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化與經典觀

“新大眾文藝的經典化”這一命題，從表面上看是目前火熱開展的新大眾文藝在未來應走向何方、應獲得何種地位的問題，實則是中國未來應有何種文藝經典的問題。《延河》發表的《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在談到新大眾文藝是創作者的革命、文體革命、語體革命、閱讀革命時，將其挑戰對象概括為紙媒文學和“五四新文學以降”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事實上，這正是一套“20世紀文藝經典譜系”：以紙媒為載體，以文體“四分法”（即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為基本框架。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社會生活、媒介技術、大眾心理的巨變，這套“20世紀文學經典譜系”在回應現實、影響他人、激發創造力等方面時常力有未逮，而“新大眾文藝”應運而生。人們之所以期待“新大眾文藝”的經典化，是因為潛在地對“20世紀文藝經典譜系”感到不滿足。由此，“新大眾文藝的經典化”不僅關涉新大眾文藝自身發展，更涉及如何為“未來經典”而思考。

文藝經典譜系不是一成不變的。自晚清以來，新文藝形態層出不窮，其中不少已被成功經典化。一部作品的經典化或許通過評論、營銷、獲獎等方法可以較為快速地實現，而一種文藝形態的經典化則需要“兩步走”：一是作品的經典化，即有一定數量的采用該文藝形態的作品獲得認可；二是文藝形態的經典化，即通過推動經典觀（評價標準）的變革，使該文藝形態能夠為新經典觀所包容，進而在以新經典觀為基礎的新經典譜系（作品集合）中占據位置。由此來看，中國20世紀以來文藝形態的經典化有兩種主要方法：

一是重建法，即經典觀和經典譜系的徹底重建，如小說的經典化。在近現代，小說從“小道”崛起為“文學之最上乘”。時人提高小說地位的方法，是先提出一種重視個體經驗、日常生活、情感力量、民族國家意識的現代文藝經典觀。在此評價標準下，所謂“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現代小說被認為具有“不可思議之力”，比古代經典更為有效。小說作為一種文藝形態的經典化，不是通過將自身擠進古代經典譜系來完成的，而是在新文化人將古代文藝經典觀全盤改造為現代文藝經典觀的過程中完成的。

二是單列法，即在既有經典譜系之外，為新生事物單列一個分類，如網絡文學的經典化。中國作協在小說、詩歌、散文等委員會之外單列網絡文學委員會，“茅盾新人獎”單列網絡文學組，各級研究機構和學會往往單設網絡文學研究院、研究室、中心、分會，文學史書寫也會單列網絡文學一節。網絡文學的經典化，不是對舊經典譜系的徹底顛覆或強行歸并，而是在傳統框架的旁邊建立另一種平行譜系。這種“打補丁”式的做法保持了自身的異質性和獨立性，但也被部分人視為未能徹底經典化的表現。

對于新大眾文藝的經典化而言，一方面，“單列法”或許不再有效。在網絡文學之外，自1990年代以來，女性文學、科幻文學等類型都通過“單列法”在經典譜系中獲得一席之地。這意味著以文體特征為標志的“四分法”早已無法全面概括當代文藝現象的多樣性，只能通過不斷“打補丁”勉強應對。新大眾文藝的形態更加豐富多樣，并非增設一個新類型就可概括。若繼續沿用“單列法”另起爐灶，也無法如實呈現這些新興形態在當今社會文化結構中所發揮的實際影響和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也不能采用“重建法”。維持經典譜系的基本穩定性，與維護社會共識和文明傳承密切相關；20世紀文藝經典觀仍有重要影響力和受眾，更不可能被一個尚未完全定型的新興文藝集群所徹底替代和覆蓋。

因此，新大眾文藝的經典化，需要超越“重建法”與“單列法”，嘗試在新舊兩套經典觀和經典譜系之間展開融合對接。此即第三種方法：“融合法”。融合不是對兩套觀念的強行拼湊或妥協，而是在融合基礎上推動二者向更高層次躍遷。

“融合法”與“怎么融”

從歷史上看，中國文藝界在20世紀中期的“民族形式”討論，其中就蘊含著通過“融合法”實現大眾文藝經典化的思路。

在20世紀40年代，當廣大農村和內陸地區成為抗戰、革命和建設的腹地，面對彼時文化水平不高的廣大群眾，“五四”新文學難以有效承擔啟蒙、動員、娛樂的功能。為了實現文藝大眾化，秧歌、說書、木刻、小曲等多種被稱為“小形式”的文藝形態大量涌現，一方面，“小形式”植根于大眾日常生活，能夠靈活便利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通過將“小形式”與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五四”新文學文體相融合，中國藝術家們也得以打破西方范式藩籬。

從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打造文藝經典的過程中，既沒有完全采取“小形式”，也沒有完全照搬“五四”新文學，而是強調要在融合二者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具中國特色、更適應中國土壤的“民族形式”，如融合了說書的小說、融合了民歌的新詩、融合了地方小戲的民族新歌劇、融合了舊年畫的新木刻等。“民族形式”所代表的“融合法”，既不是簡單地在舊經典譜系中增添一個新門類（“單列法”），也不是徹底推倒舊體系（“重建法”），而是促成新舊文藝資源的深度融合，從而孕育出一種兼具雙方優點、適應新時代需求的新經典形態。

