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99年這一年，全世界都彌漫著一種時間的興奮，因為人類即將進入一個新的世紀——21世紀，人們期待新的世紀會帶來新的變化。從發展的角度說，新世紀應該不同于舊的世紀，至于它新在哪里，人們做出了各種各樣的預測，但所有的預測并不會在新世紀到來的時刻就完全呈現在人們面前。即使如此，進入21世紀之后，人們對于新世紀之新仍然充滿了濃郁的興趣。文學界同樣對新世紀充滿了期待，當21世紀剛剛過去五年之際，就提出了新世紀文學的概念，記得我們還與《文藝爭鳴》專門舉行了“新世紀文學五年與文學新世紀”的研討會。從此，新世紀文學的概念被廣泛接受，關于新世紀文學研究的課題也被納入中國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但坦率地說，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期，盡管新世紀文學的研究已經風生水起了，現實中的文學并沒有顯現出特別明顯的新質，因此有關新世紀文學的研究基本上還是沿襲著以往的路徑。給人感覺，具備新質特征的現象也就是網絡文學而已。如今，21世紀一眨眼就過去了四分之一，要摳詞眼的話，它已經算不上是新的世紀了。既然已經有了四分之一的厚度，對它進行歷史化的分析也是條件非常充足的，同時若新世紀真的內蘊著不同凡響的新質的話，現在也該露出真面目了。也就是說，現在到了真正討論新世紀文學的時候了。

回顧21世紀已經過去的四分之一時間段，我才發現文學變化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文學包含著太多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也許就是一種新質的呈現方式。

我想將21世紀之初與20世紀之初作一個比較。進入21世紀，文學所面臨的現實與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文學所面臨的現實非常相似，這就是文學突然進入一個轉折點，文學遇到了新情況。20世紀初中國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傳統的封建社會制度維系不下去了，中國迫切需要像西方一樣進行現代化。現代化需要喚起所有的民眾覺悟。但流行在小圈子里的文言文阻礙了與廣大民眾的交流，于是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文學革命，從此白話文的文學取代了文言文的文學。白話文的文學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場文學革命，是因為那時候在中國誕生了一種新的媒體——現代報刊。現代報刊是文學革命的堅強陣地，有了這一堅強陣地，新文學才能取代舊文學。中國的現代報刊誕生于19世紀末，有人做過統計，清末最后五年共創辦報刊231種，平均每年為46.2種。“民國”最初五年共創辦報刊457種，平均每年91.4種。1917年至1922年6年中出版期刊1626種，平均每年出版期刊271種。現代報刊最開始刊登的文學作品還是傳統的文學樣式，格律詩、文言文的散文隨筆，還有半文半白的小說。那時候，人們大概不會想到這些報刊的流行會帶來一場翻天覆地的文學革命，從此以文言文為基礎的古代文學就基本上退出了文壇。白話文文學就是我們今天的現代漢語文學，現代漢語文學在學科上叫作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經歷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打磨，帶著一張不是令人們太滿意的成績單進入了21世紀。21世紀之初也遇到了一個與20世紀之初的相似局面，這就是同樣也誕生了一個新的媒體，這個新媒體就是互聯網。我們千萬不要看輕了互聯網這種新的載體，它發展的速度顯然要比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所出現的新載體現代報刊更加驚人。互聯網作為一種高科技，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中國的網民卻將它的傳播和媒介的功能運用到極致，通過互聯網，創造了一種寫作方式、審美方式和傳播方式完全不同于傳統文學的新的文學樣式——網絡文學。網絡文學是新世紀出現的新的文學現象，它的發展速度也是驚人的。網絡文學是借助一種新的媒體而成長起來的，它會不會像20世紀的現代報刊一樣也帶來一場文學革命呢？我當時曾寫文章說，網絡文學是21世紀帶給文學的一份厚禮，并斷言它將引起一場新的文學革命。文章發出后內心一直還在嘀咕，這個斷言是否太冒失了。當21世紀走過四分之一后，我該好好來驗證一下了。我的驗證是，一場新的文學革命的確正在發生，只不過這場革命是靜悄悄的，不像20世紀的革命動靜那么大。革命的結果是文學的三分天下，即傳統文學、市場化文學和網絡文學。但革命并沒有就此而中止，當學者們坐下來準備以三分天下的態勢來對文學進行歷史化總結時，卻發現文學在新的科技潮流的推動下出現了更大的變異。當然，這些變異仍處在不確定性之中，我們也無須將其稱為文學革命，畢竟，“革命”這個詞分量不輕，我們還是要謹慎使用它。但不可否認，新世紀文學的這些變異是包含著革命性的因素的。在我看來，這種革命性因素突出體現在兩點：第一點是隨著新媒體的迅猛發展，文學不斷蔓延，已不再限于網絡文學，而是進入了新媒體文學階段。第二點更為重要，即AI的出現，AI不斷地產生新的文學話題，以至于讓人感到，文學這這座大廈都搖搖欲墜了。

