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不僅是小說大家，“山藥蛋派”的創始人，還與戲曲有著很深的緣分。他一生改編和創作了許多戲劇和曲藝類作品。趙樹理最感興趣的要數家鄉的地方戲，尤其是山西的上黨梆子，他不僅能寫，還能唱能演。正如汪曾祺在《才子趙樹理》一文中寫道：“他是個農村才子。有時趕集，他一個人能唱一臺戲。口念鑼鼓，拉過門，走身段，夾白帶做還誤不了唱。”趙樹理的老戰友華山記得：“在他（趙樹理）看來，天下最好聽的戲曲就是山西梆子了。山西梆子又以上黨梆子最來勁兒……你說上黨梆子不夠味兒，他能跟你拼命，非叫你服了不可。說著說著就哼哼起來，連唱帶比劃的，拿手指彈著裝煙末的小鐵盒當鼓點，嘴里響著鑼鼓家什，一個人唱起一臺戲來……”

趙樹理熱愛戲曲，緣于父親的影響。其父趙清和不僅通文墨、善農事，還是當地農村民樂組織“八音會”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常帶趙樹理到“八音會”見識各種樂器，指導他演奏、唱戲，鄉親們常常看到他們在田間地頭父拉子唱。

作為“熱心的小戲客”，趙樹理少時對上黨梆子就熱愛到癡迷，“只要方圓十里、八里有戲，我總要跑去看得端了老鼓才罷休，趁天明回來上地勞動，一天到晚不覺得累人”。小時候，趙樹理家里貧窮，作為唯一的男孩，天寒農閑時節，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起床趕驢賣炭以補貼家用。出門時，村莊還在沉睡，路上空無一人，未成年的趙樹理不免心驚膽戰。為了給自己壯膽，他便輕輕地唱心愛的上黨梆子。正如他后來說的：“記得我小時候常常趕著毛驢去馱炭，手里拿著一根小鞭子，唱著地方戲，走呀走的，只要心里一想到白袍小將羅成，就什么也不怕，走起路來勁頭大得多了。”后來，趙樹理還專門研究過上黨梆子的歷史沿革，他認為作為具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老劇種，“這個劇種是綜合了六個劇種（昆、梆、黃、羅、賺、樂）而成的”。它扎根民間，具有高亢、激揚和濃郁的山野氣息。他說：“我以為上黨戲的好戲是激烈、痛快，我愛這種痛快的氣氛。”

1939年，趙樹理任長治一地民宣科科長兼烽火劇團團長，當時朱德總司令在晉東南一帶指揮作戰，并明確指出戲劇是向民眾宣傳最有力的武器，要善于利用舊戲教育動員民眾抗戰。趙樹理一上任即團結民間藝人，改組舊戲班子，由于舊戲的題材大都是才子佳人、妖狐鬼魅等陳舊內容，為配合形勢需要，他親自對舊劇進行改編，很快完成新編歷史劇《鄴宮圖》和《韓玉娘》。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變悲劇為正劇，化哀怨為壯烈，大大提高了劇作的精神境界和愛國力量，激勵了人民的抗日斗志，受到民眾追捧。

在組織劇團演出時，趙樹理作為團長常常上場來一段“獨角戲”熱場，只見他手腳并用，敲打幾樣樂器，并高聲唱起鄉親熟悉的民間小調。據他的朋友回憶，只要趙樹理在群眾中一露面，周圍的空氣便立即活躍起來。這邊叫：“歡迎老趙唱一個！”那邊也喊：“老趙快來！來一段！”而他總是有求必應，張口就來，還會順手扯下大衣上臟乎乎的棉花，往臉上一粘當胡子，手舞足蹈地一人唱起了一臺戲。他的戰友贊嘆道：“我喜歡他唱，雖然我不懂戲，他的演唱使我們的戰斗生活增添了濃郁的氣息，我更喜歡的是他那種在艱苦環境中的樂觀主義精神。”

趙樹理最初的文學創作并不是小說，而是戲劇，1941年，面對太行農村封建迷信盛行，并不時被反動派利用的嚴峻形勢，趙樹理創作了劇本《萬象樓》，這是他運用上黨梆子這一藝術形式創作現代戲的第一次嘗試，也是他文學創作的開始。有一段時間，趙樹理主動放下小說創作，自告奮勇轉向農村戲劇運動，改編創作了《清債》《神仙世界》《兩個世界》等戲劇和曲藝作品。

1946年春，文藝評論家陳荒煤從延安被調到晉冀魯豫中央局準備籌建晉冀魯豫邊區文聯，第一次見到趙樹理。后來他回憶：“他（趙樹理）向我介紹太行農村戲劇運動的情況。開始談的時候，我覺得他似乎還有些拘謹，可是談到后來，說起上黨戲來，他就禁不住談笑風生，手舞足蹈起來。坐在炕頭上吃晚飯的時候，邊談邊吃，甚至拿起筷子來，嘴里咂咂有聲，打起鑼鼓點子，興致很高地唱了一段上黨梆子。”

新中國成立后，趙樹理對浩如煙海的中國戲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不再拘泥于過去的觀念，不再執拗地認為只有上黨梆子才是天下最好聽的戲曲了。但趙樹理對家鄉劇的眷戀還是一如既往，而且他還一直保持著一個習慣：只要兩手一有空閑，就往任何能發出聲響的東西上敲打上黨梆子的鼓點。

今年是趙樹理誕辰120周年。他的文學生涯始于戲曲，也終于戲曲，正如他個人所說：“我是生在《萬象樓》，死于《十里店》。”從他一生的藝術道路看，他來自農村，他的藝術之根也深深扎入泥土，他畢生的藝術理想就是他的作品能讓農民看得懂，讓大眾喜聞樂見。正如趙樹理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一個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藝’盲。”

對趙樹理的文藝的大眾化之路，郭沫若、茅盾都給予了高度評價，郭沫若在《讀了〈李家莊的變遷〉》后興奮地評價道：“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長起來的大樹。它根扎得深，抽長得那么條暢，吐納著大氣和養料那么不動聲色地自然自在。”茅盾在《論趙樹理的創作》中也誠懇指出，趙樹理作品之所以受到大家喜愛，“就是已經做到了大眾化。沒有浮泛的堆砌，沒有纖巧的雕琢，樸質而醇厚是這部書技巧方面最值得稱道的成功。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解放區以外的作者足資借鏡”。的確，趙樹理堅持的藝術大眾化道路，在當今新大眾文藝語境下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于文秀，系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