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書寫的諸多維度中，勞動之所以需要被單獨提出，并不僅因為它是其在當下的高頻出現，更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把女性經驗從“身份—情感”拉回到“社會關系”的入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女性書寫往往被理解為有關性別身份的自我表達，私密經驗與情感關系的呈現，以及圍繞身體、婚姻與家庭展開的敘事。這些討論在“浮出歷史地表”之時固然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但若止步于此，亦會導致性別議題的去結構化，即情感被當成心理問題、家庭被視為私人選擇、個體困境則被理解為人性或命運使然。勞動視點的引入可以將女性重新置入生產關系、分工體系與價值分配機制之中，不僅使性別經驗可以與現代性框架直接對接，也能夠容納女性在不同歷史與現實情境中“進入”公共勞動領域與“被排除”在勞動承認機制之外的雙重經驗。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有關勞動與性別的討論早在經濟學、社會學與歷史學等研究中十分充分，但只有文學，能夠將這些長期被遮蔽的勞動經驗轉化為一種可感的敘事結構，將那些無法量化、難以概括和不能進入制度語言的勞動經驗呈現為可被理解與討論的具體生活現實。由此，從勞動切入對女性書寫的考察，不僅有助于重新理解當下女性書寫的生成機制與敘事重心，也為觀察當代中國文學如何回應社會分工、現代性壓力與日常生活結構變化，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

PART 1

“補充勞動力”的多維呈現

隨著工業與后工業時代的推進，關于勞動的書寫在新世紀女性文學中呈現出復雜的新面貌。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義，勞動既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勞動，即“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也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上的雇傭勞動，即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勞動力是一種商品，是由其所有者雇傭工人出賣給資本的一種商品”。在這一框架下，勞動本應是一種具有創造性、持續性和對象性的活動，能夠制造出相對持久的人造物，如工具、房屋、藝術品等，并使主體在與世界的互動中獲得尊嚴與意義；而異化勞動的問題，恰恰在于這種創造性被剝奪，勞動退化為僅僅維持肉體生存的重復性付出，成為對身體與時間的消耗機制。

新世紀女性文學中有關勞動的書寫，最初正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層面，即女性作為“補充勞動力”這一經典定位出發。馬克思在分析工廠工業時所使用的這一概念，揭示了其勞動角色固有的邊緣性與彈性。勞動既可能被描繪為女性獲得經濟獨立、主體尊嚴與社會位置的現實路徑，也可能呈現為制度化壓迫、身體異化與精神耗損的集中體現。前者是對勞動積極意義的確認。比如，王安憶的《富萍》（2000）提供了肯定性的視角，小說中底層女性從事保姆、糊紙盒的工作固然辛苦，卻能由此獲得經濟獨立與主體尊嚴。作者通過對具體勞動細節的描寫，將帶有生活溫度的“非生產性勞動”呈現為建立真實社會聯結、塑造個人價值的重要力量。與之相似的敘事還有畢淑敏的《女工》（2004），小說通過對數十年間勞動演化、崗位更替與制度變遷的細膩描寫，將重復且單調的體力勞動塑造成女性維系尊嚴、抵御命運不確定性的生活支點。后者則是大量否定性的勞動敘事。李路平的《鳥撞》（2025）中，女工李婷重復著單調、機械化的勞動，她想攢錢買一部手機的夢想似乎遙不可及。流水線不僅是謀生手段，更像一座無形牢籠，不斷消耗著人的身體感知與精神自由。鄭小瓊的《女工記》（2012）以大型組詩的形式記錄了工業化背景下女工群體的勞動經驗，她在工業意象與私人記憶的交織中重建個體生命，將被流水線抹平的“她們”還原為具體的個人，呈現女性在遷徙、勞動與情感之間的持續撕扯。

隨著近幾十年全球經濟結構調整、數字技術與服務經濟興起，勞動的形式逐漸多樣化，演化出平臺勞動、零工經濟、知識與服務型工作等形態。由此，傳統對勞動的抽象定義已不足以理解現代勞動實踐，文學也隨之將勞動具體化、職業化，這一點在女性向的網絡文學中尤其突出。一類是職場文，它將現代職業體系規則化、劇本化，通過女性在職場中的奮斗展現其成長與自我實現。這類書寫的開端為《杜拉拉升職記》（2007），講述外企前臺杜拉拉在跨國公司中的晉升歷程，塑造了一個憑借智識與努力、在既定規則內贏得成功的職業女性形象。此后，不同行業的女性職場故事輪番出現，如《空姐日記》（2010）描繪空姐在飛行與生活之間的自我平衡，《大望路還有夢想》（2025）講述地產行業女設計師的奮斗與抉擇，《金融女神》（2014）刻畫金融從業女性在資本世界中的沉浮與突破，等等。隨著這類作品被頻頻改編為影視劇，并與“大女主”題材相融合，勞動被具體化為某一類職業奮斗，并服務于女主角“打怪升級”的成長歷程。

