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北京大學比較文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張輝教授的學術生涯始終與“游歷”相伴——無論是讀書、遠游還是聽音樂和寫作，所有的精神體驗都凝結在他最新推出的個人作品系列中。這套書包括《如是我讀一集》《如是我讀二集》《德意志精神漫游：從歌德、尼采到黑塞》《尋訪丟勒》《樂黛云傳》《張謇傳》《馮至：未完成的自我》等，既是他數十年學術思考的小結，也是一位熱愛讀書、熱愛藝術的學者，以人文視角對生活和世界的思索與回應。

張輝教授少年時就曾手抄馮至的早年詩歌，一直葆有對文學的熱愛，后來又師從樂黛云教授，長期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如今他用 “有意思、有意義、有尊嚴” 這句話要求自己，也勉勵學生。面對當今信息碎片化的現實，他提倡完整閱讀；即便各個學科越分越細，他依然注重開闊跨界的視野。

近日，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了張輝教授，聽他聊閱讀的方法、中德文化的魅力、馮至等前輩留下的精神影響，還有比較文學對普通人的意義，也感受到了一位人文學者身上的真誠與溫暖。

聽了樂黛云先生的一次講座決定做她的學生

張輝老師標志性的燦爛笑容，令人見之心喜。跟著他來到辦公室里，室內四壁書架頂天立地，堆滿書籍與文稿的書桌上，一個大相框格外醒目，相框內是樂黛云先生的十余部著作的封面。這是張輝等弟子在先生80大壽時獻上的賀禮。先生離世后，她的女兒又將這份心意回贈給了鐘愛的學生。

張輝在北大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立學于樂先生門下已經30多年。他告訴我，當年選擇比較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樂老師的影響。“研究生時我在南京大學就讀，樂老師去做講座。我去得晚了點兒，偌大的教室里已經座無虛席，我就靜靜站在最后一排。聽講完，心里就決定要做她的學生。”

張輝記憶猶新的是，樂老師的講座內容是比較文學學科以及自己的生命經歷。他完全被樂先生的人格魅力折服，同時也從她個人經歷中得到不小的啟發。

后來張輝報考樂先生博士生，樂先生專門派了一位老師去了解他的情況，“沒問這人成績怎么樣，問的是這個人心性怎么樣。”這是后來張輝考取后無意中得知的。“這真的是我心目中老師本該有的樣子：首先關心做人，其次才是問是否適合做學問。”

張輝心目中的樂老師對學術是真正樂在其中，而不是為了外在功利。他也經常跟自己的學生說，如果覺得不是從內心熱愛，真的應該另有選擇。文學是人文學，是砥礪心性的，而喜愛尤其重要。

“樂老師常說一句話，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覺得有意思，興趣是激勵學習最好的老師，正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個道理，也成為張輝的一個自我要求。

光有意思還不夠，第二層，是有意義。“也就是對這個世界有信念，而且有擔當，不僅僅關注自己是否快樂而已。現在說這些話，多少會讓人覺得是‘大話’，但我覺得不是，人生活在一個意義世界中，必須是要追尋意義的。”張輝感慨，做人文學研究很幸運的一部分，就是它提供了感悟意義的更豐富可能性。

還有第三，要有尊嚴。“現在這個詞也有些被誤解，或者被污染了。捍衛尊嚴，就意味著有些東西是不妨讓步的，但有些絕不能。超過了生命和價值底線，就要勇敢拒絕，不要茍且、不要被動配合。”

捍衛住底線，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樂老師在這點上是一個特別好的榜樣，她很‘隨和’，大家甚至會批評她太隨和了，但她其實有很堅硬的內核卻是不可突破的，所以，她的人格魅力才那樣強。”

對于教師來說心性和德行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張輝不太喜歡知識分子這個稱謂，原因是，第一，學者不是“分子”；第二，學者也不僅僅是知識的儲存者和保存者，甚至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播者，對于教師來說，心性和德行更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鋪天蓋地的所謂人文學危機，張輝覺得大可不必過慮，“只要人類不毀滅，人文學就不會死。我們也有義務捍衛人文學，但只談口號沒有意義。”

“不只是‘疑’還要有‘信’，疑是為了信。這是熊十力先生在《讀經示要》里說的。”張輝說：“如今的這個世界是破碎的，我甚至有時用‘滅裂’。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堅信。這是生命的需要，也是信念和依靠。如果沒有這些，做人、做學問也就缺少了基礎。”

