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1911年—1994年），江蘇蘇州吳江人，著名歷史學家，生前是武漢大學教授。他是繼陳寅恪之后，著名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專家。他晚年寫成《唐長孺回憶錄》（中華書局2021年7月版）一書，敘述了他從少年到青壯年時期的人生經歷，其中一節《記湘行及國立師范學院》記敘他們一行前往國立師范學院、在該校任教和離開該校的經歷，這個情節與錢鍾書小說《圍城》中寫方鴻漸等人前往三閭大學和在三閭大學任教到最后離開的情節大致相似。

唐長孺的回憶屬于歷史文本，而錢鍾書的《圍城》則屬于文學文本。一個文本簡單、干練，有些骨感；一個文本豐富、豐盈，有血有肉。兩者之間可以互相補充，讀者對比閱讀，可以加深對歷史、文學的認識：歷史文本從歷史的真實性的角度證實文學文本，而文學文本則從文學的生動性、豐富性的角度詮釋歷史文本。

一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為了培養中小學師資，收容華北、華東和華中流亡到內地的青年學子，決定創辦一所國立師范院校，并初步決定選址在湘黔鐵路沿線。經過籌委會的考察和研究，最后在溆浦、沅陵等地中選擇安化縣藍田鎮（現在為湖南省漣源市市政府所在地）。學校設在光明山和升平河附近的一個叫“李園”（現在的漣源一中所在地）的莊園里，莊園的主人叫李卓然，他是辛亥革命元老李燮和的侄子，但是此時李燮和已經過世多年，他的夫人和侄子一家還居住在這里。這個莊園很大，還有很多房間無人居住。現在我們提到這所學校的時候經常稱之為“藍田師范學院”，就是錢鍾書夫人楊絳在她的著作中也是這樣稱呼的，其實它的正式名稱是“國立師范學院”，簡稱“國師”。

1938年學者錢鍾書回國后曾經在西南聯大任教一年。1939年暑假他回上海探親，奉在國立師范學院工作的父親錢基博之命曾到藍田任教近兩年。1941年暑假，他取道廣西和越南海防返回上海。由于戰爭爆發，上海淪陷，他被困在上海，先后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和暨南大學，業余撰寫專著《談藝錄》，創作文學作品《圍城》和《人·獸·鬼》等。1947年《圍城》出版，一時風行滬上，為他贏得了極高的社會聲譽。有人認為小說中的“三閭大學”實際上就是國立師范學院，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小說的一些細節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三閭大學建在湖南湘西一個偏僻的山區小鎮——平成，學校設在一個“當地財主的花園”，“面溪背山”等等，說的完全就是國立師范學院。至于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可能糅合了作家在西南聯大和國立師范學院的觀察和見聞。

小說《圍城》中的方鴻漸到三閭大學任教是因為有趙辛楣的推薦。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是趙辛楣的老師，他邀請趙辛楣到剛剛建立的三閭大學擔任政治系主任。趙辛楣本來不想前往應聘，因為他正在追求留學國外并獲得博士學位的蘇文紈，同時他也知道他有一個“同情兄”方鴻漸。于是暗中推薦方鴻漸去三閭大學任教，他知道，方鴻漸本來就有去國立大學工作的愿望，同時他也可以讓方鴻漸遠離上海。但是高松年不放棄對趙辛楣的邀約，函電絡繹，趙辛楣不得不答應高松年，最終也就成就了方鴻漸、趙辛楣、顧爾謙、李梅亭和孫柔嘉等人的湘行之旅。

1926年，著名的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光華大學任教。1927年，唐長孺進入光華大學附中讀書，曾經旁聽過呂先生的史學通論課。1932年，他在上海大同大學文科畢業。1939年，經呂思勉推薦，唐長孺進入光華大學任教，擔任歷史系講師。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隨之，日軍占領上海，光華大學被迫解散，其中文學院改稱誠正學院，理商學院改稱格致理商學院，在上海繼續辦學。呂思勉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仍然在誠正學院上課，同時還在滬江大學和無錫國專兼課。當時唐長孺不想繼續留在上海，經老師呂思勉推薦，唐長孺接受國立師范學院的聘請，準備赴湘西藍田，擔任國立師范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二

《圍城》中的湘行寫得非常曲折和生動，固然是因為出自小說家者言，更重要的是錢鍾書確曾有過一段湘行的經歷。錢鍾書與徐燕謀等六人于1939年11月1日從上海出發，乘德平輪到達鎮海港，然后經由寧波、溪口、金華進入江西，后經由鷹潭、臨川、廣昌、吉安等地進入湖南，在湖南經由攸縣、衡陽、邵陽等地，然后坐轎前行，于12月4日抵達藍田國師，其行程前后花費了34天的時間。