還有一類則是種田文，它以古代或架空世界為故事背景，將勞動描繪為可見、可積累且幾乎必然帶來回報的活動。以2025年熱度較高的幾部種田文作品為例，《荒村女人》中，現代女性穿越后通過改良土壤、組織生產，引領村中女性形成經濟與情感互助聯盟；《穿越七零做知青》描寫知青主人公從種田養殖起步，到修路建廠、發展旅游的創業史；《麥穗上的女人》則講述了一位離異鄉村女性帶著孩子進城，以板面手藝創業，最終成為非遺傳承人的故事。在這些作品中，勞動被塑造為充滿確定性、具有創造性和積極意義的實踐活動，即日復一日的勤勞工作、技藝精進與經營提升，能夠帶來資本積累和改善生活甚至實現階層躍遷。如研究指出，“種田文是當代文學中‘小生產者’與夢想的延續，同時又顯現出了比較強的消費主義與發展主義的邏輯”。這類書寫強調勞動的可控性與回報性，淡化了現實勞動中常見的艱辛與風險，從而為讀者提供心理與情感上的慰藉。

同時，隨著傳統性別分工界限的逐漸松動，以往被視為女性領地的“次要勞動”開始被重新審視、并進而打破，這一變化也在理論上呼應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理論對二元性別結構的批判。在文學書寫中，底層與邊緣勞動地帶的女性書寫近年來開始在非虛構寫作中集中出現，并成為文學乃至社會關注的焦點。一方面，這類作品聚焦長期被忽視的勞動領域，如家政、保潔、外賣與建筑工等，與當前“素人寫作”“新大眾文藝”熱潮形成呼應；另一方面，非虛構寫作所強調“真實性”的故事和“虛構性”的技巧，即“無懈可擊的準確性”以及“只有在小說中才能找到的情感作用”強化了這類勞動的現實感，使女性勞動中的性別壓力、心理體驗與社會身份得以生動呈現，直擊讀者心靈，引發深切共鳴。

部分作品關注那些長期與女性緊密綁定的勞動類型，如家政與保潔。王瑛的《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2025）自述了東莞清潔女工的生存圖景，這個年近六旬的保潔阿姨通過對清潔流程、同事交往、城市流動的細致觀察，觸及了性別規訓與空間權力的問題，比如她回想并反思起曾被叮囑“女人很臟，不該碰某些物品”的往事。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2023）將母親的工作史與母女日常生活緊密交織，一邊呈現母親在各類體力勞動的強度與細節，一邊通過她們在狹小居住空間中的矛盾與依賴，展示勞動被嵌入家庭關系與身份認同的全過程。對此，近年來已有研究做出了深入討論，通過聚焦北京皮村文學小組（改名為新工人文學小組）的家政女工非虛構創作，包括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李文麗的《一個農村婦女的蛻變》、王成秀的《高樓之下》、施洪麗的《一個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等，指出家務與情感勞動的性別化正是歷史、婚姻制度和城鄉流動所共同塑造的結果。可以說，這類書寫不僅揭示了性別與勞動綁定的社會結構特征，也為理解女性勞動的異化及其文學表述提供了重要視角。

