云以及薛峰一樣需要關愛的孩子，飽含溫情。《后窗上的爬山虎》主要描寫了家庭主婦的心理波動。《原味》則講述了草原出生的格桑，在其妻子斯琴樂香的鼓勵下離開草原去城市打拼，后來因無法適應城市生活而再次回到草原的故事。這部作品在拋出應該如何面對現代性疑問的同時，也給出了應活在當下追求樸素人生哲學的答案。

寫長容易，精簡實難，《十三相》里收錄的都是短篇小說。而在短篇小說有限的字數和篇幅中，如何最大程度地吸引受眾關注并且將讀者帶入到小說所營造的文學世界，這的確是一件考驗作家寫作功力的事情。冗長的句子不一定會收到良好的敘事效果，而太過精煉的語句有時候則又可能會言不達意。因此，這便給短篇小說寫作者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然而當我們再次回到倪苡的小說文本卻不難發現，聚焦于當代女性個體命運尤其是女性愛情婚姻的書寫，關注特殊群體生存空間與思想近況，對一系列社會現實熱點問題的回應等，在倪苡的文學創作主題中占據了重要篇幅。這不僅反映了倪苡對于日常生活的敏銳觀察力，更體現出作家一直以來對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互動關系的持續思考。從這個角度而言，倪苡的文字及其書寫無疑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現實意義。

張博實

文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第二批“江蘇省青年批評拔尖人才”， 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國比較文學》《光明日報》等發表論文10余篇，主持國家級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江蘇籍作家寫作發生與江南文化關系研究”。

近年來逐漸受到文壇關注的江蘇作家倪苡，在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女人和貓》中，便體現出生命體驗與文字、故事間的緊密關聯。不久后，她又在2025年6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十三相》，再次印證了其作為“實力派”作家的存在。

在新作中，作家將觀察觸角伸向了生活的不同角落，以細膩的筆觸再現多重樣態的人間故事，并書寫出若干極富個性的人物形象。如在《原味》中，有想在生意場上有一番作為，但最后鎩羽而歸的格桑；還有在《藍調》里，渴望擺脫空虛、在詩歌中獲得真愛的“她”。倪苡的視野之寬與睿智書寫，無疑也詮釋了邱華棟的評價：“看盡世態萬象，洗卻人間鉛華。”可以說，她對人物的日常，如家庭關系、工作、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都有著深刻的洞察。如在《秋葉黃時》中，寫到盛秋厘和丈夫老張的默契，以及丈夫離世后生活何以變得無聊與空虛。《黎明我們駕車》中，李小開與妻子林菱在女兒患癲癇病后，逐漸進入“隔膜”的生活模式，互相反感對方的行為，最終兩者矛盾升級到彼此難以彌合。《早上好，寶貝》中，李宇彬與妻子“她”的婚后，也變得溝通得越來越少。每天丈夫的“早上好，寶貝”的問候，也變得“機械”而失去了往日的甜蜜。還有《后窗上的爬山虎》里，妻子喬一凡在大病之后，變得敏感異常，對丈夫李濤的婚姻忠誠度始終抱著懷疑態度。但妻子的窘境，又讓她不敢直面這種合理的懷疑，最終選擇了對既定現狀的“將就”。而在《雌二醇》中，夫妻之間甚至升級到了“互害”的地步：杜一童離家出走去找舊愛，妻子林霄則在丈夫回家后在菜里“下藥”，來報復丈夫的背叛。我們在此不難體察到，倪苡擅長描繪各類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妙心理，同時又能精確、細膩地演繹著這種常人不易發現的“變化”，給小說主人公的生活軌跡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當然，作家的視角不限于夫妻間的“博弈”，甚至對“第三者”的復雜內心進行了探索。在《溺水的人》中，“我”在未婚的情況下，為有婦之夫的老木生下孩子，在苦等了多年之后，終于“修成正果”。作家并沒有對此做出簡單的道德判斷，而是以對人性復雜的摹寫喚起讀者的情感共鳴。

