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李震，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西部文藝研究聯盟"理事長

與談人：

肖云儒，陜西省文聯原副主席、西部文藝研究著名專家、批評家

丁帆，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著名文學史家、批評家

王一川，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原副主席、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李明泉，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原副主席、四川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

馬永強，甘肅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中國西部現代文學研究所所長

李遇春，湖北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鄒贊，新疆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基地(新疆大學)主任、新疆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震：21 世紀以來，以西部本土作家、藝術家為主體的新一波西部文藝，正在以思潮的規模進入國內外文化文藝界的視野，一大批西部本土作家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等國家最高文學獎項，構成了蔚為壯觀的新西部文學；王全安、萬瑪才旦、餃子等一批西部本土導演的電影頻繁獲得國內外大獎，《哪吒2》已經沖入世界電影史上票房前五的位次，構成了極富沖擊力的新西部電影；西部草根歌手刀郎的歌曲更是火遍國內外……由此，“西部”作為一個文化藝術概念繼1980 年代之后再一次被凸顯出來，新一波的西部文藝思潮已經涌現。而學術界與批評界對此并沒有作出整體性的關注與研究。2025 年，《西部文藝研究》的“西部文藝研究前沿”欄目連續5 期圍繞 21 世紀以來的“新西部文藝思潮”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作為該欄目的主持人，我在第5 期明確提出了“新西部文藝思潮”概念。①與此同時，11 月8 日，新疆大學舉辦了“‘文學天山的崛起’與新西部文學的新疆經驗”學術研討會；11 月29 日，陜西師范大學與西安建筑科技大學聯合舉辦了“中國西部文學40 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西部文藝研究聯盟成立大會”。出席兩次會議的數十位專家和文藝批評家圍繞“1980 年代的西部文藝”“新西部文學”“新西部文藝思潮發表了大量有價值的觀點。由此可以預期，關于“新西部文藝思潮”的研究與批評將會成為學術界和批評界的一個新的聚焦點。

為此，本期“西部文藝研究前沿”欄目，邀請了諸位在西部文藝研究領域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批評家，其中有身居西部的老中青批評家，也有身處東部、中部卻情系西部的批評家，如丁帆教授、李遇春教授，還有走出西部，馳騁在國內外文藝批評界的批評家王一川教授。我們在此以筆談的方式共同探討從1980 年代的“西部文藝思潮”到“新西部文藝思潮”發展演變的幾個核心問題。請大家不吝賜教。

一 40 年回望：1980 年代的西部文藝思潮及其研究與批評

李震：肖云儒先生，您是1980 年代西部文藝思潮最早的倡導者和研究者之一。今天，您以85歲高齡參與這次筆談，讓我十分感動。可否請您回顧一下20 世紀“西部文藝思潮”研究最初發端時的一些具體舉措？

肖云儒：可以。我記得大約是1984 年秋天，由陜西文聯倡議、西北各省文聯在新疆伊犁聯合舉辦了第一次中國西部文藝研討會。這次會議的成果主要有三：一，歸納了西部文藝崛起的態勢，勾勒出新時期文藝的一道新風景線；二，把“中國西部”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提出來，做了理論命名，展開研究；三，初步歸納了西部文藝乃至西部文化的主要特質。

當時甘肅的謝昌余、余斌、管衛中、魏珂，陜西的肖云儒、李星、李國平，新疆的陳柏中，以及西安、峨眉、新疆等電影廠一些主創人員，熱情參與到西部文藝的理論建設中來。會后，陜西筆耕文學評論組編寫了《中國西部中青年作家論》，陜西作協主席、老評論家胡采先生熱情作序；甘肅《當代文藝思潮》等雜志發表了研究西部文藝的多篇論文；《新疆文學》一度更名為《中國西部文學》，西安音樂學院院刊更名為《西部音樂》；西影廠的刊物更名為《西部電影》。西部文藝成為當時中國文藝格局中，有明確藝術主張，有較為成熟的、得到社會認可的創作群體和代表作品，有初步理論研究成果的這樣一個文藝現象。西部電影在國內外頻頻獲獎，成為品牌。以王蒙的《在伊犁》、艾青的《綠洲筆記》、張賢亮的《綠化樹》、賈平凹的《商州三錄》，以及楊牧、昌耀、周濤、章德益為代表的西部詩歌；以《人生》《黃土地》《野山》《紅高粱》為代表的西部電影；以《西部搖滾》《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女兒歌》以及趙季平影視音樂為代表的西部音樂；以陳丹青的《西藏組畫》、羅中立的《父親》為代表的西部美術；以《桑樹坪紀事》（徐曉鐘導演）為代表的西部戲?。灰约坝尚ぴ迫逯骶帲ぴ迫?、李震、羅藝峰、王寧宇、權海帆、馬桂花分別撰著的六卷本“西部文藝研究叢書”，廣涉西部文學、西部詩歌、西部音樂、西部民間藝術、西部幽默、西部舞蹈，加上后來眾多關于西部電影的系列研究，都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李震：謝謝肖先生！丁帆教授與馬永強主席是最早從“史”的角度研究西部文學的重要學者，是西部文學史的第一部著作《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的作者，可否請丁帆教授談談您作為一個東部人對“西部”的理解，特別是從“史”的角度如何認識“中國西部文學”？

丁帆：需要肯定的是，“西部”作為一種文化的象征，一種偏僻荒涼的地域鄉土的書寫，似乎就只有美國和中國才用這個名詞來指代。但是，系統性研究西部文學的專門史，在世界各國的史著中，我尋找過多年，似乎還沒見到過完整論著。美國是西部文學的大國，它的描述雖然存在于美國19世紀文學史的大框架中，但尚未見到單獨門類的文學史專著，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沒有見到未譯的原著。國內倒是有羅小云先生的《美國西部文學》一書，但那不是史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將此納入文學史的書寫，起步較早還是有眼光的，是值得慶幸的。然而，如何將這個領域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下去，以這個支點，去撬動西部文學的繁榮和大發展，這才是我們研究西部文學史的真正意義所在。

李震：謝謝丁帆教授！王一川教授本是西部人，卻長期居住、工作在東部。不過作為中國文藝批評界的領軍人之一，視野一向橫跨東西部、國內外，也橫跨文學和多種藝術門類，可否分享一下您對最早的“西部”及“西部文藝思潮”的認識與理解？