另一部分則是那些女性進入原本被視為男性主導勞動領域的書寫，如外賣員和建筑工。《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2025）記錄了作者從新手接單、系統處罰、淡旺季奔波，到與顧客、平臺、保安和交警博弈的全過程，在這細致真實的日常敘述背后，是勞動對身體與心理的塑形。作為女性和離異者，作者寫出了自己所面臨的異樣目光與現實挑戰，比如為了接更多單，她甚至忘卻了外貌、自我馴化為“沒有性別存在”的勞動身份，以及身體因勞動強度而出現的生理影響。彤子的《生活在高處——建筑工地上的女人們》（2019）深入建筑工地這一長期被視為男性主導、體力密集的生產空間，跟蹤采訪和現場觀察了包括施工升降機司機、女架子工、女鋼筋工、女抹灰工等多位女性建筑工人。作者注意到，在傳統觀念中，建筑勞動是“屬于男人的工作”，但隨著勞動力短缺等因素，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這一行業并承擔多種技術性任務，這不僅是勞動分工的現實轉變，也為女性的社會能動性提出新的挑戰。此外，梁鴻的《中國在梁莊》（2010）、《出梁莊記》（2013）等作品雖非專注女性勞動者，但也提及了部分女性在建筑、運輸、流水線等傳統男性主導勞動場域中的生存經驗，觸及女性勞動者的體力消耗、時間規訓和社會結構性壓迫等問題。在這些非虛構敘事中，女性從“輕勞動”進入“重勞動”，由此展開了對性別分工與身體經驗的思考。

在傳統工業模式下，勞動的異化表現為創造性“工作”退化為重復性“勞動”并消耗身體，而在新經濟結構中，異化則更為復雜，它不僅體現為勞動的消逝，也表現在勞動形式的轉變與意義的弱化。魯敏的《六人晚餐》（2012）以逐漸衰敗的廠區為背景，這個曾支撐日常節奏與社會歸屬的龐然大物轟然倒塌，使女性的情感選擇、家庭關系與生活決策不得不隨之變化。楊知寒的《出徒》（2020）和《虎墳》（2022）進一步刻畫了這種“缺席的勞動”：前者講述身體殘疾的母親將制作糖葫蘆的技藝強加給未成年的兒子，后者描寫馴獸師的妻子在丈夫失業后被進一步邊緣化的處境。楊知寒以其標志性的冷峻，寫出了勞動的消逝是如何潛移默化地重塑女性的生存境遇與主體經驗的。更多的作品則在當下新經濟與數字化平臺興起的背景下，關注這類新勞動形態對人的異化模式。比如楊知寒的《瑞貝卡》（2021），主人公在數字社交平臺上精心表演“美好生活”，由此形成一種以“魅力”為名、實則空洞的虛擬勞動。再如文珍的《寄居蟹》（2020）描寫主人公從農村走入城市，進入看似自由、實則不穩定的零工市場后的生活。作品通過“寄居蟹”的意象，隱喻這些勞動者在城市結構中的漂泊狀態，并揭示出性別經驗在這種勞動異化中的特殊維度。

在這些書寫中，勞動在實踐與意義上的變遷悄然浮現，從傳統工業模式下的重復性、異化勞動，到新經濟與數字化平臺環境下的職業化、可見化與虛擬化勞動，女性在勞動中的主體性、社會位置與性別經驗也隨之重構。這一變化不僅印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與異化的基本框架，也呼應了女性主義理論對勞動性別結構的批判與重構，即勞動既是社會結構的體現，也是個體身份與能動性的實踐場域。

PART 2

“再生產勞動”的浮現

事實上，有關勞動的敘事遠不止于此。近年來，有關生育、育兒、家庭照料、代際情感的文學書寫正呈井噴態勢，但圍繞其上的討論卻甚少從性別與勞動的關系出發。自女性主義理論在“市場”之外發現“家庭”領域以來，女性所承擔的生育、育兒、家庭照料與代際關懷等活動，也逐漸被視作一種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勞動形式。早在20世紀70年代，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就指出，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是兩個相互依存且獨立的壓迫系統，父權制在家庭和社會中賦予男性支配權，確保女性承擔家務這樣的再生產勞動，而資本主義則利用這種性別分工來壓低工資、獲取利潤。進入21世紀后，上野千鶴子更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雖然這些活動在父權制的性別統治結構下長期不被視為“生產性勞動”，但它們是創造價值的“再生產勞動”，因此也需要納入勞動的范疇之中。在文學書寫中，這類勞動呈現出復雜的經驗面向，不僅反映了家庭空間中勞動的密集形態和情感負荷，也呈現出女性如何在微觀日常中維持生活秩序、主體身份與情感聯結。