小說《圍城》中的方鴻漸等五人與錢鍾書的湘行的路線基本是一致的。方鴻漸一行從1938年9月22日從上海出發坐船到達寧波，先坐輪船，后坐洋車到達溪口。到溪口后坐汽車經由金華、鷹潭、南城、寧都、吉安，到達江西與湖南交界的界化隴，然后到達湖南的邵陽。邵陽以后的路程，方鴻漸一行一路坐轎前行，1938年10月26日到達位于湘西平成的三閭大學，在路途上的時間是35天。

與方鴻漸等人的湘行比較，唐長孺的湘行要晚四年左右，行進的路線也略有不同，雖然都遇到困境，但是遭遇也有很多不同。

1942年3月，唐長孺隨同他的表弟劉世杰姐弟及她的兒女一塊兒上路。劉世杰姐弟的目的地是重慶。他們先到達杭州，在杭州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坐船渡過錢塘江。他們在一戶人家吃完飯，就有人告訴他們，離此地十里左右是一條日寇的封鎖線，山上修筑有碉堡，碉堡里有守軍。這些日本兵白天氣勢洶洶，不可一世，但是到了晚上卻有些懼怕，經常鳴槍以壯膽。要通過這條封鎖線，就必須在夜晚行船。在夜晚行進的過程中，他們遇到一道鐵絲網，但是由于這道網早已破敗不堪，并沒有妨礙小船前行。行船中，他們果然聽到從碉堡中傳來了日本兵的喧嘩聲，由于有思想準備，他們并沒有產生恐慌情緒。

在天亮的時候，他們一行到達一處中國軍隊占領的地方。有一位佩戴紅纓“匣子炮”的人，身著便衣，帶領若干人在這個地方巡查，他們看到這群人中還有女性和小孩，判斷他們中間不可能有奸細，便放行。過了一個晚上，他們改乘大船，到達諸暨。第二天，他們坐人力車到達金華。在旅館住好后，劉世杰在麗水有熟人要拜訪，于是出門數天，唐長孺“恐資斧不繼，電師范學院匯千元來”，但是等到劉世杰訪友歸來，師范學院的匯款也沒有到來。劉世杰安慰唐長孺說，如果缺少川資，劉世杰可以先行墊付，于是他們就繼續上路。

旅行中出現經濟拮據的問題可能是當時的常態，錢鍾書一行的湘行也遇到經濟困難。據與錢鍾書同行的徐燕謀在詩作《紀湘行》中說：“艱難抵廬陵，囊空如洗括。”廬陵在何處呢？就是當時的江西省吉安縣。小說《圍城》敘述方鴻漸等人出現經濟困境的路段也是在吉安。他們一行在到達金華后，由于等車，滯留了好幾天。他們估算了一下身上這點錢完全支撐不了到學校，于是拍電報給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請他將錢匯到前方他們即將到達的吉安的中央銀行。到達吉安后，他們找到銀行，銀行工作人員說先要填寫有關的票據，但是要領款子，還得有人作鋪保。他們居住的旅館是不能作鋪保的，他們想到了當地的教育局，但是教育局局長不肯作鋪保，還懷疑他們是一群騙子。最后托人以公路局的名義作鋪保，他們才領到錢。

唐長孺一行行至江西鷹潭，再往前走就沒有火車了，只能夠坐汽車。但是由于旅客眾多，必須先行登記，而按照登記的人數安排，現在登記，還得等到一個多月后才有乘車的機會。有人告訴他們，與其如此等待，不如做“黃魚”。什么叫“黃魚”呢？當時有很多拉貨的車輛，司機乘機裝載乘客賺錢，司機稱這些乘客為“黃魚”。他們私下向司機打聽，司機的回答不是客已滿，就是出價太離譜，這條路基本上被堵死了。

小說《圍城》寫到了躲警報的事情。方鴻漸一行在鎮海港碼頭聽到警報聲，他們當時有些驚慌，但是仔細一想，他們坐的船是日本盟國意大利人的，日機一般不會轟炸。過了一個多小時，果然沒有響起緊急警報，他們才放心離開碼頭。不過唐長孺回憶躲警報的情況似乎更適合做小說情節。有一天有空襲警報，他們都疏散到田野躲避。在田野中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并沒有發現敵機臨空，于是便返回。當他們經過鷹潭車站的時候發現有一輛汽車停靠在車站外邊，乘客都下車躲避空襲警報。劉世杰詢問車站站長，站長告訴他們說，等乘客返回后車馬上就要開走，要乘車的話，得馬上買票。他們幾個人急急忙忙趕回旅館，慌慌張張收拾好行李，小跑似的趕到車站，然后購票上車。終于，他們沒有在鷹潭苦苦等待一個月。