為什么說，新世紀文學的這些變異包含著革命性因素。我想從兩個方面來闡述。

其一，21世紀的文學是一個文學泛化的新世紀。

21世紀以來文學的重要變化之一是文學泛化的趨勢越來越突出，也就是說，文學的邊界被打破，以前所堅守的完整意義上的文學逐漸縮小了自己的領域，這種所謂的純文學越來越小眾化，但與此同時，文學又在不斷地向外滲透，在許多文化疆域中文學的要素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就是文學的泛化。文學泛化讓我們越來越看不清楚文學本身了。我們從這邊看，發現文學的疆域越來越縮小，但我們從那邊看，又看到文學的疆域越來越擴大。文學泛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觀的表現是文學載體完全超越了書籍，電影、電視、電子游戲等都是非常成熟的文學性敘事藝術，網絡文學借助互聯網新媒體的特殊功能，創造了一種在審美方式、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方面完全不同于傳統文學的網絡文學。文學泛化更突出表現在社交媒體上，人們在朋友圈、微博、小紅書等平臺上用精練、富有情感的文字記錄生活、分享故事，這其實就是一種微型的、日常化的文學實踐。總而言之，“文學泛化”的突出表現就是“文學性”的彌散和“敘事”的普遍化。它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文學體裁和載體，而是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現代人理解世界、表達自我、進行溝通和商業運作的一種基礎性工具。新媒體和高科技，是促成文學泛化的最直接的外部原因。

文學泛化的意義也不可低估，它的意義可以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誕生的白話文的文學革命相提并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帶來了文學的平等化。過去只有掌握了文言文的人才能從事文學創作，文學成了少數精英的事情。但白話文將文學帶到了普通百姓之中，無論是精英者，還是“引車賣漿者流”，都能憑借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文學實現了平等化。文學還有一個問題，它是一種專業性的事業，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和體制，就廣大民眾而言，它具有明顯的優越感。文學泛化幾乎就是針對這一問題而來的，它打破了文學的圈子，挑戰文學體制，摒棄了將作家分為專業和業余的觀念，在文學創作上沒有貴賤之分，從而我們迎來了文學民主化的新世紀。

因此，我們要對新世紀文學進行歷史化的總結，必須有效闡釋文學泛化的現象，總結文學泛化后文學的敘事方式和存在方式，并解答文學泛化的文學性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如何進行經典化以形成一個時代的文學經典。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學泛化恐怕也在悄悄改變文學的本質，我們怎么定義“文學性”，需要面對現實的變化尋找答案。