一類作品聚焦女性在生育、育兒與相關家庭照料中承擔的勞動，由此折射出這類勞動背后的社會結構與性別規訓。張暢的《世間的火》（2025）是一部第一人稱自述的非虛構作品，不僅用近乎冒犯的直白語言記錄了生育的全過程，對此前將生育崇高化或簡略化的傳統敘事構成反叛，還通過“嬰兒用品淹沒原有生活空間”的場景，隱喻了母職對女性個人空間與身份的侵占。由此，這種寫作通過“體驗的自我”與“敘述的自我”的對話，使“生育”不僅成為一個生命事件，還呈現為女性勞動的具體經驗。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的《單身母親日記》（2025）通過日記體寫作捕捉了單親母親在育兒與家庭照料勞動中的日常。作者如實記錄了自己從白天的編輯寫作、到下午接送孩子再到夜里處理家務的生活節律，也以打掃、洗衣、做飯、倒垃圾、送幼兒園等極細碎的時間片斷來呈現“母親的勞動”。作品寫出了女性在家庭照料勞動中時間碎片化、身份轉換頻繁的現實，而此前這種勞動常因其“日常性”被文學忽略。盛可以的《息壤》（2019）通過初家三代八位女性的命運，展示生育勞動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小說中，有的女性因節育環導致健康受損，有的女性為生育付出巨大代價，作為作品核心象征的“子宮”指向了女性所受到的包括計劃生育等國家政策、傳宗接代等家庭倫理以及代孕等資本物化的層層規訓。“息壤”這一意象既象征女性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折射出社會權力對女性身體的控制與爭奪。葉淺韻的散文《生生之門》（2021）從鄉土與自然的視角重構生育敘事，用滇東方言講述了祖母、母親輩在粗糲環境中所經歷的“血淚交織”的生育勞動，從而將女性的“生門”與村落的“生生不息”相連。修新羽的《未生》（2019）以科幻的方式構筑了一個“基因定制生育”的未來社會。在這個世界里，生育不僅是身體行為，也受到社會和技術的嚴格規范。小說中的主人公最終因家族壓力而放棄了生育計劃，展現了女性在身體自主權和生育選擇中的雙重受限。

另一類作品聚焦照護與家務勞動，以及由此衍生的代際關系和情感投入。這些勞動往往不以“工作”之名出現，卻在家庭與私人空間中以持續的身體付出、時間占用和心理消耗，深刻塑造著女性的生活節奏與主體經驗。在這一層級之下，有的作品圍繞老人或病弱者的照護勞動展開。如遼京的《白露春分》（2024）通過無數個靜默、重復的日常片段來呈現代際照料與家庭照護的現實困境。在小說中，隨著秀梅衰老所帶來的身體不適、行動困難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家庭成員尤其是女性成員承擔起了這一責任。又如蔣在的《11號病房》（2024）中，都市女性何瑾秋在自身健康瀕臨崩潰卻“沒有資格生病”的處境下，同時承受職場壓力與照料偏癱母親的雙重負擔。逼仄的病房空間將陪護、等待、身體照看與情緒壓抑集中呈現，使“11號病房”成為疾病、衰老與照料責任交織的空間場域。

有的作品則將觸角延伸到與照料勞動相關的代際關系層面。李停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間》（2023）講述60后的母親在得知80后的女兒懷孕后，首次走出國門，遠赴日本與女兒重啟共同生活的故事。在異國他鄉狹窄的居住空間里，母女倆圍繞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產生摩擦與對峙，最終在女兒臨產前夕，通過揭開各自內心的歷史創傷，達成了艱難的和解。在作品中，日常的飲食準備、生活瑣事處理、情緒安撫等細碎行為，被呈現為耗費時間、精力與心理的勞動，而這些勞動又深深地嵌入性別與代際關系之中。馬南的《萬物回春》（2022）中的照料關系則更為特殊和復雜，它根植于一段未經言說的隱秘創傷。小說中，照料勞動承載著代際倫理與情感關系的重負，使創傷、記憶與責任在時間與空間中交織，從而引發作者對家庭、性別與自我認同的深層思考。最終，女兒腹中的胎動不僅抑制了復仇的沖動，也通過生育這一象征，為跨越兩代的創傷提供了重新面對、理解與和解的契機。

