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熱播劇《太平年》的讀者，一定對馮道這個人物不陌生。馮道自號“長樂老”，歷仕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十代君王，甚至一度委身遼太宗，世稱“十朝元老”。在這個被歐陽修稱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五代亂世，馮道以“奉身即有余”“老安于當代”的“茍住”生存哲學，一直活到了后周顯德元年（954年），終年七十三歲。在仕途的大多數時候，馮道都在擔任將相、三公、三師之位，死后更得追封瀛王，謚號文懿，可謂平生功名盡得，身后仍享余蔭。

盡管馮道的歷史評價褒貶不一，但多少對他皆有理解之同情，理由之一是他在累朝為官的宦海生涯中，首先致力于維護百姓的生命不至喪失、家庭不至離散，其次在于減輕百姓負擔，盡量降低戰爭與惡法的掠奪，對五代的“吃人”多少起了抑制作用。馮道的遭際并不見得能被他人復制，與他經歷類似的另一位歷史人物方回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被裹挾在宋元易代之際的洶涌波濤中，成為彼時濺躍水面卻不易察覺的一朵小浪花。

暗流涌動易代間

方回，字萬里，出生于南宋寶慶三年（1227年），彼時宋境內雖仍“來車去馬唱歌聲”，但周邊形勢已經不容樂觀。當年，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軍隊攻陷西夏都城中興府，西夏末帝李睍投降后遇害，西夏滅亡。在這場滅國之戰中，成吉思汗病逝于軍中，其余眾遵成吉思汗遺囑，對西夏實施屠城，西夏文化發展中斷。孱弱的金朝正最后直面蒙古兵鋒，而遠在南方的宋人也已經多少聽說了“城破，不問老幼妍丑、貧富逆順，皆誅之”的駭聞。但此時的宋廷沒有太過在意此事，朝野上下仍處在史彌遠的專權中。

方回是徽州歙縣人，但據周密《癸辛雜識》和程敏政的《新安文獻志》記載，方回是其父方琢在南歷兩廣時與兩廣地區的婢女所生之子。方琢憑借太學上舍生身份當官，任權廣西通判，但因提刑錢弘祖案而坐罪，最終謫死封州。之所以取名“回”，表字“萬里”，是希望方回能不遠萬里地回到家鄉。方琢去世后，年僅四歲的方回變成了孤兒，由叔父方琭等帶回歙縣，協助教養成人。

方回自幼聰明，讀書一目十行，尤喜歡讀真德秀、呂祖謙等道學家的作品，長大后更是“倜儻不羈，賦詩為文，天才杰出”，深得滿朝公卿賞識。二十多歲時，他就與左史呂午、丞相程元鳳、端明殿學士洪勛、參政饒虎臣等有交往，在后更是與呂文德、呂師夔父子，馬光祖等一時名流見知，地方官吏、文人亦與之多有交游。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種性格既有助于他多方交際，又難免使他在那個重禮教的年代中令人側目。如著名大儒魏了翁的次子魏克愚，曾在出任知徽州時與方回交情甚篤，不僅經常邀訪方回至家，甚至在改知溫州時，還請他一起隨行。不意在某天，方回惹上了一場官司，魏克愚想著替朋友出頭，就與他一起到了公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與方回打官司的竟是娼妓之家。魏克愚“見之甚駭”，可以想象，當他得知自己追求儒家道境的朋友竟與低賤的娼妓對簿公堂時，內心有多么不屑。按照周密的說法，此次事件后魏克愚對方回“敬則衰矣”，但似不盡然。魏克愚于德祐元年（1275年）去世后，方回還曾作《秋思七言八首》，其六即對魏克愚的悼念，詩曰：“靜翁道翁兩知己，慟哭新墳接舊墳。”靜翁即指魏克愚，其號為靜齋，似乎這么多年過去了，魏克愚與方回仍然感情深厚。

總之瑕不掩瑜，方回的前途看起來仍然一片大好。又許是他“不專為科舉之學”，直到三十五歲，方回才在“奔四”的途中中選禮部試，并于次年——景定三年（1262年）得進士及第。方回參加的科舉考試，屬于別頭試，是兩宋時專門用于為考生避嫌而另設的考試，可見當場科舉考官中有他需要回避的人。不過，天資聰穎的方回自不必假手親故，他所寫的經義策論皆為負責閱卷的當朝丞相馬廷鸞和章鑒所賞識，最終拔得省元。野史說他因得罪權相賈似道與最終的狀元失之交臂，但從《傳記》看，當年的廷試由文天祥、趙日起、常挺三人為考官，是他們將方山京拔為狀元，把陳宜中置為榜眼，方回只以普通的一甲進士登第。看來，他與文天祥迥異的人生歸途早已冥冥注定。

