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很重要的一環在于回望、反思、沉淀。我是‘兵團二代’，我想我有書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責任。”3月29日，“絲綢之路上的戍邊史詩——張者長篇新作《天邊》分享會”重慶站亮相白鯨書店，現場，魯迅文學獎得主、重慶市作協主席張者在談及小說《天邊》的創作初衷時十分動情。

▲分享會現場。記者 趙欣 攝

分享會上，張者與重慶日報編委、評論家單士兵，《環球人文地理》雜志總編輯、詩人李海洲展開對談，他們圍繞創作緣起、敘事選擇、時代書寫等話題，就這部以新疆兵團為底色的戍邊史詩展開了交流。

“新疆是我的文學創作之根”

作為一曲獻給所有扎根邊疆者的生命禮贊，《天邊》以一群兵團少年的成長史為經緯，通過三代兵團人的命運交織，勾勒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上世紀70年代屯墾戍邊的創業史。故事以20世紀70年代，河南少年八分離開老家，前往“天邊”——天山邊上的新疆投奔參與屯墾戍邊工作的父母為故事開端，通過姚遠、李軍墾、黃建疆三位“兵團二代”的成長軌跡，串聯起兵團七十年的創業歷程。作品涵蓋上海青年支邊、恢復高考、農業現代化等重大歷史節點，將個人命運與家國情懷深度融合，感人至深。

“我為什么要寫這部小說？很簡單，因為我是‘兵團二代’。對于一些作家來說，一生一定會遇到非寫不可的題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題材對于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存在。”張者直言，雖然全國每年有幾千部長篇小說出版，但新疆題材很少，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背景的就更稀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養育我的地方，新疆是我的記憶之根、文化之根、文學創作之根。寫那里故事，是我的使命。”

書名《天邊》，意思就是“天山邊上”，那是“兵團二代”張者青少年時代成長的地方。他承認小說里的敘事有自己經歷過的生活的影子，但他也強調，小說文本中的人物皆是虛構的，不存在說原型是某個具體的人。“我也做過記者，非常清楚非虛構寫作和小說虛構的差異。小說的人物和故事肯定是虛構的，但生活的底色是真的。”在他看來，小說的成功很重要一點在于把握住“虛”與“實”的關系，“把真實的東西寫得真實，那是報告文學；把真實寫得既真實又不真實，那才是文學。”

從日常小切口折射兵團精神

構思一部小說，主題必須先行。張者坦言，寫新疆與兵團題材，容易落入宏大敘事的窠臼。屯墾戍邊題材古已有之，從漢代戍邊、唐代烽火到清代拓荒，歷史資源極為豐厚。可如果只是順著這種大題材、主旋律去寫，反而容易成為一種在現有資料基礎上的重復書寫，失去寫作的意義和價值。如何另辟蹊徑，對于寫作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戰。

“必須要回到小說本身去創作。‘小’說不是‘大’說，大道理、大歷史已經有太多人在講，我們要寫的是‘小’說，因此，要從小處而不是從大處切入，一味去堆砌時代背景、密集制造沖突，只為抓住讀者、拉長篇幅。真正的小說應該像《紅樓夢》那樣，只在大觀園的日常里落筆，以賈寶玉和一眾姑娘的生活細節，去映照出一個時代的樣貌。因為，小說的根基，是日常生活。”張者說。

《天邊》所反映的，正是“兵團二代”們有著深刻感受的兵團日常生活。“兵團后代出生在綠洲，走出綠洲是大田，出了大田是大漠，走出大漠后才能走向全世界。少年時他們把整個大漠當成了自己的舞臺，那是他們的天堂，那是他們的精神依靠，那是他們的青春紀念冊。”張者感慨道。

融歷史文化于一爐的戍邊史詩

在單士兵看來，《天邊》是他所讀過的新疆題材作品中尤為出彩的一部，小說以兵團三代人的命運為敘事核心，以“龜茲文化”“刀郎文化”等地域元素為底色，賦予了傳統兵團敘事以浪漫主義詩意，將新疆的歷史與文化深度熔鑄其中，構筑起了一部厚重而鮮活的戍邊史詩。

他認為，小說人物塑造極具深度，形象鮮活立體，既勾勒出邊疆人民的赤誠與熱忱，也照見了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悲壯與堅守，令人動容。作者憑借出色的敘事功力，不僅全景展現了新疆雄奇的自然風光與濃郁的人文特色，更勇敢觸及歷史教科書里難以窺見的隱秘細節，盡顯文字的力量與格局。

“這部作品完成了經典文學價值與時代精神的深度鏈接，也為以李娟、劉亮程、邱華棟等為代表新疆書寫增添了一部佳作。”單士兵表示，《天邊》以兵團故事為外殼，將宏大的時代背景與平凡個體的命運緊密交織，閱讀時常常熱血沸騰，書中那些身處艱苦環境中的人們，依舊保有抗爭與堅守的勇氣，全書哀而不傷，即便滿含悲壯，人物也如沙漠中的胡楊一般，在戈壁荒漠里頑強生長，一代人的青春與歲月，就此被文學永久銘記。

李海洲則認為，45萬字的《天邊》雖然體量厚重，卻并未設置一條主要的故事線，這或許體現了張者在小說文體實驗探索方面的一種勇氣。“書里的細節太真實了，沒有親身經歷根本寫不出來。這部作品最打動我的一點，就是真正做到了‘生活即史詩，生活即故事’。我想，張者的寫作不應被簡單貼上‘寫新疆’‘寫河南’的標簽，他的文學世界，其實如博爾赫斯筆下的世界一樣，是以個人經歷折射出了整個中國的一個時代。這正是《天邊》打動我的地方，相信它同樣也會打動更多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