王一川：“新西部文藝思潮”中的“新西部”，首先讓我想到20 世紀80年代即改革開放時代早期有過的“西部”概念。那時的中國“西部”概念，雖然必然地同土地貧瘠、人口貧窮、經濟后發、觀念守舊等往昔誤讀印象捆綁起來，但同時也被有意識地灌注進敢于改革、創新、開拓、不拘一格、義無反顧等改革開放時代精神氣質。那些年，一批批青年大學畢業生，響應國家號召，勇闖西部開拓創業。曾經顯赫一時、影響廣泛的黃河源頭探險、長江上游漂流等勇士壯舉，也都發生在西部而又影響全國。那時的“西部”代表或象征著中國的西部大開發熱土或西部崛起的希望。而那樣的“西部”意象，恰恰由于那時的“西部文藝思潮”的興起，得到符號化、象征化顯現。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寫作和長篇小說《浮躁》、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讓讀者深切體驗到鄉土文明深處釋放出來的厚重氣息和強烈變革渴望。影片《黃土地》《老井》《野山》 等有關荒蕪莽蒼的黃土地影像的深描、有關當代鄉村落后和貧瘠狀況的實錄，激勵著中國觀眾熱切地反思中華文明的黃土根基的往昔輝煌與未來前景，發出變革圖強的強烈渴望。這樣一來，那時的“西部文藝思潮”概念，得以把在西部發生的和有關西部的文學、電影、戲劇、美術、音樂等文藝門類思潮聚合起來。中國當代文壇至今記得這樣意義上的“西部文藝思潮”：以文學為主導的“陜軍東征”新潮，以西安電影制片廠為核心的 “西部電影”新潮，以及以“長安畫派”新發展為標志的“西部美術”新潮，其間還交織有新邊塞詩派、邊塞敘事、邊地文學、多民族敘事、文化尋根等諸種文藝思潮或其支脈。這樣多樣而豐富的“西部文藝思潮”，確實可以帶給人們有關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初期文藝思潮的美妙記憶。

如今回想這樣的思潮記憶，不得不設身處地去回想。筆者自己就出生在西部，屬于不折不扣的西部居民之一員。當我走出西部時，早已越過弱冠年紀了。這樣，西部體驗和西部記憶，業已銘刻在心，與生俱來而又不可泯滅。就我來看，“西部文藝思潮”在我心里銘刻下的是一種有關厚土思變的變革理念和一種有關后發先至的領先思維。厚土思變的變革理念，是指一種身居西部沉厚博大而又崎嶇不平的皇天后土，渴望將其跨越而遷移到遼闊開放而平順富裕的東部瀕海區域的帶有“窮則思變”傳統印記的理念。后發先至的領先思維，是指坦率地確認自己落后、畏懼永久落后并且急切地想要追趕先進和自己身居領先位置的思維方式。在這樣兩種動力驅動下，“西部文藝思潮”在中國文壇掀起了獨有的浪花：一種是由厚土思變的變革理念掀起的鄉土記憶和變革景象，另一種是由后發先至的領先思維推動的敢開風氣的先鋒景觀。

李震：謝謝王一川教授！幾位先生的回顧不僅是對1980 年代西部文藝思潮的珍貴記憶，而且對其作出了深度反思，對西部文藝思潮的進一步研究具有深刻的啟發。而對于1980 年代的“西部文藝思潮”及其研究與批評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和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各位還有什么高見？

肖云儒：早期西部文藝的特點，是現代精神與西部生活空間、文化心理空間的結合。或者說，是現代觀念通過各個渠道對西部的喚醒；而西部文化又通過各個渠道與現代觀念相呼應。譬如西部文化的多維向心交匯和當代全球文化多維離心交匯的呼應：西部歷史文化的動態多維組合和當代世界文化綜合發展的感應；西部人多民族雜居和流動生存，與現代人跨社區生存狀態的感應；西部隨處可見的天人合一景觀和歸真還璞心態，和現代某種超越、排拒文化的社會情緒的感應；西部人艱難發展的悲劇感、憂患感和現代人超高速發展的焦慮感、憂患感的感應；西部人在空間疏離中造成的孤獨，人在自然包圍中的孤獨，和現代人在心靈疏離中造成的孤獨，人在“物化人”包圍中的孤獨相互感應；西部人文山川鑄造的陽剛之氣，與現代競爭社會要求的自強精神相感應，等等……

可以說，在改革開放之初，當時的西部文化和文藝是我們國家強勁呼喚現代觀念的文藝現象之一。

40 年過去，西部文藝在發展過程中逐漸顯示出一些不足，譬如：文化姿態多是從精英層面對西部生活做俯視性關懷，溫度不夠、溫馨不足。題材、風格較為狹窄，大多寫古樸的農村牧區，大多追求悲愴沉重；由于取文化思考的單一視覺，不免單調而曲高和寡；加之傳播運營阻滯于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引發藝術市場的持續關注。

丁帆：我認為必須注意到我們的研究盲區所在，以及對文學作品創作進行即時性評論和批評，完成文學史的第一遍的篩選與過濾工作，是刻不容緩的。我知道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組織起一支學術隊伍，明確研究的方向和任務，必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李震：謝謝各位！這些的確是我們今天研究西部文藝亟待展開的重要工作。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個問題。

二 對“新西部文藝思潮”概念的理解和進一步闡釋

李震：此次筆談的核心議題是“新西部文藝思潮”。我的那篇小文 《新西部文藝思潮，概念、意義與文化價值》只是對此作了初步的梳理，權作拋磚之用，更多的意義，還有待各位專家和批評家的進一步闡釋，以使其更加充分、完善，并在今后的西部文藝研究與批評中發揮一定作用。

王一川：當前中國文藝活動還有名副其實的思潮嗎？記憶中，自從告別20 世紀90 年代而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較少談論文藝創作思潮。即使有談論，也多是個人的孤立而零散行為，少見多人合力的或團隊預先策劃的集體行為。不過，這次由陜西師范大學李震教授發起、而眾多身居西部的文藝批評家陸續云集響應的“新西部文藝思潮”，確實真的興起來了，而且正處方興未艾的漲潮階段。

大凡現代以來的中國文藝發展，總是離不開思潮激蕩的。而這種現代文藝思潮激蕩，往往既可能首先來自自發而后獲得自覺和確認，也可能來自預先準備的主動發起。無論是梁啟超的“三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思潮，還是 “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美術革命”“人的文學”“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思潮以及“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等社團及流派，大多來自主動發起?，F在，西部批評家們倡導“新西部文藝思潮”，想必有他們自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覺?！靶挛鞑课乃囁汲薄备拍睿氡赝瑯涌梢约ぐl起人們的文藝新思潮體驗激情。

“ 新西部” 概念，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余年變革，特別是經過近年來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階段的決定性奮斗，諸如前述土地貧瘠、人口貧窮、經濟后發、觀念守舊等往昔誤讀印象已然發生根本性改觀，而前述屬于西部的敢于改革、創新、開拓、不拘一格、義無反顧等改革開放時代精神氣質，則已經重新激活并且展開新的奮斗篇章。這樣，西部居民在基本溫飽滿足后，又不停頓地向著更高遠的人生幸福指數攀登，產生出更高的藝術審美鑒賞和藝術審美表達需要。而隨著互聯網、融媒體、人工智能等媒介新技術條件的普及和發達，西部居民可以享受到同東部居民一樣的在日常生活過程中隨時隨地進行藝術審美表達的充足的媒介技術條件。這樣的“新西部”早已抖落掉過去的印象，完全可以同東部及其他地域一樣發起新興文藝思潮并且享受其帶來的激蕩的喜悅，由此看，“新西部文藝思潮”的興起，就有了必然性和合理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西部文藝思潮”旗幟豎起來了，而且正飄揚在中國當代文壇。我離開西部已經時間很長了，必然地失掉沐浴在西部文藝旗幟下的資格，只能在這里從旁談點寄語吧，聊作旁觀者的期待。