景定三年是多事之秋，此時金朝早已滅亡，宋蒙已經斷斷續續交戰了將近三十年，民窮兵疲。蒙古大汗蒙哥在數年前分兵南下，意圖侵宋，卻在釣魚城被守軍以巨弩中傷，不久身亡。在東路與宋相賈似道對陣的忽必烈則匆忙罷兵，返回漠北與其弟阿里不哥爭奪新汗之位，賈似道則借此鼓吹自己的偉業，一時人氣高漲，獨掌朝綱。就在方回參加殿試唱名的五月，可憐的左相吳潛于廣東循州被賈似道迫害致死。

又恰在此年，原為蒙古漢人世侯的李璮在山東益都據地起兵，宣布反蒙歸宋，南宋趁機北伐，戰事再次波及山東、河南、淮北等地。忽必烈迅速從漠北班師，調集蒙漢諸軍剿殺李璮。半年后，濟南城破，李璮身亡。李璮的歸附并不能給宋廷帶來什么好處，相反更加強化了忽必烈進犯南宋的決心。在這個風云詭譎的歲月里，方回這位新科進士又該何去何從？

百詩十斬茍亂世

如果不是遭逢亂世，方回的人生大概只如古往今來萬千官吏一般，兢兢業業盡職本分，而后按部就班升遷、轉職、致仕、終老。在他登第后，宋廷給他的第一個職事是隨州州學教授。隨州密近襄陽，此時正處在宋蒙軍隊交鋒一線，方回在當地任職，大概沒少聽說或親見蒙古軍隊的作風。

不久，方回的好友呂師夔出任提舉江州興國軍沿江制置使，負責統籌宋境沿江諸務與邊防事，方回得到擢拔，在呂師夔組建的幕府官僚中充任沿江制干，主要負責安徽池陽提領茶鹽所的具體業務，以協助軍需供饋。方回的性格使得他在呂閫的幕府博得同僚贊譽，但光有同事的好評可不夠，在南宋末年這些歲月里，想要得到晉升，獲得一個好官職，討好一個人足矣。

賈似道。他在很長時間內負責措辦江防，近來因在鄂州之戰中退卻忽必烈的軍隊而聲名大噪。咸淳元年（1265年）四月，賈似道被拜為太師，封魏國公，宋度宗甚至喻之為“周公”。“周公”面對南宋末年的經濟崩潰，曾經推出了打算法、公田法、推排法等改革措施，但無濟于事。“周公”知道，宋祚不久矣，于是到了咸淳三年（1267年），“周公”力辭太師，不被朝廷允許，反而進一步被委以平章軍國事的重任。

方回試過不經由賈似道而獲遷轉的可能，但哪怕是一個亂世中幾近閑差的太學博士，賈似道也不舍得給他。方回決定向五斗米折腰。方回的文學造詣極高，是有名的文論家，江西詩派代表性人物，著有《桐江集》《瀛奎律髓》等流傳后世的佳作，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文壇地位和名聲，親賦《梅花百詠詩》歌頌賈似道，以媚取其關注。終于，在方回登科十二年后的德祐元年（1275年），賈似道接過了方回拋出的橄欖枝，給了他一個權勢地位都還過得去的官——安吉州通判，但不必之任，而是以這一身份在朝中參與政務討論。

此時的南宋，早已與這位權相一樣日薄西山了。忽必烈在擊敗阿里不哥后，正式建立了元朝，被一眾擁戴他的漢人士大夫以“能行中國之道，則為中國主”奉為正統。而就在方回擔任安吉州通判的前一年，南宋度宗皇帝駕崩，元軍則在降將劉整的協助下一路勢如破竹，攻破了曾經讓賈似道引以為傲的鄂州。幾乎在方回接到任狀的同時，賈似道率領的宋軍潰師魯港，朝野上下一片嘩然。賈似道上疏請求遷都，并檄文告知各州郡保護皇帝逃難，大家這才真正意識到，南宋快要亡了。

與方回同年及第的榜眼進士陳宜中最先跳出來，請殺曾被他譽為“救時之良相”的賈似道，朝臣們也紛紛附和，上奏彈劾。此時的方回終于認識到，自己仿佛跳梁小丑，上了賈似道的賊船。但他也并非拿得起放不下之人，隨即就與陳宜中等人一起加入了口誅筆伐的大軍。比《梅花百詠》更狠的是，方回以“倖、詐、貪、淫、騙、驕、吝、專、謬、忍”十事歷數賈似道之罪過，并厲色請斬賈似道。方回的“十可斬疏”，將多年來那些被賈似道打壓的士大夫的心聲說了出來，“中外快之”。很快，他就調任太常寺，又除監察御史，從此平步青云，在進一步請殺賈似道的黨羽廖瑩中后，出知嚴州府。