張輝也不喜歡 “學術生產” 這個詞。他認為學術不是“生產”的過程，而是真正從泥土里長出來的。“它不是‘工業化’的事物，是陳寅恪所說的能超越俗諦的，這也是大先生們給我們的啟示。”

張輝心目中，古今中外的大先生群星閃耀。作品系列中，他的三本傳記，寫的分別是業師樂黛云、鄉賢張謇，以及從他少年至愛的詩人擴展為研究對象的馮至。

為樂黛云先生立傳對張輝自不待言，他惟愿通過這位決定了他終生志業的恩師的故事，讓讀者領悟到其“知道存在荒謬，卻不靠近虛無”的生命意志。

張謇則是他的南通鄉賢，這位清末狀元的名字，張輝童年時就不斷從祖父張盈浩口中聽到，稱謂是“張四先生”。但張輝在考上研究生后才完整拜讀了《張謇全集》，那是他從家鄉夫子廟書攤上購得的六卷七冊大書。

他的第一稿《張謇傳》“寫在一冊厚練習本上，不知何時不翼而飛”，重寫的過程，被張輝視作“一次又一次長時段的補課”。令張輝欣慰的是，“通過一步步了解并理解張謇，我得以更親近自己的鄉親與鄉邦，并進而親近博厚高明而又令人低回留連的偉大中國歷史與光輝文化”。

研究馮至則似乎偶然。馮先生是張輝少年時最熱愛的詩人，“初中時即手抄他的全部早期詩作，不少篇什至今尚能成誦。”而馮至是中國日耳曼學重要的代表性學者、歌德研究專家，又同時研究杜甫。張輝后來做比較文學，很快敏銳地發現這是太好的比較文學研究對象之一，“仿佛冥冥之中被一根線連結了起來。”

張輝從大先生們身上真正體會到，那些堅信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說我的老師，比如說馮至先生、張謇先生……他們構建起了一個我們后輩可以從游的世界，已經存在的大寫的人的世界。道不遠人，這些大先生們其實就在我們的身邊。”

張輝笑言，自己非常幸運，選擇了自己最喜歡的專業，有這么多好的老師，還有很好的學生。“當然我也還算努力，所以沒有太多虛擲光陰。”

通過“漫游”理解世界的豐富性和多元化

在張輝的學術和生活中，游歷也是一種有機延伸。他總結：“讀一本新書就是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游歷是另一種形式的讀書。”于他而言，游歷是為研究蓄能。他有記日記的習慣，持續數十年，游歷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皆凝于筆墨，這些珍貴的文字，也成為作品的組成部分，“在《如是我讀二集》的開篇是三篇游記，其中一篇，是跟著李零老師回他的山西老家。跟一個了不起的考古學家游山西，太難得了，所以我把那一次山西行的所見所感都仔仔細細寫了出來。”行前，張輝還特意讀了李零教授的《回家》和其他書，書中對家鄉的眷戀與描摹，讓他心生強烈共鳴，“對家鄉的感情是很容易共情的。而我想，對桑梓之地有所理解，擴大開去，就是中國，就是世界。”

游歷的種種體驗，為張輝的比較文學研究注入了鮮活的養分。他這學期給本科生開設《比較文學原理》課，第一堂課便專門講到自己的游歷經驗。“比如我前一段時間去了伊斯坦布爾。原因是我研究一個20世紀很重要的比較文學家——猶太裔德國學者奧爾巴赫，他因為是猶太人而流亡到了伊斯坦布爾。我去看他以前住過的地方、工作過的大學、查書的教堂，所有這些讓我的研究更接近研究對象，也更讓我知道世界的多層次構成。”

張輝坦言自己“天性好玩”，每到一個地方，都愿意體驗當地最切實的文化和生活，而他的游歷也有自己的固定打卡清單：“一般首選三個地方，第一博物館，第二大學，第三教堂或寺廟。”在他看來，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讀書”，是用自己的眼睛直接“閱讀”不同地域的人物、歷史與精神。他還補充說，如果當地有好的音樂廳，那最求之不得的就是聽一場音樂會。