李震：新西部文藝是21 世紀以來中國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王一川教授作為中國文藝批評的領軍人之一，西部文藝自然在您的視野中。權且不說您是離開西部的西部人，即使完全屬于東部的批評家謝冕先生、丁帆先生也都有西部文學的論著。況且您曾對西部電影等一些重要的西部文藝現象有過很多高見，今后還期待您能夠對新西部文藝思潮予以持續的關注和批評。李明泉主席與王一川教授同屬西部的四川人，可否請您談談對“新西部”和 “新西部文藝”的認識？

李明泉：什么是“ 新西部”？今天的“ 新西部”概念，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地理范疇，成為一個文化、美學和精神的多維標識。這片占中國總面積約71%的廣闊區域，承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藝術生命力。與傳統的西部文藝相比，“新西部文藝”新在視角、新在手法、新在精神內核，它既承接了西部歷史文化的基因，又融入了現代性的思考。近年來，“新西部文學”概念逐漸走進學術和大眾視野，與“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現象。

李震教授在《新西部文藝思潮，概念、意義與文化價值》一文中認為：21 世紀以來的“新西部文藝思潮”是以西部本土作家、藝術家為主體的。這一區別決定了新西部作家藝術家的西部體驗、對西部的情感認同和文化立場，與外來的西部作家、藝術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他們從根本上終結了將西部作為“他者”和“生命港灣”的書寫，形成了西部文藝中新的主客體關系模式。因此，“新西部文藝思潮”是新世紀，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中國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獨具特色、豐富多彩的部分。

“新西部文藝思潮”的提出，與全國文藝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首先， 它是對“ 去中心化”文藝發展趨勢的響應。隨著文藝地理學的興起，以地理空間作為文藝流派的符號標識，其內在實質是嘗試以一種去中心化、復雜化思維挑戰二元對立的固化模式。其次，“新西部文藝思潮”的提出是對文化現代性思考的回應。這種思考與全國文藝界對現代性和文藝高質量發展的探索同頻共振。再次，面對世界文化格局的演化，新西部文藝的地域敘事能夠為“中國故事”增添別樣的風韻和獨特的景致。

然而，新西部文藝的發展也面臨著內部矛盾與挑戰。一方面，新西部文藝需要突破既定觀念的束縛，避免將西部文藝特殊化、神秘化，甚至把西部中心化的現象。另一方面，新西部文藝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地域特色，在傳承、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中匯入新時代審美大潮而有所創新有所建樹有所貢獻。

李震：還真是高屋建瓴啊！鄒贊教授是駐守西部邊陲的一員青年才俊，且近年倡導“新西部文學”和“文學天山”，可否談談對“新西部文藝思潮”的看法？

鄒贊：“新西部文藝思潮”的命名具有合理性。首先，從歷時角度考察，這一概念并非突兀間生拉硬扯的語詞游戲，它指向20 世紀80 年代中國文化版圖中最具特色也頗富生機的“西部文藝思潮”，西部文學、西部電影、西部音樂，不僅作為地域文化符號獲得極高的標識度和影響力，其創作業績與文藝批評也可圈可點。這一文藝現象在經歷了“新時期”和“后新時期”的歲月淘洗之后，其在新世紀以來取得了哪些創作成就？在藝術手法和審美特質上有何突破？在參與講好中國式現代化故事的西部篇章方面有哪些突出表現?針對此類議題的追問，要求我們系統梳理總結“新西部文藝”的創作主題、美學風格及文化意蘊，尤其注重挖掘呈現以“西部文藝”為參照發生的“新變”。其次，從共時角度考察，文藝發展離不開賴以生存的社會歷史條件，其文化意蘊與藝術特色也受制于特定時期特定區域的整體環境，地域性成為文藝生產、文藝傳播與文藝消費的標志性特征，“新西部文學”“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等命名莫不如此。需要強調的是，“新西部文藝思潮”的出場，并非為了爭奪所謂文藝的資源分配或話語權，它真切地以新世紀以來西部文藝的蓬勃發展為觀照對象，如 “文學天山的崛起”“陜派文學、西海固文學的代際更迭”“長安畫派的傳承創新”“音樂領域的刀郎現象”等等，嘗試從學術層面闡釋地方性知識在文本中的再現，解讀文藝現象的生成機制、美學風格及文化價值。

“新西部文藝思潮”之“西部”，既是地理空間概念，也是文化空間和情感空間概念。那么該如何界定“西部”呢？是嚴格對標經濟地理分區將12個省級行政區劃定為西部？還是以胡煥庸線或陸上絲綢之路為參照界定西部？畢竟，從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角度看，東西差異和南北差異都是交織并存的，如果以東/西為地理區劃標準，那么西北和西南在自然風景、人文習俗及美學呈現上也存在顯著不同?；诖耍瑢Α靶挛鞑俊敝拔鞑俊钡膮^域界定，尚有待學界更加系統深入的研究。

肖云儒：20世紀的西部文藝逐漸碎片化，走向沉寂，也成為今天我們反思的空間。在分蘗中萌新綠，在沉默中聚新力，現在，李震先生為西部文藝的迭代發展，提出了“新西部文藝思潮”這個拓展性的命名，我以為恰逢其時。它給予我們的思考方向和空間，是由外向內，由天空到大地，由作家客體的觀察思考到主體的人生參與感受，這樣一條情感生發和精神進入的路子。這是一個激發西部文藝歸返本土、趕上時代、融入現代的好理念。

李震：謝謝肖先生！在這次筆談中，李遇春教授雖是中部的代表，卻高度關注西部，并做過“西部作家檔案”等研究工作，有請遇春教授發表高見。

李遇春：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文藝創作格局已經和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與此同時，當前中國文藝研究的學術話語體系也在發生深刻的變革。無論是創作還是研究，新時代中國文藝的本土性和民族性都在不斷增強，當代中國文藝的中國式現代性或本土現代性在不斷地凸顯，這是新世紀以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文藝發展的必由之路。于是我們看到，“新東北文藝”在“振興”，“新南方寫作”在“崛起”，其他如“新京派”“新浙派”等地域性文藝思潮也在不斷地涌現，這意味著新時代文藝的中國意識和中國精神在不斷地覺醒并壯大，而其中國氣派和中國風范也在全面地得以提升并強化。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地域性或地方性的文藝思潮大都來自位于東部的北方和南方，而對于廣袤的西部而言，在文藝的中國式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還顯得相對沉寂。這與新世紀以來中國西部文藝的蓬勃發展與創作實績相比顯得有些不相匹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陜西籍著名文藝評論家李震教授明確倡導的“ 新西部文藝思潮”可謂恰逢其時，這個文藝新概念或新旗號的提出不僅響亮地發出了新時代中國西部文藝的理論強音，而且有助于全面地反映新時代以來中國文藝界在祖國的四面八方全方位地興起或多聲部地合唱的歷史整體趨勢。