還有的作品關注照料勞動中不得不進行的溝通、解釋、承受情緒等關系勞動。楊本芬的寫作在廚房的矮凳上、在“等湯煮沸的間隙”中開始，這本身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場景：女性在家務勞動與照料職責的夾縫中，擠出時間和空間進行情感的溝通、記憶的解釋與歷史的打撈。在《秋園》（2020）中，母親秋園賣菜掙到微薄收入后寄給女兒，為了安撫女兒的愧疚與焦慮，她在信中將顛簸痛苦的拖拉機旅程改寫為“像坐在母豬肚子里，搖搖晃晃的，所以挺舒服呢”，即她不僅承受身體的辛勞，還額外付出心力去轉化、重新敘述苦難，以完成對遠方子女的情緒安撫與情感維系。這種持續的、旨在維系家庭情感和諧的付出，正是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提出的“情感勞動”，這種以女性為主體的、無償的勞動形式要求勞動者誘導或抑制自身感受，是家庭和社會情感維系的基礎，卻因其非物質性而被嚴重低估。楊本芬的書寫將幾代女性在沉默中進行的、未被看見的情感溝通與解釋勞動轉化為可感的文本，揭示出“母親如家庭黏合劑”的角色背后所蘊含的巨大且持續的關系性付出。朱婧的《危險的妻子》（2019）中，妻子在維系家庭和日常生活的過程中，大部分心力都消耗在“不得不”進行的內心對話上。一方面，她在“看不見”的廚房中為家庭聚會做一切準備，但當丈夫和客人自然而然地享用并忽視其付出時，她迅速將短暫失落或委屈轉化為自我解釋，“這本就是分內之事”“大家的愉快就是最好的回報”；另一方面，她通過主動“遺忘”來承受情緒，避免沖突：面對婚姻中可能出現的冷漠或裂痕，她選擇“不看見”“不記住”，通過“主動遺忘”來維持表面的平靜。在她的筆下，照料勞動不僅是體力與時間的付出，更包含了大量隱性的情緒管理和心理自我調節，這些關系勞動在外人看來或許微不足道，卻深刻折射出女性在私密空間所承擔的情感與倫理責任。

從當下文學與文化生產的視角來看，這些再生產勞動正被納入所謂“中女敘事”的框架之中。近年來，“中女”一詞在社會與文化語境中被熱議，甚至一度出現了“中女時代”的稱呼。作為一種流行語，“中女”被用來指稱30—55歲的中年女性群體，將其描繪成在長期積累之后重新進入公共視野、并開始發揮重要影響力的社會群體。與此前女性話語中常見的“犧牲”“隱退”或“家庭中心”的敘述不同，“中女”所承載的是一種關于能量回歸與主體再現的積極想象。

事實上，“中女”是一個被消費社會所“制造”出來的社會—文化概念，而非由文學實踐內部自然生長出的審美范疇或敘事類型。21世紀以來，隨著女性在經濟與消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建立在“她經濟”之上的“她時代”宣告到來。調查結果顯示，自2010年起，影院觀眾中的女性迅速增多，并以52%首次超過男性，在此之后更是節節攀升，大幅超出男性觀眾。類似的情況也已成為圖書出版行業的共識，“在整個文化消費領域內，女性元素已超過半壁江山”。“從線上購書的讀者數據里分析，購買紙質書的75%以上是女性，從地域看以一二三線大中城市為主，從年齡看以25—45歲中青年居多。”在這一背景下，當下所產生的“中女”正是文化產業在性別、年齡和消費能力三重維度上進行市場細分的結果，其有效性建立在商品屬性與消費邏輯之上。這個過程印證了“后女性主義”理論的觀察，即女性主義的批判性語言被抽離其結構性語境，轉而與消費主義、個人主義深刻結合。

媒介因素進一步助推了這一“制造”過程。在新媒介環境中，文學與文化生產不再完全依賴傳統出版與編輯體系，網絡平臺、社交媒體的興起為原處于文化弱勢位置的群體，如老人、女性、體力勞動者，提供了進入公共空間的快捷通道。如研究指出，“媒介身份不僅關乎媒介，也源于社會整體文化環境，特別是市場化時代文化消費的選擇與趨勢。多種因素影響作家的自我評價，并在其寫作計劃和題材選擇中體現”。同時，媒介并非中性的傳播渠道，而是在平臺算法、出版策劃、市場數據與話語期待的多重合力之下，深度參與了意義的生產，如遼京《白露春分》宣發廣告語“每個女人普通的情緒波動，都勝過一場戰爭”，默音《她的生活》書封所強調的“她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無一不是媒介力量的手筆。“中女”這一標簽將有關再生產勞動的敘事符號化、情緒化和消費化，通過將其轉換成“情感困境”“自我成長”“重啟人生”的故事以契合消費偏好和傳播模式。換言之，勞動從一種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實踐，被淡化為一種可被觀賞、引發情感共鳴或模仿的文化產品內容，而更為復雜、矛盾或難以被情感化處理的經驗則被系統性地過濾。