“融合法”中有一個關鍵問題：怎么融？是讓大眾文藝融入新文學，還是讓新文學融入大眾文藝？這便是“民族形式”討論中的“中心源泉”之爭，也即理想的“民族形式”應以何種文藝形態為基礎的問題。有人認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民間形式，亦有人認為應是“五四”新文學。“中心源泉”之爭延伸出文藝形式的地位高低之爭，但有識之士最終達成共識：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應當是現實生活；能夠更準確、更深入地表現現實生活的形式，才是理想的“民族形式”。

就當前“新大眾文藝的經典化”這一命題而言，“民族形式”討論中的“中心源泉”之爭具有高度啟示性。無論是新大眾文藝的開展，還是傳統文化體制機制的自身改革，最終目的都并不在于確立某幾種文藝形態的經典位置，而是通過多元主體對于文藝創作的參與，充分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因此，比起強調某一類文藝作品的地位，更重要的任務應當是構建一個以“現實生活”為共同指向、融合新大眾文藝和傳統文藝、鼓勵多元主體進行創造性對話的開放機制。在此前提下，有以下三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淡化地位之爭，隨現實而賦形。比起在新大眾文藝與傳統文藝之間一分高低，更應該追問的是：什么才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社會議題和具有共通性的情感結構？哪些創作形態與方法能最有力地捕捉現實、回應焦慮、塑造遠景？形式是內容的容器，世上并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完美容器，最重要的是為有價值的內容選擇最合適的容器。

二、在分眾傳播時代，文學經典反而構成了“另一種大眾文藝”。文學經典不僅具有雅俗共賞、情感普適的大眾性，更依托于一整套文化制度（教育、出版、評價等）而存在，構成了大眾所共享的集體知識。比起以算法推薦為基礎的新媒介文藝，文學經典的潛在輻射范圍其實更廣。從“四大名著”到魯迅、朱自清、汪曾祺，許多文學經典經常化身為網絡熱門評論、表情包乃至二次創作靈感。這既反映了經典文藝的廣泛受眾，也證明了新舊文藝形態的融合可能。同時，作為文化制度的關鍵組成部分，教育、出版、評價等領域的從業者，更應以專業的鑒賞力和責任感，維護這一制度在公眾心中的權威與公信力，使其在時代流轉中持續發揮涵養人心、傳承文明的作用。

三、為了充分激發文體活力，應避免將文體與特定的美學教條或圈層趣味相捆綁。在當下，需要被反思的是與現實脫節的文藝觀念、僵化過時的內容技巧、小圈子化的文藝傳播。但這是滯后的文藝經典觀之弊，而不是“舊文體”之弊。新大眾文藝有可能回應和解決以上弊病，但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舊文體”同樣具備開放性活力。大眾文藝作者偏愛寫作詩歌，從小說和散文延伸出的“非虛構”已發展出文學非虛構、新聞非虛構、歷史非虛構、素人寫作等多種類型，戲劇則以其視聽綜合和即時反應方面的優勢融入脫口秀、劇本殺、電子游戲等多種新文藝形態中。從歷史上看，中國的詩歌格律觀、西方的戲劇“三一律”等，在特定時期內都曾是不可逾越的文體邊界，卻已隨著時代變革而被打破。一旦掙脫觀念枷鎖，舊文體便能在全新的時代語境中重現光彩。

從經典化到經典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典化”成為文學史研究的關鍵詞。受后現代文化政治理論的影響，許多人將藝術作品的經典化視為“歷史化”的結果。由此，經典化被歸因為兩點：一是因時間久遠而產生的權威性，二是各方話語的合力生產。當人們研究歷史上的某部作品、某種文藝現象如何被經典化時，經常更多關注作者的自我宣傳、評論者的專業推介、書商營銷、作品獲獎、文學史書寫等外部性因素。歷史經驗往往被復制為現實路徑，由于新大眾文藝并不具備時間久遠的特點，于是，當人們討論其經典化之途時，便也將關注點放在文藝場域中的博弈。

一旦意識到這種經典化思路的本末倒置，我們不妨將重點從經典化轉移到經典性：與其追問一部作品是如何被塑造成經典的，不如追問一部作品為何具有能夠穿越時間、激發持續共鳴的內在品質。一千多年前，針對當時文壇求新求變的整體風氣和大量新文體、新風格，劉勰寫作《文心雕龍》予以回應。《文心雕龍》從“原道”“征圣”談起，闡釋文道關系、辨明文體源流、樹立文章典范、探討風格特征，所關宏旨正是如何處理新興文藝現象與傳統經典觀的關系。當劉勰談“文能宗經”之時，他并不強調經典的唯一崇高地位，也并非認為只能遵循經典所規定的一二體式，而是強調要從經典中學習藝術手法，最終達到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貞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的境界。此“六義”指向一種真摯清通、真實可信、精練優美的文藝品格。劉勰為追新爭奇的文壇所開出的“宗經”藥方，指向的正是作為珍貴文藝品質而非僵化藝術準繩的“經典性”。

無論是新大眾文藝還是傳統文學，經典化的正道不在于通過名利場中的角逐登上最高寶座，而在于鍛造自身的經典性。當然，這也要求文藝生產中各個環節的從業者們超越短期的流量邏輯或圈子趣味，具有真正辨識藝術品質的能力。只需提供生長的土壤、發現的眼光和等待的耐心，經典必將誕生。如火如荼的新大眾文藝和自我革新的傳統文藝，也終將在觀念對話和共創實踐中融匯為一種植根文明傳統、引領時代潮流的“未來經典”。

（作者：羅雅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