唐長孺和表弟劉世杰姐弟在衡陽分手后，沒有到達邵陽，而是在宋家店下車，有人告訴他，這里離藍田較近。在宋家店住宿，第二天早上，店主告訴他說：“山路崎嶇，視客文弱，不如雇轎。”然后他又在那兒住了一個晚上，早晨，他便雇了一頂轎子，花了兩天的時間，終于在4月的某一天抵達國立師范學院所在地——藍田。唐長孺的這次赴湘之旅前后大約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三

1938年10月27日，國立師范學院籌委會主任廖世承正式被教育部任命為校長，此前，廖世承擔任上海光華大學（后并入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他在主政國立師范學院后，邀請光華大學的多名教授到藍田執教。他與曾任光華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的錢基博是很好的朋友，便盛情邀請錢基博前往任教。曾任光華大學教育系教授的孟憲承，是部聘教授，當時部聘教授在全國高校中屬于鳳毛麟角，他能夠來藍田任教，著實提高了國立師范學院的檔次。曾經擔任光華大學教授、英語系主任的汪梧封等著名教授也來此執教。

當時在國立師范學院任教的老師很多都是一時碩彥，李劍龍教授過去在武漢大學任教，當時在國師講授中國經濟史的課程；皮名舉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南開大學和西南聯大教授。錢鍾書是著名的哲學家和經學家，劉豢龍是著名的經學家，馬驥是著名文字訓詁學家，其中很多人是當時著名學者的弟子，如劉豢龍是著名經學家和文學家王闿運的弟子，馬驥是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駱鴻凱是著名學者黃侃的弟子。

當時廖世承也邀請呂思勉到國立師范學院任教，并擔任歷史系主任，但是呂先生推辭了。后來又邀請著名歷史學教授李劍龍擔任歷史系主任，李先生也推辭了。唐長孺任教藍田，擔任歷史系主任的是西洋近代史專家謝澄平教授，唐長孺認為他雖貴為教授，但是“學術不足云”。教師中本來就是魚龍混雜，不足為奇，而讓人驚掉下巴的是這位謝姓主任推薦來歷史系任教的余文豪教授居然涉及學歷造假：“余文豪卒業何校，已忘之。其人為青年黨人，前主任謝某亦青年黨人，薦之，妄言曾留學美國。其時尊重留學生，尤重留美，不問學業若何，例得教授。然余實不學，學生浸薄之，而留學美國之妄，漸為人所知，同事皆罕與之接。”

學歷造假，無論在什么時代，都是一件令人不齒的事情。唐長孺在文中補充說明：“然妄言留學，實出于謝某，余本不知也。”按照情理，余某受益，而讓謝某一人為之擔當責任的可能性不大。

在小說《圍城》中，學歷造假最有名的當然是方鴻漸。他在歐洲留學期間，有些玩世不恭，到了歸期，為了不至于讓父親，特別是資助他留學的岳父母失望，于是就花了一些美元，在紐約一所并不存在的大學——克萊登大學買了一張博士文憑。賣文憑的是一位愛爾蘭人，他曾經是一所學校的小職員，后來被學校開除，于是就想通過出售假博士學位證書來騙取錢財。

方鴻漸還是有一點最起碼的廉恥之心。回到國內后，他內心長期處于羞愧的煎熬之中。他在返回上海之前，資助他留學的銀行家丈人周厚卿在《滬報》的“教育信息”欄里登載消息，宣布由他資助的快婿方鴻漸獲得“德國克萊登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方鴻漸回到周家，看到報紙上的消息，不禁愕然，他是在美國紐約買的文憑，照理克萊登大學是美國的大學，老丈人認為方鴻漸告訴他獲得博士學位的信件是從德國寄出來的，就誤認為這所大學屬于德國。學校是美國還是德國的，姑置勿論，只是這種沒有底氣的張揚，讓他很是尷尬和難堪。

在回國的船上和最初回到上海的一段時間，方鴻漸和蘇文紈過從甚密，蘇文紈鐘情于方鴻漸，哪知方鴻漸卻鐘情于蘇文紈的表妹唐曉芙。蘇小姐覺得自己愛情無望，于是在表妹面前揭露了方鴻漸學歷方面的問題，方鴻漸在歐洲留學，獲得的卻是美國的學位，言外之意當然是說真實性有問題。唐曉芙將這些話轉達給方鴻漸，但是方鴻漸居然沒有任何辯解，只是感到惶恐、慚愧，“覺得自己可鄙可賤得不成為人”。