馬永強：前不久，受邀參加“中國西部文學四十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西部文藝研究聯盟”成立大會，作了題為《文明的視野與主體性建構的覺醒》主旨發言，與大家一同回望這段波瀾壯闊的文學征程。四十年來，西部文學從概念的提出到創作的繁榮，走過了從“自在”到“自覺”歷程，從理論的探索到美學的建構，始終與文明的對話和主體性的覺醒緊密相連。完成了從“地方的西部”到“文化的西部”，再到“主體的西部”的深刻轉變，逐漸擺脫了模糊的地域標簽，實現了主體性的理論自覺。

進入21世紀，西部本土先后掀起了一股強勁的以“新”為標識的西部文學、電影、音樂、美術創作熱潮，以不同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部文學的美學風格、敘事范式和文學氣象，引起了文藝界的關注，李震把它稱之為“新西部文藝思潮”，鄒贊等人稱之為“新西部文學”。就文學來說，涌動和崛起的“新西部文學”的陣容，阿來、劉亮程、楊志軍、邱華棟、葉舟、李娟、范穩、龍仁青、馮玉雷、唐榮堯等作家的創作，已經超越了“地域文學”的范疇，以其豐厚的文化遺產與鮮活的生命經驗，參與到關于現代性、全球化、生態倫理及人類命運的深刻對話之中。這一思潮超越了對表層苦難或奇觀的敘述，轉而深入歷史的褶皺、個體的心靈與族群記憶的深處，進行更具哲學思辨與詩性隱喻的美學探索。他們用“行走”和“考古”的方式深入挖掘“地方性知識”和中華文化基因，重塑地方經驗的主體性，并突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認同，參與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塑造。由此，“西部”從被描述的客體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方法”“視角”和“精神源泉”。西部不再是遙遠的邊疆，而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樞紐和精神的故鄉。

可以說，新西部文學正在為我們重建了一個遼闊的精神疆域。引領我們走向“有風的曠野”和 “大河的源頭”，在那里，我們與萬物重逢，與歷史對話，從而獲得了一種面對現代生活的定力與智慧。

因此，“新西部文藝思潮”這一概念的提出，絕非僅為地域性文藝現象貼上時序標簽，其核心價值在于標識出一種深刻的文化自覺與美學轉型。同樣，在影視與美術領域，對西部景觀的呈現不再止于視覺奇觀，更融入了生態意識、文化哲思與形式實驗。數字時代的媒介變革，也為西部聲音、影像與故事的傳播、再造及跨文化對話，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這是當下中國文學與藝術領域一個值得關注的新動向。需要注意的是，“新西部文藝思潮”概念的明確定義和理論邏輯的構建，還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這就需要我們始終堅持以開放的眼光和視域來對待這一新的文藝思潮。

李震：大家的高見充分擴展了“新西部文藝思潮”的內涵和外延，對這一概念的成熟、完善和價值闡釋具有重要意義。謝謝大家！

三 “新西部文藝思潮”的文化價值

李震：不夸張地說，中國西部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世界屋脊，也是文化意義上的世界屋脊。無論是三千年的歷史文化，還是50 多個民族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也還是世界上主要宗教的高密度聚集等等，多種文化資源的厚積，使西部成為世界矚目的文化高地。21 世紀以來，西部本土作家藝術家對西部文化資源的發掘、體驗和表現，已進入比外來作家更加深入的層次。因此新西部文藝思潮將會呈現出鮮明的文化表征，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放出獨異的光彩。請諸位談談對新西部文藝思潮的文化價值的進一步觀察。

李遇春：毫無疑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西部文藝的大發展與大繁榮?！靶挛鞑课乃囁汲薄本哂袠O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它是新時代文藝弘揚中國文化自信、振興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無論是陜西和四川這樣的傳統西部文藝大省和強省，還是新疆、西藏、內蒙古、甘肅、寧夏、廣西、云南、貴州等具有濃郁的邊地民族色彩的特色文藝區域，其中都蘊含著博大精深、元氣淋漓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值得當代西部文藝創作者和研究者源源不斷地開掘和吸納，為鑄牢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賦予別樣的文藝潛能。除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外，中國革命文化和紅色文化資源在西部地區同樣發達，甚至有著東部地區不可比擬之處。歷史上紅軍長征所到之處可謂貫穿了西部地區，陜甘寧邊區或延安解放區更是中國革命成功的精神圣地，這一切無不啟示著“新西部文藝思潮”具有廣闊的革命文化書寫潛能。

鄒贊：與東部沿海和中部地區相比，西部擁有更加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具體表現為：地理地貌復雜多樣，多民族互嵌交融，多宗教和諧并存，多元文化交流互鑒。此外，西部地區的現代化進程與東部地區客觀上存在明顯的時間落差，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雜陳并置，這種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也形塑了西部地區文化的多樣性、豐富性、層次性和包容性。因此，全面系統梳理新世紀以來西部文藝的創作成就，探尋文藝現象背后的社會文化動因，厘清文藝文本蘊含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價值，有望為闡釋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提供文藝路徑。此外，西部地區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整體圖景中最具特色的組成部分，圍繞“新西部文藝思潮”展開的相關討論，有助于呈現新世紀中國敘事的立體面向，為全球化背景下講好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文本支撐。

馬永強：新世紀以來西部文學的文化價值在于，它使西部從被凝視的“他者”轉變為具有強大主體性的精神原鄉。在新一代西部作家筆下，人物活動的舞臺從村莊田埂，擴展至河流源頭、戈壁深處和動物領地，形成了一種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自然哲學和生命哲思。阿來在《大河源》中將地理的溯源升華為精神的尋根。他探尋的不僅是江河的源頭，更是文明與生命的源頭。王族筆下的動物，不是人類的象征或附庸，而是與人類平行、共生于這片土地的獨立生命體。這種哲學，在劉亮程的《本巴》中化為童話般的形而上學，在李娟的牧場中化為具體而微的共生體驗。他們將“歷史回溯”深化為“文明基因的考古”和“文化深描”。葉舟的巨著《敦煌本紀》《涼州十八拍》，用詩性語言打撈絲綢之路上的江湖道義和家國情懷，重述被正史遮蔽的民間秘史，將河西走廊提升為充滿生命力的中華文明現場和精神腹地。邱華棟的《空城記》《龜茲長歌》等作品，第一次以西域諸城的視角講述了中原與西域諸國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成為“文明的復現”和“歷史的文學考古”。馮玉雷近年來的長篇小說《禹王書》《野馬，塵?！返龋捎靡环N近乎“巫術”的語言和敘事實驗，試圖復活和觸摸那些古老文明的精神內核。在敘事美學上，新一代西部作家創造了融合史詩、神話與詩性的復調敘事風格，打破了小說、散文與非虛構的文體壁壘，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當代中國的文化表達與精神疆域。

李明泉：新西部文藝的思想浪潮和美學精神來自豐富多彩的文藝創作實踐，來自作家藝術家對歷史和現實的開掘創新與不懈探索，來自中國當代文學藝術整體發展的涵蓋與照耀。近年來，西部文學藝術家們通過各種人物和故事，將其置于西部廣袤、雄渾、蒼涼而又充滿生命力的獨特自然與人文景觀中，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形象地呈現在西部文學藝術中，其核心在于“根植傳統，魂系西部，放眼世界”。