其二，文學正在走向后人類時代。

這是基于AI的發展而作出的一個預判。AI在越來越多的核心智力活動（如科學發現、藝術創作、戰略決策）上達到甚至超越人類最高水平，那么“人類智能是地球主宰”的基石就將被動搖。這正是“后人類”思潮的核心——我們不再是衡量萬物的唯一尺度。我們要思考后人類時代的文學形態，這種文學形態至少是一種人機協同的文學新范式，比方說，人類負責提供核心審美判斷與價值導向，AI承擔素材整理、風格模擬等基礎工作。在后人類時代，文學的本質也將在人機碰撞中發生嬗變，但是，人類獨特的生命體驗與價值追問始終是文學的靈魂所在。未來的文學圖景將是“人類詩性智慧+AI超驗計算”的共生體。這必將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偉大的文學革命，當我們要對新世紀文學進行歷史化總結時，必然要對新世紀文學的未來走向有一個清晰的把握，而談到新世紀文學的未來走向，我覺得就應該將其置于后人類時代的大前提下來思考，否則我們對未來的設想就將是不靠譜的。

文學如何應對AI寫作，這是在后人類時代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個人傾向于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AI的挑戰。AI的學習建立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它能學習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學經典，并由此生成出新的寫作，AI的寫作趨向于完美。但作家的寫作是建立在有限的學習基礎之上，作家的學習有盲點和空白，他們也努力追求完美，但他們最終寫出來的作品是不完美的。但正是這種不完美構成了作家的個性，這種個性才是文學的魅力所在。AI的寫作是趨同的，趨向于完美，它不存在這種不完美，它也就不會取代作家的寫作。毫無疑問，以后的AI寫作會變得越來越完美，任何一個作家從完美的角度上說都是無法與AI抗衡的。但是，當AI越來越完美時，也就意味著AI寫作越來越同質化和一體化。而我們作家因為自身的“不完美”而使自己的創作具有獨特的個性，因而也就具有一種陌生化的審美效果，這才真正體現了文學的本質。因此，我對后人類時代的文學充滿了樂觀主義，我相信，人類的文學會以其“不完美”最終戰勝AI的文學。

現在文學界提出“大文學觀”。大文學觀顯然是看到了文學泛化的這一大的趨勢，大文學觀應該對文學泛化的現象作出及時總結和回答。因此，大文學觀是文學民主化時代的理論策略，它必須有效闡釋文學泛化的現象，總結文學泛化后文學的敘事方式和存在方式，并解答文學泛化的文學性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如何進行經典化以形成一個時代的文學經典。大文學觀無疑擴大了文學的疆域，但恐怕還不僅僅是一個疆域的問題，更有一個“文學性”變異的問題。打個拙劣的比喻，疆域問題只是一個物理問題，但“文學性”變異則是一個化學問題，內部的分子和元素發生的變異，性質就不一樣了。這就說明，大文學觀所面對的是一個過去所建構起來的文學理論大廈正在搖搖欲墜的現實，文學的本質也在發生改變，我們怎么定義文學性也成了一個問題。大文學觀并不是在以往的文學上做一點加法，比如將純文學與俗文學加到一起，不是一個隊伍擴容的問題，而是在文學形態上、傳播方式上，甚至文學本質上都發生了變化，需要用新的理論來描述它。

我們在做這些工作時，就會發現，這種大文學觀將是一種偏向于功能性的、不再糾纏于本體論的文學觀。也就是說，我們關于文學的理論思考已經由本體論向功能論轉化。當然，這樣做并不意味著大文學觀就要放棄對本體論的思考，將理論降格為相對主義的理論。而是說，我們不再拘泥一種固化的本體論，不去追求那種超越歷史和實踐的、永恒不變的文學本質，從而將本體論視為一個“懸置的共識”或“工作假設”，而非“絕對基石”；而且功能本身就是本體的具體呈現，一個事物的“存在”恰恰在于它在特定關系中所能發揮的“功能”。因此，在“大文學觀”的視野下，我們不必急于為“文學”下一個新的、大一統的本體論定義，而是應深入探究“文學性”在各種新興文化實踐中的功能實現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對文學本身的理解，自然會變得更具彈性、更富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