趙辛楣推薦方鴻漸到三閭大學任教，向高松年校長介紹方鴻漸是留德博士，但是方鴻漸在開給高校長的簡歷中卻沒有言及博士學位。當高校長在和他談話說到學歷的時候，方鴻漸“臉紅得像有一百零二度寒熱的病人”。按理他應該可以獲得教授職位，但是到來之后，高校長卻只給了他副教授職位，并且還是“破格”聘任的，提升教授的事情要等到下一年；他平靜地接受了他并不樂意接受的現實，根本就不敢在高松年面前表示不滿。

歷史系教授陸子瀟曾經和方鴻漸有過一次交談，在交談中，陸子瀟告訴方鴻漸，歷史系系主任韓學愈是美國一所大學的博士畢業，“我沒有到過美國，所以沒有聽見過他畢業的那個大學，據說很有名，在紐約，叫什么克萊登大學”。一聽到“克萊登大學”，方鴻漸大為緊張。過了不久，韓學愈來訪，并準備請他吃飯。他和方鴻漸談及所謂的“克萊登大學”，居然還欺騙方鴻漸，說克萊登大學是一所“很認真嚴格的學校，雖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學生不容易進”。如此自欺欺人，比起方鴻漸的惶恐、慚愧來，他就顯得更加卑鄙無恥。

四

錢鍾書來到藍田后，擔任國立師范學院英文系系主任。他一方面陪伴自己的父親，照顧生活起居，一方面教書讀書，著書立說，開始寫作《談藝錄》和《寫在人生的邊上》等著作。1940年暑假，他曾經偕同徐燕謀一起返回上海探親，中途因日軍進攻鎮江，行程受阻，不得不折返藍田。1941年7月，當年和國師合約期滿，錢鍾書離開藍田，返回上海。唐長孺在回憶錄中說，錢鍾書“曾一至國師，余來藍田，已去昆明，受西南聯大聘”，這個說法是不確的。當年錢鍾書從藍田回到上海，在上海小住數月。其間西南聯大外語系主任陳福田曾訪問過他，請他回去繼續任教，但是戰火蔓延，路途阻隔，他只能打消返回聯大的念頭。

小說《圍城》中，一起到達平成的有五位，最早離開的是趙辛楣。趙辛楣與國文系主任汪處厚的太太有曖昧關系，這種關系被汪處厚和校長高松年發現，他覺得在三閭大學已經難以存身，再加上早就有朋友寫信邀請他到重慶任職，于是在事發的當天晚上，他就離開了三閭大學，趕赴重慶，然后進入國防委員會工作。趙辛楣走后，高松年找方鴻漸打聽趙辛楣的去向，從談話中，方鴻漸表示了解趙辛楣出走的原因，而高松年和汪夫人也有曖昧關系，他深恐方鴻漸也知曉自己的隱私，這是他決定解聘方鴻漸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有一天陸子瀟到方鴻漸的房間里去，看到有一本小冊子《共產主義論》，陸子瀟將這個情況反映給訓導主任李梅亭，而李梅亭又反映給校長高松年。高松年本來就對方鴻漸有成見，看見書名敏感，沒有確認書中的相關內容，就主觀地認為他熱衷于共產主義，政治思想有問題。學年結束前，學校陸續將下一年的聘書發放給各位老師，方鴻漸的未婚妻孫柔嘉也得到聘書，而且工資還漲了一級，但是方鴻漸沒有得到，他已經知道自己被解聘了。

唐長孺在回憶錄中記載的一些教師被國立師范學院解聘的情況，其中大都與政治因素相關。唐長孺在回憶錄中說：“國師為教育部直屬之校，控制甚嚴。”實際情況的確如此。據唐先生回憶，每周周一，都有固定的會議，由院長或由院方指定的教師作報告。有一次，院長在講話的時候，偶爾提到“蔣委員長”，很多學生都起立，然后整個會場的人都要起立。對于這種情況，很多教師都非常反感，以至于后來召開這樣的會議，唐長孺都要盡量躲避。史地系教授梁園東早年從事革命，研習馬克思主義，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北京大學畢業。1940年末或1941年初，他進入國立師范學院教書，和院長廖世承因政治觀念差異而產生矛盾，最后竟拂袖而去。教育系的劉佛年教授在課堂上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唯物辯證法，受到當局的關注，194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密令國立師范學院，要求解聘他。公民訓育系的謝扶雅教授是曾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宗教哲學家（唐長孺在書中說他畢業于劍橋大學，系誤記），他完全沒有左傾思想，但是有人認為他有共產黨的嫌疑。

自從劉佛年教授離去后，國立師范學院的教師很多人都積極加入國民黨，目的當然是自保。唐長孺生活和工作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中，心中的郁悶和憂憤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籌劃著如何離開這所學校。1944年春，經李劍農推薦，唐長孺接受武漢大學的聘任，前往正在四川樂山辦學的武漢大學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