如今的新西部文藝的文化地理空間得以大大拓展。傳統西部文藝的地理意象集中于大西北的荒漠、草原和雪山，而新西部文藝不再局限于地理方位，而成為一個文化的美學的概念。西部嚴酷而壯美的自然（戈壁、荒漠、雪山、草原）不是背景，而是與人物命運休戚與共的角色，追求人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蒼涼之美”與“雄渾之美”。這種空間重構的結果，是西部文學、西部影視、西部音樂、西部舞蹈、西部美術等多種審美樣態和類型范式的出現，它們共同構成了新西部文藝的多彩面貌。

陳忠實的《白鹿原》以關中大地為舞臺，將儒家的宗法倫理、家族觀念置于近代歷史的巨變中拷問，展現了傳統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和其內部的深刻矛盾，體現了史詩性的宏大敘事以及一種深沉厚重的歷史感。邱華棟的《空城紀》以西域六座古城為支點，旨在從古城之上重構西部文明，通過文學想象與歷史考古的互文，構建了一部跨越時空的“新西部”精神史詩。賈平凹的商州系列、阿來的《塵埃落定》等，大量汲取了民間故事、方言、歌謠和民俗，將文人雅士的“雅文化”與民間大眾的“俗文化”打通，在質樸、粗糲甚至神秘的生活細節中，開掘出深邃的文化意蘊和生命哲理，體現了“大俗即大雅”的美學境界。

新西部文藝家不再簡單地描摹西部的奇異風光，而是以現代性視角審視這片土地上的生命狀態和文化命運。長安畫派提出“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將中國畫的筆墨精神與西部山川的雄偉氣勢相結合，描繪黃土高原的渾厚、青藏雪域的圣潔、大漠孤煙的蒼茫，不拘泥于形似，而是用奔放、粗獷的筆觸和厚重的色彩，抒寫西部山水的 “氣象”與“魂魄”。經典舞劇《絲路花雨》，其舞蹈語匯源自敦煌壁畫，將靜止的、宗教的“飛天”形象，轉化為動態的、藝術的“敦煌舞”，讓千年的傳統文化“活”了起來，展現了中華美學的“線條之美”與“韻律之美”。張藝謀的《英雄》等影片，則將中國傳統的武俠文化、山水意境與西部的壯闊景觀結合，營造出一種極具東方韻味的視覺奇觀，向世界傳遞了“俠”“義”“和”等傳統價值觀。

新西部文藝最顯著的變化，是從宏大敘事向日常詩學的轉變，表達對多民族文化關系的重新理解。李娟的《我的阿勒泰》是這種日常詩學的典型代表。作品中沒有驚天動地的劇情，只有牧民轉場時的塵土、雜貨鋪里的瑣碎、鄰里間分享的一塊奶疙瘩。漢族姑娘李文秀跟著哈薩克族牧民學騎馬，哈薩克族鄰居會給漢族老板的雜貨鋪送新鮮奶酒。作品關注的是“凡人微光”，記錄的是普通人的柴米油鹽，沒有生硬地介紹文化，而是讓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自然交融在故事里。

透過這些作品，我們真切感受到“新西部文藝”的豐厚和廣博，它們為中華美學精神注入了新鮮養料和文化特質。

李震：我一直相信泰納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并信奉一條定律：西部地理地貌的多樣性決定了西部人生存方式和性格特征的多樣性；西部生存方式和性格特征的多樣性決定了西部文化的多元性；而西部文化的多元性進一步決定了西部文藝美學形態的多元性。如此便形成了西部文藝的一個生態鏈。美學形態是這個鏈條的終端，接下來，我們就討論一下“新西部文藝思潮”的美學特質問題。

記得幾年前的一次關于西部文藝的線上會議中，李明泉主席就對西部文藝的美學特質有過一番高論。因此，下個問題首先請李明泉主席來講。

四 關于“新西部文藝思潮”的美學特質

李明泉：面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新征程，迫切需要鼓勵西部文藝家解放思 想、發揮個性、大膽探索，創新拓展題材、內容、形式、手法，不斷提高文藝創作質量，努力推出無愧于時代的文化杰作，推動文藝創作從“高原”走向“高峰”。我認為從西部文藝創作實踐中凝練 “新西部文藝美學精神”，或許更能為新西部文藝創作、傳播和接受提供學理支撐和文化價值。

中華美學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如長江黃河流淌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生生不息，與時俱進。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新西部文藝的美學精神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是中華美學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傳統西部文藝中，西部常常是作為“他者”而被觀看、被描述的對象。而新西部文藝則堅定地確立了自身的主體地位，它不是被言說的客體而是言說的主體。它不再將歷史視為遙遠的過去，而是通過當代人的視角，重新激活歷史記憶，使其成為與當代對話的精神資源。

審美主體性的覺醒，是新西部文藝區別于傳統西部文藝的重要標志。在空間結構上：他們描繪的不是“小橋流水”，而是“生態文明”，將“壯美”與“崇高”推向極致；在時間節奏上：他們背負著歷史的厚重感，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尋找精神的歸宿；在思想意蘊上：他們歌頌的不是精致與柔弱，而是生命在嚴酷環境下的韌性、血性與尊嚴，是對“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最生動的詮釋。它不同于美國“西部故事”以牛仔、槍手、警長、拓荒者、神秘女郎等來表現暴力、個人主義、原始正義和拯救世界的英雄主義，傳播“美國神話”的 “西部美學”，而是讓中國古老的文明基因在西部這片廣袤而充滿張力的土地上，煥發出新的震撼人心的審美生命力。

從青海湖畔到川西高原，從陜甘古道到云貴秘境，共同的文化氣脈在流動。這氣脈帶著風沙的粗糲、雪山的純凈、草原的遼闊，形成了陽剛、雄健、大氣、開放、共情且具有世界視野的新氣質，正悄然重塑著當代中國的美學地圖。

這種精神共鳴正是新西部文藝走向全國、對話世界的文化動能。

從新西部文藝發展過程中，我以為“新西部美學精神”可初步概括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歷史文化美學根脈）、神秘的地理文化趣味 （生態智慧美學特征）、飄逸的文化想象才情 （藝術創作美學空間）、超拔的人文精神情懷 （人本立場美學內涵）、內斂的敘述表達張力 （藝術表達美學風格）、敦厚的真善仁義風范 （作品蘊含美學價值）。這一美學精神既是從西部文本中的提煉與歸納，也為未來文藝發展提供一種美學尺度，形成創作與批評雙向同構、相互共生的“實踐-理論、理論-實踐”的文藝發展繁榮路徑。

我相信，在深入推進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新西部文藝的美學精神有如胡楊樹，植根于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煥發蓬勃的生機與活力，以其深沉堅韌的力量，講述更多打動人心的中國西部故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添新的內涵，為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新的貢獻。