PART 3

隱入日常：勞動與性別的結構性轉向

有關勞動的女性敘事看似類型多樣、路徑紛繁，但若向上追溯，其歷史縱深并不漫長。婦女真正以“勞動者”身份大規模進入公共生產領域，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其合法性話語亦高度集中，從“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樣能做到”“婦女能頂半邊天”開始，勞動與性別解放形成緊密綁定。如相關研究指出：“在社會主義動員和國家建設的大背景下，婦女被組織起來參與社會勞動，不再僅限被視為家庭內部的勞動者，而是在國家生產勞動體系中被納入勞動力隊伍……這種勞動并非自動帶來自主解放，而是被國家的生產需要所組織和利用。”在以革命和建設為核心的文學敘事中，女性參與勞動往往被視作階級覺醒與政治認同的外在標志。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正是通過走出家庭、參與土地改革和集體勞動，來完成從“家庭成員”向“社會主體”的轉變；草明的《乘風破浪》《姑娘的心事》等通過女工的勞動實踐、情感生活與自我認同，描述了勞動成為女性確立公共身份和社會價值的詳細過程。在這些書寫中，女性并非擁有差異化經驗的勞動者，而是作為“勞動群眾”“建設主體”的一部分出現。勞動過程中的身體負擔、性別分工、情感消耗以及家庭責任，則往往被納入宏大的集體敘事之中而不再單獨成題。勞動與性別的結合，也因此從一開始便呈現出鮮明的制度性與話語性特征。

至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推進、市場機制引入及單位體制松動，女性勞動的社會語境發生顯著變化。勞動逐漸脫離此前單一的政治動員邏輯，被重新賦予通向主體自由與自我實現的意義。女性通過職業選擇、經濟獨立與城市流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動性想象，與此同時，勞動的不穩定性、家庭再生產責任的回流、身體與情感的持續消耗等問題也逐漸浮現。諶容的《人到中年》通過陸文婷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奔波，揭示了女性在承擔職業義務與情感、家庭責任之間的“公私兩難”。這種描寫突出了改革開放初期職場女性在勞動參與中所面臨的結構性壓力，也顯示出勞動所帶來的能動性與社會認同并不能完全消解性別角色的約束。更重要的是，經濟意義上的勞動參與并不足以導向解放，女性以勞動為路徑展開的個人化實踐，往往在不斷加劇的商品化與性別分工結構中顯露出其內在限度。

及至當下，有關勞動的女性書寫又迎來了新的變化。在現代社會，衡量個體的核心尺度不再是道德，而是勞動的位置，包括是否進入市場、是否被計價、是否可替代和是否被承認。與社會主義階段將女性勞動嵌入政治動員的宏大敘事，以及改革開放初期勞動被賦予通向主體自由與自我實現的象征性意義相比，當下書寫的顯著變化就在于，女性的勞動被置于現代社會結構與價值評價機制之中，成為連接性別經驗與現代性結構的核心樞紐。

這種連接通過“隱入日常”的方式得以呈現，即勞動以毛細血管般的方式滲透進人物的性別經驗、情感關系與社會生活之中，串聯起包括城鄉差異、階層流動乃至制度壓迫在內的復雜網絡。一方面，女性進入公共勞動的機會全方位擴展，平臺打卡、算法派單、績效指標、零散用工等技術性安排重塑了人的時間表、身體節律與社交方式。這種技術中介的勞動組織，印證了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賽博格”隱喻所揭示的境況——人的身體、時間與身份正與技術系統深度嵌合，傳統的二元對立結構，如自然/文化、私人/公共等，在此變得模糊。文學書寫中高頻出現的通勤疲憊、接單焦慮、隨時在線等情節，展示了現代性評價體系如何在最平常的生活動作里運作。因此，這類勞動既帶來可見的社會與自我認同，也在日常層面制造不穩定、耗損與被量化的存在感，作為結構性力量的勞動也就在此完成從宏觀制度到微觀生活的延展。另一方面，那些長期被視為“自然的”再生產勞動同樣通過日常被制度化，并顯現其結構性后果。生育、照料、家務與情感勞動并非偶發的事件，而是由大量重復的動作、時間安排和身體消耗構成。文學通過細微的日常場景將這些隱性勞動具體化，揭示其如何成為維系社會運轉、卻長期不被計價的深層原因。