與此同時，作為一名優秀教師的倪苡，本能地對少年、家長及老師的行為邏輯與心靈狀貌有了更深入的體認和了解。在具體敘述中，作家自能抓住最關鍵的“細部”，將少年內心的褶皺及前后因果進行生動地展現。在《像風一樣》中，“他”在家長的關愛下，轉到了教育更為優質的學校。但所謂“優質”，并不能給少年帶來實質的快樂。少年的自由空間與環境認同的嚴重闕如，最終讓其走向絕望。即隨著家長和學校對少年的內心關注的失位，導致主人公被迫休學。還有《我奈你何》里，亮亮和同桌在學習上的互相促進，卻被認定是耽誤學習的“早戀”行為，于是兩者被強行拆開。正是家長與老師的所謂“為你好”的粗暴舉動，讓亮亮感受到了某種寒意與漠視，逼使這位敏感少年，居然在高考前的關鍵時刻棄學。作家也深知，處于青春期的少年，他們的訴求并不是金山銀山的堆砌，一個簡單的、具有共情的語言與行動足以給予他們無盡的動力。這一點，在《懸掛的收音機》中有著充分的表達。作為“特殊學校”教師的“我”，不限于完成“本職工作”，而是在職責之外，也要努力給予“特殊”少年以“特殊”的關愛。而關愛的方式，僅僅是去滿足少年薛峰的父愛想象。或者說，這部短篇既是作家內心的“自敘傳”，又是其教育理念在文字中的展現。進一步講，讀者在贊嘆作家于文本中對人性細部的把握與敘事創新之外，更能感受到其內心的“真善美”。而這樣的“愛”，恰恰亦是文學的“初心”，它滲透在倪苡小說的字里行間，且成為其探索人間奧秘的動力與引擎。

最后，我們自是期待著倪苡未來的作品，能夠敘寫出更多的人生真“相”。換言之，對于優秀的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不斷突破自己，在敘述中發掘出人間的多重可能：所寫之“相”，無一“虛妄”。

清越

1986年生，在《人民文學》《鐘山》《花城》《揚子江詩刊》《青年文學》等刊發表作品，出版詩集《在無夢的夜里放羊》。現居南京。

當我們談論婚姻時，我們在談論什么？倪苡在《十三相》中給出的答案關乎痛苦。她筆下的婚姻故事常以一個人的痛苦開始，以一雙人的痛苦繼續。這些夫妻們相愛、猜忌、撕扯、謾罵卻又始終緊緊纏繞在一起。丈夫們普遍表現出基于親緣的存在焦慮，并循此作出取舍。《溺水的人》中老木在兩個家庭中搖擺、《雌二醇》中杜一童離家又返家、《黎明我們駕車》中李小開麻木地忍受生活，其背后皆離不開對親緣的執著與追逐。《早上好，寶貝》在結尾處揭開了“寶貝”的秘密，新婚妻子以為的愛人蜜語實則是丈夫借親密之口說給遺落在上一段婚姻中的兒子。當親密關系不被信賴，親緣成了唯一可以確認的、牢固的存在。妻子所在意與糾纏的則是敘述主權。林菱、林霄和諸多個“她”們不斷求證、自證、猜忌又吶喊，在婚姻的迷霧中尋找出路。但倪苡并不試圖書寫娜拉式的出走，她讓娜拉留下，纏斗。出走的娜拉尚有未知可尋，留下的娜拉卻自愿在已知的牢籠里漫長角斗。她們與丈夫纏斗、與自己纏斗、與平淡或不甘纏斗，借由“妻子”的名分來確證是否被愛以及被愛的合法性，諸如“如果能和老木結婚，我就是拿到了人生最大的獎”。這樣看來，離婚、離家或是精神撤退的丈夫反倒是在形式上先一步“出走”的人。然而，丈夫的“出走”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出走”，只不過是另一種逃避。他們躲進“蒙娜麗莎”、藝術、事業或別的幻夢之中，徒留另一人面對婚姻的崩解。

這些男女圍著痛苦之火席地而坐，人人被灼傷，卻無人起身離去。他們互為刀刃，又互為浮木，互為囚人者，也互為困獸，在日復一日的試探、質疑、傷害與間歇性和解中與痛苦共生。他們將痛苦捻作繩索，自縛縛人，又在溺斃的恐懼中，固執地抓住關于“親緣”“名分”或“自我”的浮木。于這些夫妻而言，比與誰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存在于一種結構之中。即使婚姻的內里百孔千瘡，李小開、林菱們依舊試圖維持這個被普遍認可的生存框架，似乎只要佯裝仍是故事中人，就可以掩蓋早已被拋進孤獨與虛無之中的本相。倪苡正是以這樣的婚姻故事為載體，著色眾多“執相”，為痛苦賦形。她試圖剝開與痛苦共生之痛，探其成因，究其如何延續，如何緩慢地吞噬鮮活。她冷靜地凝視痛苦，介入痛苦，呈現泥沼，也點燃其中沉寂的、關于救贖的可能。海德格爾說，痛苦在最不經意的地方給我們以治愈。“痛苦即贈禮”。因此，在這如溺深潭的現實鏡像中，或許還隱匿著一條小徑，一種更艱難的慈悲，一種與痛苦“同屬一體”的愛。這也是當我們談論婚姻時，我們還可以談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