李遇春：一方面，“新西部文藝”繼承了傳統西部文藝的崇高與壯美、蒼涼與雄渾、樸實與厚重這類美學風范，是對東部文藝或南方文藝中長期流行的婉約、細膩、陰柔、精致等美學趣味的反撥或補充；另一方面，“新西部文藝”又突破了人們對傳統西部文藝的刻板陽剛印象，大膽地將西部人民的悲情與柔情、哲思與神思、人性與神性予以多聲部表達，從而將傳統西部文藝的粗獷不斷地推向精微，推向廣大中的精微；推向抒情，推向博大中的抒情。這正是“新西部文藝”能夠不斷在新時代贏得超越地域的審美回響的內在奧秘。近年來涌現的西部文學、音樂、影視出圈或爆款作品，無不蘊含著這種美學奧秘。

王一川：感覺“新西部文藝思潮”應當是一種揚棄了往昔的土地貧瘠、人口貧窮、經濟后發、觀念守舊等西部誤讀印象，而主要保留和持守其敢于改革、創新、開拓、不拘一格、義無反顧等改革開放時代精神氣質的文藝潮流。它的大旗一經豎立，就可能產生一種新提示：讓原來歸屬于老西部的上述敢于改革、創新、開拓、不拘一格、義無反顧等改革開放時代精神氣質，在新的互聯網等媒介技術條件下得到重新高揚。這種既掙脫了土地貧瘠、人口貧窮、經濟后發、觀念守舊等舊有身份而又置身在新興的互聯網技術條件下的“ 新西部文藝思潮”，想必已經完全可以同中華大地任何其他地域的文藝思潮平起平坐，一樣地開始自身的嶄新藝術美質創造。

寄望“ 新西部文藝思潮”， 在“ 西部文藝思潮”原有的有關厚土思變的變革理念和有關后發先至的領先思維的基礎上，富有力度地推進新時代背景下的藝術創作新跨越和藝術美學新拓展。這兩種原本屬于“西部文藝思潮”的美學特征的東西，能否在“新西部文藝思潮”中實現躍升或升級換代呢？

展望厚土思變的變革理念，可以變動為厚土通心的游心理念，即在皇天后土的博大精深中實現萬物通心的心性皈依。

同理，期待后發先至的領先思維，能夠變異為異域同文的苦樂共擔思維，即作為中華大地遼闊地域中的一員而同其他地域居民一道共同享受“文心”匯通帶來的苦與樂。

這樣的“新西部文藝思潮”，應當既傳承往昔 “西部文藝思潮”的傳統，又在新的生活境遇中實施新的創造，展現西部地域文藝的新建樹和新風貌。

鄒贊：以地域命名的文藝思潮，其獨特性往往表現為美學價值。新西部文藝思潮的美學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西部獨特的地理地貌、氣候物產、自然風光等要素，為西部文藝注入了空曠遼闊、質樸大氣、雄渾悲壯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在絲綢之路文學、敦煌壁畫、盛唐邊塞詩、長安畫派、陜派文學、新邊塞詩派、西部電影中貫穿融匯，形成了一條文脈綿延的氣韻脈絡。新西部文藝傳承了西部文藝的美學要素，又在新的歷史背景下融入開放包容、自信樂觀的審美表達。

其次，西部復雜險峻（青藏高原、帕米爾高原、塔克拉瑪干沙漠、河西走廊、黃土高原）的地理狀況與生態環境，使得人與土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聯更加緊密，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生命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因此，西部文藝在題材上熱衷于表現個體與生存環境之間的復雜張力，以歷史的宏大敘事為背景，思考生命的意義、個體的抗爭、生活方式的變遷、家族的興衰、民族的命運，演繹出一幕幕蕩氣回腸的傳奇故事。戀地情結、鄉愁意識、反思精神、尋根熱情，這些成為新西部文藝的重要元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美學品格。例如，周濤的散文集《游牧長城》《山河判斷》以大氣磅礴的筆觸書寫西北地區的自然風景、人文習俗與人物群像，構建出一種冷峻雄渾、粗獷豪放的美學風格。劉亮程被譽為“鄉村哲學家”，其散文代表作《一個人的村莊》書寫西部鄉土社會，以地方化語言風格表現“萬物有靈”的自然生態觀和強烈的家園意識。萬瑪才旦的“藏地題材電影”擅長以長鏡頭呈現藏地的空曠素樸，影像通過呈現高原景觀與藏地文化符號，表達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沖突與個體悲劇命運，營造出一種空靈靜穆的美學氛圍。

最后，西部地區民族眾多、文化多元、宗教多樣，尤其是陸上絲綢之路沿線，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文明交匯之地。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緣位置及歷史積淀，賦予西部文藝“和而不同、多元之美”的整體格局。各民族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交往交流，久而久之形成了以融合為典型特征的美學風格。

馬永強：“新西部文學”的美學價值，不是對傳統西部雄渾、蒼涼風格的簡單延續，而是實現了范式轉化，一是從“歷史線性”到“時空復合體”的時間美學重構。阿來的《云中記》、葉舟對敦煌 秘史的挖掘，讓不同時代的精神遺存在同一時空 “共時”呈現。劉亮程的《本巴》將史詩重述為孩童的游戲與夢，創造了“史詩循環時間”，使得西 部不再是歷史通道，而是一個承載多重時間維度的 “時空復合體”。二是從“景觀”到“場域”的空間敘事的升維，李娟的阿勒泰不光是一個背景，還是一個與人的勞作、生存相關聯的生命共時場域。范穩筆下的滇藏茶馬古道，《河西走廊》紀錄片中的地理長廊，是呈現著各種文明、信仰、語言的碰撞和融合的“通道空間”美學。三是從“風情描寫”到“本體性表達”的詩學語言，劉亮程的詩性書寫、葉舟的汪洋恣肆般的揮灑、阿來的沉靜與磅礴、紅柯的浪漫主義、龍仁青溫潤靈動的筆觸，他們的語言都是從西部大地上生長出來的，這是扎根大地的“本土”和“地方”美學。四是共同體美學的文學建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命共同體、多元文明對話交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共同體美學”在這一時期西部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優美而自然的呈現。

李震：好。大家對新西部文藝的美學特質談出了這么多高見，我都深有同感。但我對西部文藝美學特質的一個最基本的認識是：它是多元的，并與西部多樣化的地理地貌、多樣化的人生與性格、多元化的文化是同構的。

那么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這種多元化的美學特質，何以被統稱為西部文藝的美學特質呢？它們之間的同一性何在？我以為無論是多樣化的西部地理地貌，還是西部人的各種不同的生存方式，也還是多元化的文化類型，都有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弱小的人與強大而險峻的大自然之間的關系。就是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西部文藝不同的美學特質的一個共同的基礎。所謂多元化的美學特質，正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同表現。

五 當代文藝史中的“新西部文藝思潮”及其批評路徑與方法

李震：最后需要與大家一起探討的，我想應該是將“新西部文藝思潮”置于當代文藝史的格局中，并如何對其展開研究與批評的問題。

鄒贊：20 世紀80 年代末，費孝通先生提出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概念，這一論斷不僅精準地勾勒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基本狀貌，也為我們思考當代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和文藝史提供了重要參照。當代中國文藝史呈現出鮮明的“多元一體”特征，“新西部文藝思潮”是其中最具地域特色也最豐富多樣的組成部分。一方面，“新西部文藝思潮”為當代中國文藝妥善處理地方性議題，思考如何將“地方性知識”有效轉化為文藝文本，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另一方面，“新西部文藝”通過講述各民族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故事，為新時代講好“多元一體”的中國故事提供文藝路徑。