在南宋最后的歲月，每一份朝廷頒賜的高官厚爵都是燙手的山芋。每一個接受宋廷封賞的人，在不久的將來都要面臨身死殉國或投降元朝、茍全性命的抉擇。方回的好友，如呂師夔等，已經降元許久了，于是，在知嚴州府的任上，方回上演了人生中最荒誕不稽的一幕。他向當地百姓放出豪言，他本人既然身為大宋的封疆大吏，就要以死謝朝廷的知遇之恩。人們被他的忠貞精神所感動，殊不知他早已接到宋太后及幼帝的投降詔書，決心向元朝投降。有一天，人們醒來后發現自己的父母官不見了，大家紛紛議論，認定方回一定是為了踐行當初的忠言，慷慨就義了。正當眾人唏噓感慨之時，元軍來了，人們在這“韃帽氈裘”的隊伍中，識認出他的身影。原來，他早就孤身奔出城外三十里，去迎接“天兵”的到來，搖身一變，成了新王朝的建德路總管兼府尹。方回還是那個方回，職位也依然是那個職位，一切好像變了，又好像沒變。

后來，方回升官了，散官從嘉議大夫升為通議大夫，但依舊在建德路任總管。按照周密《癸辛雜識》的說法，方回后來還與紅極一時的南人萬戶朱清、張瑄有往來，其倜儻不羈、豁達輕財的性格，似乎沒有因“城頭變幻大王旗”而有所改變。又后來，方回辭官不任，于錢塘山水之間徜徉二十余年，度過了自己的余生。

逸事無奈燭殘年

對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者“開涮”，必定會受到正直之輩的口誅筆伐，但方回這位老者顯然不在輿論的保護序列中。他極具爭議的一生，尤其在降元之后，更是成為人們茶余飯后調侃、揶揄、諷刺的談資。

方回最遭唾棄的點，是他降元的選擇。他在一次生日壽宴上為自己作詩“把酒從來不可期，吾降今日少人知”，意思是隨著友人凋零，歡聚飲酒的機會少了，可遇不可求，而他的生日也越來越少人知道了。不意卻有輕薄士人揭其舊疤，對以下聯“但看建德安民榜，即是虛翁德政碑”。元朝的建德路，就是宋朝的嚴州府，而方回晚年自號“虛谷”，因此人們尊稱他為“虛翁”。這句詩的意思是，大元建德路張貼的安民榜文，正是你方回賣主求榮換來的德政，意在諷刺方回降元之舉。

方回降元到底是對是錯，是仁者見仁的事。他曾經對此有過自辯。據方回自書介紹，他在至元十三年收到謝太后與小皇帝的詔書，言明宋室成員與當朝宰執大臣等，俱已向元軍統帥伯顏請降。正月十八日，臨安大開城門，迎接元軍入城，而方回仍堅守孤城半個多月。后來，宋臣王世英、蕭郁率軍五千來到嚴州，州民“一口同辭”，拒迎他們曾經的王師，理由是害怕再有常州屠城之禍。常州屠城發生在宋軍兵敗丁家洲之后，由于常州軍民劇烈抵抗元軍，城破后慘遭屠城。民心既失，大勢已去，投降的損失最小。方回翻閱《三國志》，觀蜀漢興亡，從陳壽筆下找到了投降的合理依據：“保全一方，雖非人臣之正義，然國亡主遷，土地人民無所歸，為小郡者力不能全國矣，全其部民可也。”

那么，誰應負此投降之責呢？法不責眾，則投降之責當然只有方回應負。“嘩士”們攻擊他沒有慷慨赴死以謝宋室，但方回發出了吶喊：“沿江布防的各處將帥，在臨安沒有投降之前就都投降了，你們為何不指責他們背主求榮？手握雄兵，運籌帷幄的文臣武將，隨著宋室投降了，你們又為何不攻擊他們沒有慷慨就義？”方回的吶喊淹沒在“人民”的討伐聲中，他不求時人諒解，只求“付諸后世之公論足矣”。

時人并不買賬，一郡存活，免于屠戮，仿佛與這位昔日郡守的投降之舉無關。人們甚至用道聽途說的傳聞張戴其身，建構出很多關于方回真真假假道不明的逸事。人們給他造謠，說方回從小在鄉里便“專以騙脅為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齒”，以至于傳得有鼻子有眼，說他長大后常年寓居杭州是因為不敢回到故鄉直面父老。事實上，方回沒有回到故鄉，大概是因為他后來在宋廷任職，又娶杭人姚氏并納有妾，共生有七男四女，已經在杭定居了。