反過來看，“性別”正同樣以“隱入日常”的方式在文學書寫中發揮結構性作用，即性別不再作為獨立、自足的主題被反復申明，而是以“性別+”的形式出現在有關社會結構與個體生活的書寫中，從而參與意義的生產。女性書寫的關注點已經從集群性但相對單一的“女性經驗”轉向“女性+某一社會結構”的復合處境，包括性別與勞動、階級、代際、民族等多重因素交織，共同塑造具體而復雜的生命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隱入日常”并非中國文學所特有的現象，而是同步于當前世界女性書寫在整體上的結構性轉向，即性別不再作為一個需要被反復標舉的議題而出現，而是成為理解現代社會運行邏輯的一種切口。只是相對而言，由于社會歷史語境不同，交叉性分析所側重的主導維度存在差異：西方女性書寫更多地聚焦性別與種族、移民身份的交叉，以及戰爭、全球化沖擊等議題。比如在英語世界中，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持續關注種族、奴役與社會邊緣身份在個體日常生活中的滲透，《恩惠》（A Mercy，2008）通過多個女性角色的視角，描繪出早期種族隔離和社會等級如何在日常生存與人際關系中實現壓迫的過程。埃德娜·奧布萊恩（Edna O’Brien）則將戰爭、宗教狂熱與性別壓迫交織起來，《女孩》（Girl，2019）將視角投向尼日利亞被博科圣地綁架的女學生，描寫了戰爭暴力對女性身體與心理的侵蝕。薩莉·魯尼（Sally Rooney）擅長在人物最私密的日常生活與關系中討論性別與階級的纏繞，《正常人》（Normal People，2018）通過男女主人公“清潔工兒子與雇主女兒”的設定，展現了階級差異是如何在情感中轉化為權力結構的。在俄羅斯文學中，進入21世紀的女性書寫從女性命運書寫轉向外部的廣闊空間，如研究指出，包括烏利茨卡婭（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魯賓娜（Дина Рубина）在內的諸多女作家“從家庭、女性私人生活主題轉而關注個人歷史、家族歷史和20世紀國家歷史，聚焦族裔問題、知識分子命運以及文化記憶等主題”。

王玲珍、何成洲 主編《中國的性/性別：歷史差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東亞女性書寫則更多地與家庭倫理、勞動參與、城鄉差異等問題勾連。從這個意義上看，當下女性書寫的這一轉向既是世界范圍內女性書寫結構化、日常化趨勢的在地回應，也構成了世界女性文學版圖中一個具有自身問題意識的具體樣本。在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2018）中，里沙子日復一日孤立無援、價值被完全抹殺的育兒勞動，與她作為陪審員審理的“母親殺嬰案”形成強烈對照，而丈夫對她參與庭審的態度僅停留在“晚飯怎么辦”的關切上。這類“主婦小說”將“家庭”與“母職”作為核心社會結構進行剖析，通過高度寫實的細節，呈現女性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下所承受的壓抑、孤獨與價值困境。村田紗耶香的《人間便利店》（2016）則將目光投向新型勞動的日常實踐，在便利店兼職18年的惠子已在標準化勞動中找到了存在的秩序與意義，但社會仍要求她通過“結婚生子”或“正式就業”來實現“價值”。當她意識到自己“是為便利店而存在的動物”并勇敢地回歸崗位時，勞動也就構成了對單一價值體系的直接對抗。相較之下，韓國女性文學似乎更具公共沖突性，但這種突出的“斗爭性”并非主要來自文本內部，而更多的是在社會事件與公共輿論中被持續放大。《82年的金智英》被改編為影視劇后引發韓國男性集體拒看，年輕女作家金錦姬率先發聲、拒領李箱文學獎，以及韓江在202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事件，都使“韓女文學”的公共關注度空前高漲。然而，正如研究指出，韓國文學自20世紀90年代末便從“后政治時代”或“自我的時代”轉向“普遍的時代”，包括申京淑、孔枝泳、殷熙耕、金愛爛、韓江等女性作家在內的寫作者開始將目光投向個人之外的“他者”，而此時的“他者”已不再是單純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對象，而是更具普遍性與人文關懷的存在。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2016）采用高度寫實、近乎社會調查報告式的敘事，將主人公塑造成承載普遍經驗的一個符號。作品描寫了主人公從家庭無償勞動、職場隱形勞動，到全職母親的全方位勞動，這些無償、隱形且被貶低的勞動構成了對她的系統性壓迫。金愛爛的《蟲子》（2013）將勞動呈現為一種彌漫性、侵蝕身心的日常感知狀態。殺蟲是徒勞的，正如日常勞動一樣。小說沒有直接批判社會制度，而是通過懷孕主人公在半地下住宅里與蟲患和家務相伴的生活，揭示出一種由性別、階級和經濟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壓力體系。