李遇春：談論新世紀文藝或新時代文藝，如果撇開了“新西部文藝思潮”，顯然是不可想象的。這不僅是因為“新西部文藝思潮”所在地區的地理面積遼闊，更重要的是它給當代中國文藝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氣象和審美氣象。正如談論中國現代文藝史不能脫離了延安解放區文藝，談論前五十年的中國當代文藝史不能撇開了以陜西、四川、新疆、西藏文藝為核心的西部文藝一樣，今天我們探討新世紀文藝或新時代文藝也必須將“新西部文藝思潮”納入其中。從這個新的西部文藝概念出發，我們能重新描繪新世紀或新時代的中國文藝版圖。以文學創作為例，我們不僅能讓王蒙、賈平凹、高建群這樣的老作家在新的理論視野中獲得新的歷史定位，而且能讓阿來、紅柯、楊志軍、劉亮程、葉舟、范穩、雪漠、次仁羅布、李娟、徐兆壽、董立勃、吳克敬等在世紀之交或新世紀以來贏得普遍關注的西部作家群體獲得新的理論闡釋空間。

馬永強：新世紀以來的西部文學成功地將“西部”從一個地理概念升華為一個意義生產的“文化場域”和一種審視、觀照世界的獨特方法。從時間維度上連接了古老的文明遺存與后現代的生存困境，從空間維度連接了最本土的生態細節和人類命題，這意味著中國當代文藝的精神地圖被重新繪制。它將中國的文化腹地從黃河—長江流域向西拓展至青藏高原、絲綢之路、天山南北，使“中國”在文藝表達上真正獲得了與其地理與文明的完整縱深。面對全球同質化和生態危機，新西部文學以其對大地倫理的堅守 （楊志軍、李娟）、對精神信仰的探尋（阿來、范穩），提供了一種來自“地方”卻直指“全球”的批判性視角。

李震：三位都是勢頭強勁的中青年批評家，視野十分開闊，不僅將“新西部文藝思潮”置于當代文藝史，而且置于當代文化史的格局之中來認識，想必對大家都有很大啟發。對“新西部文藝思潮”的歷史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批評界從何種路徑、用何種方法來面對新西部文藝的問題。請大家對此問題進一步發表意見。

鄒贊：“新西部文藝”批評是對“以地方為方法”的批評理念的實踐，需要辯證思考全球/地方、世界/本土之間的關聯，既要凸顯地域文化的主體性，但又自覺擯棄任何形式的狹隘地方主義思維。此外，“新西部文藝”批評需要介入大量跨學科理論資源，比如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傳播學、地緣政治研究等等，這些跨學科理論的援引，為理解新西部文藝的生產機制、傳播路徑與接受狀況打開了新的空間。再者，新西部文藝的文本中包含大量民族民間文化資源，如果要分析其思想意涵與藝術特色，那么實地調研、符號解讀、影視劇受眾分析、讀者調查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操作路徑。

李遇春：探討“新西部文藝思潮”，首先要抓住其發生、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展開研究。這不僅包括國內背景，也包括國際視野，因為“新西部文藝思潮”不僅是新世紀或新時代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而且它關涉到中國西部邊疆地區與中亞、東歐、東南亞等各鄰國友邦之間的國際文化交流與中外文明互鑒。所以“新西部文藝思潮”不僅僅是一個文藝美學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大歷史與大時代命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關涉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課題。當然，傳統的文藝本體批評路徑與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除了采用文藝社會學、接受美學、傳播學等交叉學科理論資源之外，我們尤其要善于從形式批評、文體批評出發，對“新西部文藝思潮”中涌現出來的重要作家作品展開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傳統的作家論、作品論，傳統的文本細讀法，都是很有必要的，否則就會陷入大而空的理論套話中。

馬永強：無論是討論新西部文藝思潮的美學價值、文化價值，還是對西部文學作品進行微觀研究，這都需要對西部文學的疆域和范疇作一基本界定和描述。2004 年《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 的出版，標志著西部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史概念和研究領域被正式確立。長期以來，關于西部文學的疆域，一直存在爭議，“文化西部”的版圖重構將西部視為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文明共同體和美學共同體，極大地拓展了西部文學的表達維度。

“文化西部”不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從內蒙古東北部的南翁河向西藏的墨脫地區畫一條連線，這條連線以左的廣大疆域是從古至今游牧諸族生活的地區，也就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西部，這是以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等省區為主體，以游牧文明為背景，融匯了游牧、農耕和前工業文明的獨特文明形態，呈現的是中華文明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在此，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西部文學的核心區，與此相關的陜西、四川、云南、貴州等地可以看作是西部文學的輻射區。就陜西來說，陜北等地屬于西部，但關中平原就不是，它一直是中原文化向西輻射并與西部文化雙向匯流的大本營。川藏、滇藏屬于西部，但其他地方是輻射區。

我贊同趙學勇教授在《新世紀：西部文學研究的現狀及思考》中談到的“西部文學是一個動態的開放性概念”的觀點，他說，“西部文學的動態性和開放性，以及現實語境的不斷更替，都表明西部文學研究不可能有終結版”。他提出，西部文學研究需要向縱深拓展，需要“發現和創造再研究的空間”② ，這也正是我們今天探討“新西部文藝思潮”的價值所在。

新西部文學的批評實踐，亟需構建一套與其創作實踐相匹配的、超越傳統地域文學研究范式的方法論體系。我覺得，這里最重要的是要回到文本和文學現場，從外部研究轉向對文本內在美學結構與文化邏輯的深度闡釋；推動生態批評的本土化和西部文學精神性的挖掘；要對作家融匯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動植物學的“知識考古”式寫作和學術化傾向給予高度關注，警惕如何避免讓知識壓垮敘事。作為西部文學的寫作者和研究者，不僅要懂得腳下的土地，還要有世界視野、人類文明眼光和中國美學立場，要不斷增強 “知識”的內化能力。

李震：幾位批評界新銳都對“新西部文藝思潮”的研究與批評提出了宏觀意義上可供選擇的路徑與方法。而對新西部文藝研究與批評中需要面對的具體問題，還需要聽聽“老師傅”的意見和建議。最后有請丁帆教授和肖云儒先生發表高見。

丁帆：我想到哪就談到哪，提出以下幾點意見和建議。

1.我們僅僅提出西部文學史的“ 三畫”“ 四彩”的藝術特征來，還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從各種文體上，來充分挖掘出極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作品來，不局限于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不要沉迷于對“史詩”的尋覓，將精力投放在民間文學中正在消逝文本的搶救之中，包括對民謠、歌詞、說唱等稀見文本的搶救，這種采集，是極具原生態歷史意義的。這個工作是艱難困苦的，如果有人去發掘，就像當年費孝通采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去獲得第一手的“鄉土中國”珍貴原始資料，開墾處女地之功，是學者享受畢生的愉悅。