于是人們又借此議題，說他老而益淫，遇妓則跪，毫無廉恥。據周密記載，方回曾有寵婢周勝雪、劉玉榴二人，因其外出，二婢遂“開杜陵之門”，周勝雪后來甚至與豪客私奔了。又言其遇妓必跪，既呼應遺民鄭思肖、謝枋得所謂元朝“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等級說，又以方回跪受北妓的殘羹剩飯，來諷刺其降元之舉。又言其后來寵幸另一小婢，極盡討好歡愉，甚至一度引來鄰里糾紛，訴諸于官。這些庸俗故事一方面以獵奇題材吸引受眾視聽，另一方面又在挖苦方回之時不忘抨擊他降元之事。據載，在周勝雪與豪客私奔之后，方回曾作詩以寄“悵惋”，其詩曰：“一牝猶嫌將兩雄，趨新背舊片時中。陟忘前主能為叛，作事他人更不忠。”該詩是不是方回自作已經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詩中看似字字在說周勝雪的背棄，又字字在諷刺方回的降元。其實，要諷刺的豈止方回一人，遠在大都的留夢炎、葉李、趙孟頫、燕公楠等，難道就沒有受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的折磨嗎？

人們還攻擊方回，說他在知府和總管任上“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資無益之用”。方回辯解，自己“假守七年，無絲發為利”，且原有全部身家在徽州李世達之亂中已經被洗劫一空，以至于“賣寓屋猶不足償逋”，“一子在燕，旅食不繼”。方回反問：“此豈有所貪而然哉？”于是人們又轉而攻擊他，方回老來以賣文為生，通過為市井小人寫詩序而得酬錢，甚至因為“必欲得錢入懷，然后漫為數語”而與委托方起了沖突，“幾至揮拳”。

總之，看一個人不順眼的時候，無論他怎么樣都是錯的，這種心理學上的證實偏差和投射效應，最終造成了時人對方回的“整體謬誤”。他們揶揄他的《梅花百詠》和《十可斬疏》，作詩“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余諫草存”為諷，甚至還把方回攻擊賈似道的“十可斬”進行包裝，改造成對方回的“十一可斬”之說。在這種輿論壓力下，方回的精神狀態不是很好，老來常有被害妄想癥。

在他古稀壽辰之時，著名文學家仇遠給他作了慶詩，其中有詩句曰：“老尚留樊素，貧休比范丹。”樊素是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的家妓，范丹是東漢廉吏典范，家道窮困，時常斷炊，但志尚高潔。仇遠此兩句原意可能是想稱贊方回老當益壯，家人有才，與范丹一樣窮且益堅，因方回曾自作詩稱自己“今生窮似范丹”。不意長年在這種輿論下，方回變得極為敏感，認定仇遠此詩是在諷刺自己。

無獨有偶，方回與牟巘同歲，仇遠給牟巘所作慶詩，卻有“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牟巘同為舊宋官員，元軍進入臨安時謝門不出，從此以“蜀陳舊事君須記”的遺民心態隱居凡三十六年，廣受士人好評。“六臣傳”指的是歐陽修《新五代史》中關于張文蔚等六人之傳。此六公受朱溫勸誘，由唐入梁，被歐陽修標記為“小人”。因此詩同時出現，方回更進一步認定仇遠“褒牟而貶己”，一度要以“摭六臣之語，以此比今上（忽必烈）為朱溫”為辭，“必欲告官殺之”。“文字獄”最終沒有興起，事件在侯克中的調和下作罷。方回的應激反應，不過是這位老者對這個時代最后的悲鳴。

方回的故事就這么結束了，他飽受爭議的一生確實也在后世有了“公論”。汪舜民在編《弘治徽州府志》時，言其“失臣節，譏之宜矣，其他才美不可掩也”。周密的摭語，很可能裹挾著私人恩怨。四庫館臣則從國家意識形態角度對方回作了極大抨擊。令人欣慰的是，在當代的學術探討中，方回的人物形象有了更為立體全面的刻畫。不少學者通過勾連史料，發現時人對方回也不全然是唯恐避之而不及。即使是方鳳、王應麟等遺民，在方回降元之后也依然與其保持良好的交往。

至于那些對他充滿不屑與揶揄的論調，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那個戰亂年代普通人在生死之間的兩難抉擇。即如文公天祥，固以丹心壯烈殉國，汗青千古流芳，可歌可泣，但如方回此等茍活于世之徒，又何嘗沒有繼續受到生的煎熬？誠如其《甲午元日》一詩所寫：“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方回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去世，壽終八十有一，年歲愈久，煎熬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