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瑩人美，在文壇是有口皆碑的事。

這美，一目了然在外貌，卻更在其內里的嫻靜與從容。在我看來，秀瑩的美，全然是“中國式”的，有根底，有來路，一如她的名篇《愛情到處流傳》的起始句：“那時候，我們住在鄉下。”這個句子，不啻是秀瑩對自己的認領，開宗明義，她道明了自己從哪兒來，根底何在，以及，最終朝向哪兒去。

時風中的美，我們領略過無數了，那種“大張旗鼓”的、“來歷未明”的、“虛張聲勢”的，從來不令人踏實。相較之下，一句“那時候，我們住在鄉下”，卻美得葆有尊嚴，在不事聲張的平靜中，有著對自己、對出生之地的信心。同樣，在《愛情到處流傳》這個短篇中，秀瑩所處理的那個鄉間愛情故事，在我們的文學經驗中也許并不鮮見——它們大多會以邪僻的氣息營造出人性的絕望。而秀瑩則以一個孩子的視角，寫出了大地之上人的寬厚與善意。這很了不起，毋寧說便是一個作家世界觀的彰顯。她視世間為美，由之表里如一，美出了可靠性。

也是從這篇小說開始，我記下了付秀瑩這個名字。

文壇就這么大，隨后我們便有了多年的交往。具體第一次因何相見，卻已經記不得了。這個“記不得”，倒也暗合秀瑩的氣息，她不是那種初見時分便給你“刻下”疤痕一般記憶的女性。現在想一想，許多記憶深刻的初見，原來大多是藉由“因何”而達成的，是事情的由頭大過了初見之人，于是便“深刻地記得了”；而有些人，是大過“事由”的，他（她）們本身就是鮮明的存在，即便無所事事地來到了你的面前，你也會記得那不用使勁兒留存竟也無從抹去的印象。那是風拂面、水繞指的記憶——

她嬌小，披一頭如瀑的長發，穿一件緊身的麻料斜襟白色小上衣，下面配一條粉紫色的長到腳踝的喇叭裙，走一步，會晃出一點點的手工做的棉布鞋尖兒。像極了一朵倒開的玉蘭花。

這般風韻，可不全然便是“中國式”的么？當然是。但中式的扮相，于今我們也見得多了，如實說，十有八九，扮出了“戲裝”的架勢，人和行頭是“隔著”的，將雅致弄出了戲謔的味道。而秀瑩，人生得古典，心亦生得古典。

看看她寫下的那些篇章：《舊院》《笑忘書》《錦繡年代》《小米開花》《翠缺》《遲暮》《六月半》《苦夏》……直至最近的《陌上》。僅從這些篇名，便能領受到古典精神的韻致。這肯定不僅僅只是一種命名上的策略，若是如此，亦是“戲裝”扮相的一路；秀瑩是將此種精神孕化為根本審美了的，在一定意義上，“策略”是小說技術的要求，而秀瑩的美學觀在我看來多少則是有些“反技術”的。她的作品幾無戲劇化的激烈沖突，多在尋常中著墨，比起情節的跌宕起伏，她更信任語言本身的能量。這種對于母語的信心，同樣可以用那句“那時候，我們住在鄉下”來比擬，她忠誠地承續著自己的文明，不為時風所動，中國古典美學中那些以韻味取勝的魅力，附麗于她的寫作，讓她突出地將自己與同輩作家區別了出來，也將自己與所有熱衷于扮上戲裝的女子區別了出來。

她是真的自信，是真的文化自信。

這種自信，讓她嬌小的身量內藏活力。她絕不纖弱，甚至時時會令人感到某種飽滿的力量感。這便又是一奇了。要知道，所謂古典、所謂淑靜，千百年下來，已經令人遺憾地與“羸弱”乃至“軟弱”掛上了鉤，被如此定義了的女子，何堪大任呢？但發生在秀瑩身上的事實卻是：除了自己寫得好，在《小說選刊》做編輯，她也堪稱名編，繼而又被委以重任，挑起了《長篇小說選刊》主編的擔子。想想也是有趣，《長篇小說選刊》，天然便是一個大塊頭的架勢，而秀瑩這樣一個嬌小的女子，卻能負荷在肩。

有一年去山西晉城，八月天，我們倆只穿了薄裙子，旅游鞋都沒帶，結果山中極冷，又適逢下雨，于是我倆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了身上。那天，我們沒有去看那著名的王莽嶺掛壁公路，而是窩在被子里喝茶。風景就在不遠處，但不去領略又如何呢？原來，我們都是相信風景亦在心田的人。不去努著勁兒地走形式，守著內心真實的天地，是兩個女性得以相互辨認的根本。那天的茶喝得不亞于王莽嶺掛壁公路吧，像鑿通天塹一般，我們也開鑿著自己的情誼。

這些年來，我們聚在一起時很少談論文學，談的多是些閨中密語。其實這并不奇怪，身為女性，那種體己的情感從來都是更加值得珍惜的。我并不覺得去做一個合格的作家會重于去做一個良善的女性更重要，想必秀瑩也會贊同。她的作品從來都不是那種“野心勃勃”的味道，她只傾心于順其自然式的表達。寫作這件事，在她，大約也不會重要到“壓倒一切”，她不是那種“斗士”一般以血為墨的作家，或許，在一定意義上，她還是偏于“消極”的。但這種“消極”并不負面，而是一種認領自己命運的、“宿命”一般的安寧。不強求，她不強求，就像我們不強求凍得發抖也要去看看王莽嶺著名的掛壁公路一樣。

不強求，于是也就不擰巴，于是讓年輕的秀瑩處事極為通透。她長得嬌小，卻毫無嬌驕之氣，相反還表現得落落大方，有一種了不起的大氣。多年相識，我都要佩服她什么場合都應付得來的那份得體。這得體，其實原本也簡單，不過是“不裝”而已。秀瑩不裝，因為她不強求什么，也因為她對自己葆有信心——那些偉大的古典傳統，那些唐詩和宋詞構成的母語，那些廣袤的鄉村與田地，怎么會是白給的呢？

你看，遇到酒局她也能爽快地喝幾杯，喝了酒后，細嫩光潔的臉上就飛出花來。美，真的是很美，真的是美得很中國。

這份“中國美”令秀瑩別具周全的體面。好朋友不一定聯系緊密，在會上見著了，便膩在一起親近，分開了，又很少聯絡，只在心里記掛著彼此。我雖年長幾歲，她倒是常常提醒我：對有些不誠懇的人說話時要注意。這個提醒表達著女性間的關切，也表達出了秀瑩內在的定力。它與謀略無關，是生而為人必須具有的智性，尤其對于一個女作家而言，這也是自尊的需要。我們需要在世事之前的洞明。

秀瑩從她的芳村走來，寫了她的芳村十多年。十多年來，她似乎幾無變化，她寫作的主題與風貌，好像也穩定而恒久。但我知道，時光一定會留下它的重量，在秀瑩依然年輕的形象之下，她的內心必然更加地富有了生命本身的閱歷；而她的小說，于“不變”之下，實有萬千的變化，從最初那種“朝向文學”，朝向了無盡的人民與廣袤的大地。

這便是雋永了，她有雋永的美。我想，再一個十多年過去，時光淘洗，許多人與事水落石出，而秀瑩將依然雋永地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