2.西部文學的疆域有狹義的和廣義的，如今的劃分，在學術意義上來說，是有爭議的，隨著廣義西部地區的擴張，尤其是像西北這樣的不斷城市化的區域，已然被現代文明所淹沒，甚至被后現代文明所覆蓋，其鄉土文學只是漂浮在精神層面的狀態了，這些問題如何解決。當然，西北和西南貧困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還是研究的重鎮。但是，真正的邊疆地區文學的開發與開掘，還處在一個盲點多多的格局中。其原因就是這些邊地缺乏創作人員，缺乏研究人員，更缺乏文化資金的投入。所以，我們在研究西部文學大的戰略框架中，應該把研究的中心和重心，調整鄉土文學的視角中，聚焦到 “邊地”和“邊疆”的視閾中去，多關心“邊疆”和 “邊地”的文學創作和文學史的研究。我以為，從更微觀的角度來說，需得注意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3.“邊疆題材”的特殊性。這里所指的題材發現，不僅僅是像19 世紀美國西部文學發端時，以美國西部拓荒為背景的英雄冒險故事和牛仔硬漢形象所構成的風景、風俗和風情畫面，也不是馬克·吐溫在《苦行記》里所描寫的西部開發時淘金熱的鄉土原始景象，更不僅是20 世紀90 年代創作的美國西部“邊境三部曲”影視中的形象描寫，以及許多“邊地”影片里那些硬漢形象的再現，而是指那些生活在各個時期里的各種各樣邊疆人的故事，就題材而言，它是一個廣袤無垠的時間和空間題材領域，我們要拓展的是自己邊疆題材的故事、人物與畫面。

4.“邊境題材”應該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在以往的文學史中，除了在戰爭題材中有所涉及，還專門描寫這個領域的作品十分罕見。而近年來的電視劇《我在口岸對面》《大盛魁》 等開始有所涉足，尤其是后者，原著是鄧九剛創作的小說。這是一個好兆頭，可惜都是東北地區的邊疆貿易題材。這一現象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5.游牧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隨著中國城市化的進程，隨著邊地生活方式的改變，當帳篷變成了房屋，當放牧的工具由駿馬變成了摩托和汽車，我們只能在文學史的底片中找回歷史的記憶；我們的文學的創作者難道只會在涂著口紅的藍天白云下，找到那種牧民們幸福生活圖景嗎？西部文學深沉厚重的歷史積淀，被消解在小資與大眾化的日常描寫中。這難道不是我們西部文學所要關心的問題嗎？

6.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創作和研究這些作品的時候，需要更加注重邊疆地區特有人性的描寫，尤其是生活在邊疆的少數民族，在特殊的生活環境中所形成的特有的與內陸人大相徑庭的性格特征。對“這一個”形象的塑造不僅是從事創作的作家必須關注的問題，更是研究者必須關注的人物描寫的特異性。

7.“野性的呼喚”作為世界文學的經典之作，杰克·倫敦為什么會得到如此的追捧，其關鍵點就在于他把熱愛生命的主題注入了對動物的寄托中，這是一種人性異化的折射與反射。且不說他的作品屬不屬于嚴格的美國西部文學，但是其風格和內容是極其符合西部文學特征的，這種“野性的呼喚”（又譯《曠世的呼喚》） 正是人性關注的另一種寫法，值得我們借鑒，但不是《狼圖騰》那樣反人性的主題表達。

8.原始的自然和生態的描寫域應該成為西部文學的一個亮點。在一個不能產生社團流派的時代，如何集結有著相同藝術傾向和趣味的創作者和研究者，形成合力來共同打造一個群體性的隊伍，應該是功在千秋的多民族文學繁榮與否的事業，近幾年來興安先生在《草原》雜志上開設的從創作到理論的“自然生態文學”專欄，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值得推廣。

9.最后，打撈有語言文字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包括口傳文學在內的作品，這是一個千秋萬代的文學傳承的事業，如果失去了最后的機會，則是一種難以彌補的文學史缺憾。

肖云儒：這里談幾點初步想到的期許：

要“向內”，由過去更多以現代觀念引領西部，拓展為更多立足于西部的內生力，從這塊土地內部萌生的新的精神圖像、文學圖像出發，構思作品。

要“向新”，過去反思西部多，反映西部新生活進程、新生活搏動不夠，要更多描繪西部新生活、新精神、新人物的因子，尤其是新性格的形成和成長，寫出新西部誕生的文化景深和精神歷程。

要“向深”，由原來滿足于從現代視角提出問題，拓展為對作品主旨的聚焦、深掘、展開、顯微，深入探索西部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探索他們進入新命運的進程，以及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比如隨著觀念的轉變，生態和資源兩大問題，在當下西部正由貧竭轉向富集和豐饒，由后進轉而成為我國生態和能源的新基地。這就為西部人的生存方式和觀念，提供了跨越發展的可能。

要“向外”，西部向西就是中亞，就是絲路，就是世界。世界既在海洋的盡頭又在大陸的盡頭。中國西部是亞歐世界島的腹地，“一帶一路”的樞紐干線?？臻g上這里是地球之弧，暖溫帶之??；經濟上這里是地球之鏈，高品位的鉆石鏈；文化上是地球之虹，是人類文明交輝的彩虹。展現當代絲路這條既輻射全球、又融匯人類的天路，天地宏大。

要“向下”，防止重蹈從理念出發，而特別強調西部底層生活的煙火氣和人情味。將西部大地上各族以至各國的生存相組構進我們的藝術畫面，融匯展開……

可以說，提出“新西部文藝”，誘發了許多西部創作的新思考；更應該說，是新西部新的生活實踐孕育了這一觀念的更新！

李震：謝謝各位！謝謝大家撥冗參加這次隔空對話，并發表了如此扎實、如此宏闊的真知灼見。

在學術界和文藝批評界，對西部文藝中的作家、藝術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與批評，已經有了大量的成果。但在“西部”的意義上，并以“思潮”名義進行的整體性的研究與批評尚不多見。《西部文藝研究》雜志提出“新西部文藝思潮”的概念，旨在推動這種整體性的研究與批評，也試圖讓一些針對具體作家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個案研究與批評獲得整體性的意義。

同時，“新西部文藝思潮”的提出，也試圖激活1980年代之后逐漸被淡化的、不冷不熱的“西部”意識。因為西部的地理、文化及人的生存狀況，與東部及世界上其他地方有著完全不同的精神特質，這些特質正是文學藝術發生的重要機緣。中國西部是世界上地理環境最為險峻、人的生存最為艱難、文化積存最為豐富、民族文藝最為燦爛的地區，也是各種問題最為集中的地區，如宗教問題、民族問題、貧困問題、教育問題，以及現代化問題等等，而問題永遠是任何學術和藝術發生的直接根源。

我深信，文學藝術，乃至所有的文化都是地理環境決定。在泰納的三要素中，地理環境是決定性的，種族特質也是地理環境決定的，地理環境是恒量，只有時代是變量。新西部文藝思潮正是在西部險峻的地理環境這一恒量與時代變遷這一變量的不斷交融中，人的生存境遇的藝術表現。而這一共同的根基決定了新西部文藝在本土作家藝術家們的深度體驗和多元化的表現中構成了一種思潮的意義。

再次謝謝各位專家和批評家！也謝謝閱讀此文的讀者朋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