世界女性書寫在整體上的這種結構性轉向，也與女性主義理論從第二波向第三波的演進構成互為表里的關系，即文學實踐對經驗結構的書寫往往與理論視野構成同步的更新，并在相互呼應中彼此成就與推進。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女權主義理論逐漸突破第二波中相對統一的性別壓迫框架，通過交叉性理論引入對差異與復雜性的系統反思。其中，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的強調性別經驗并非單一維度，而是始終與階級、種族、年齡等多重社會位置交織運作，從而揭示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社會分層機制共同構成的結構性壓迫。在此基礎上，相關理論進一步將關注重心轉向主體的流動性與規范的生成機制。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性別并非既定身份，而是一種持續被重復和規訓的“表演”，由此動搖了性別的本質主義理解；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則通過“游牧主體”概念，進一步闡釋主體位置的多重性、跨界性與不穩定性，為理解當代女性經驗的差異化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當這些理論視角進入勞動這一議題時，其批判鋒芒也隨之指向經濟機制與社會結構。弗雷澤（Nancy Fraser）指出，性別正義不僅是文化認同與象征承認的問題，更深刻地關聯于資源分配、勞動組織與社會再生產機制；特克爾（Sherry Turkle）和中村麗莎（Lisa Nakamura）等則將性別分析進一步延展至數字文化與技術勞動領域，揭示新技術條件下勞動形式、情感投入與女性主體性之間的復雜糾纏。

然而，在當下本土女性文學研究中，這些理論的引入更多停留在觀念層面，既缺乏系統化的理論深化，也缺乏與具體文本的對接實踐。長期以來，相關研究多依賴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學東漸”語境中引入的理論資源，側重“女性主體性”“性別意識覺醒”與“反抗父權”等視角，強調文化層面的抵抗與主體的自我確認。進入21世紀以后，這一以新啟蒙話語為核心的理論框架已無法對消費化邏輯、勞動重組與結構性不平等的新形勢做出批判性清理。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近年來已有研究開始呼吁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重新介入，指出“目前流行的社會性別理論并不能很好地回應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并強調新自由主義體制對女性造成的雙重傷害，既包括經濟層面的分配不公，也包含文化層面的系統性貶抑。這一立場主張在對既有女權理論進行自我反思的基礎上，重新將勞動、社會再生產與制度結構納入分析中心，從而為理解當代女性書寫中勞動經驗的集中顯現，提供一種更具結構解釋力、也更貼近現實矛盾的理論路徑。

與以往任何一個歷史階段相比，女性書寫在當下中國公共文化空間中的顯現度與影響力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若以傳播范圍、社會反響與公共參與度而論，當下圍繞女性文學與女性議題所形成的文化熱度與影響廣度，已明顯超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寫作”初次進入文學史視野時的情形。然而，與這種現實層面的高度可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文學研究對新世紀以來女性創作的系統性考察仍然稀缺，且未能形成一種能夠貫通歷史經驗與當下實踐的整體研究視域。創作的豐富性和廣泛性與理論的相對滯后之間形成了明顯錯位，也暴露了既有批評話語在面對當下文化實踐時的解釋力局限。

在此背景下，勞動和性別彼此交織、并在書寫中的隱入日常并非話語的失落，而恰恰體現了社會變革正在以更為細微、日常的方式滲透到個體生命的肌理。這種轉向既是本文文學書寫的重要實踐，也是對世界范圍內女性書寫結構性變革的在地回應。由此，女性書寫的功能不僅在于記錄規訓與困境，更在于以敘事來保存那些無法被制度計量或承認的生命經驗，并據此重新想象尊嚴、聯結與正義的可能。它既為我們剖析社會結構提供了鋒利的入口，也為重繪生活的可能性保留了微弱但實在的起點，而這，或許正是“勞動中的女人”的獨特價值所在。

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