樂黛云先生的教誨，張輝始終記在心中。“樂老師說，我們做比較文學，不要把世界理解為只有一種固定形象。（如果）世界只有一種樣子，想想都好無聊、好可怕。”他也始終認為，比較文學不僅是一門學科，更是理解世界的一種方法，“這個學科，就是讓你理解世界的豐富性和多元化。也可以說，正因為世界是這樣豐富，我們才需要比較文學。所謂比較，不是簡單地區分你我，就像文化的‘文’，核心意思是‘交相錯’。比較的思維，不僅適用于學術研究，同樣適用于我們的日常乃至政治生活。”

比較使人心胸開闊，游歷亦是如此。“看起來是打開外部世界，更多的也是在打開內在世界。”張輝說。腳步所至，皆是心之所向；行走的過程，也是不斷打破認知邊界、豐盈內心的過程。

倡導完整閱讀 構筑個人精神世界

于張輝而言，老師從來分兩種，一種是看得見的師者，言傳身教、指引前路；另一種是看不見的老師，那就是讀書和見聞。

談及當下的閱讀趨向，張輝沒有偏見，直言“不排斥網上閱讀，這些都是媒介”。他自己也會看電子書籍，“外文書籍的電子版本能放大字體，便于攜帶，方便很多。”“媒介是被冤枉的”，閱讀是個人行為，而媒介只是載體，關鍵還在使用者本身。

但在碎片化的時代，張輝還是格外倡導完整閱讀。這是他對自己、也對學生的“硬性要求”，提倡完整地讀，自始至終。常有讀者求閱讀建議，他總笑著說：“就是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地讀。”玩笑背后，是想告訴大家，完整閱讀是最笨的辦法，也是最聰明的方法，讀書，沒有捷徑可走。他常鼓勵學生，要研究某一個人，或者對某人感興趣，就盡量把他的作品徹底讀一遍。“比如想了解魯迅，不能只看他的雜文、小說，也要讀一讀他的日記，尤其是他給許廣平的情書：《兩地書》。”

當然，他也不否定淺閱讀的價值，“隨便翻翻也是好的，閱讀的形式本無高下，核心是自己能不能調整好，是要有意識地建立起自己系統的知識世界。”

面對“讀圖時代沖擊深度閱讀”的說法，他同樣不以為意。“讀圖也是需要技巧的，也需要訓練和熱愛。”他自己常花大半天時間看畫冊、聽音樂、習書法，直言這些“完全是另外的閱讀方式”。他也為年輕人正名，“其實我知道的，年輕人現在的閱讀量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少，只是說他們可能缺少完整的閱讀。”真正讓他難以接受的，是 “有些人做研究，看的凈是‘關于書的書’。研究文學的人，甚至已經不看作品，而是靠所謂‘理論’。”在他看來，讀原典還是最切要的。

張輝的興趣極為廣博，音樂、繪畫、書法、閱讀、寫作，都成為他學問路上的養分。談及愛好的由來，他說寫字是家傳，聽音樂是受朋友感染。而對音樂的熱愛，又與他的研究不期而遇。“我現在的很多研究關乎德國，一來是受馮至先生影響，另外跟聽音樂也有關系。”聽音樂時，他都要一遍又一遍地看“說明書”：“很多是德文寫的，看來看去德語也進步了。”

張輝認為人文學者的好處也在這里，所有的生命體驗和愛好都不會浪費。“人文學本身就要關心方方面面，而比較文學，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要打破壁壘式的學科分界。”

年少時，張輝的理想是做一名指揮家，“意外”成為教授。有一年在耶魯大學，他還買了根指揮棒，“就是想過個干癮。”張輝認為審美素養“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一個人的趣味之所在”。外界總將學者想象成“每天生活枯燥”的形象，他卻全然不覺，“盡管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坐在那兒看書、寫東西，但努力保持生命觸角的靈敏度。”

文學和藝術使我們“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

這份對游歷的理解，也融入了張輝對學生的培養與師生情誼的延展中。

“我有一個比較驕傲的做法，是每當畢業季都會組織在校和畢業的學生聚會。請在某個地方工作的學生做‘東道主’，負責做攻略、訂食宿，然后大家AA制。只要是我的學生，都可以來參加，也可以帶家屬。”張輝開心地說，笑得格外燦爛。師生同行，走進彼此的鄉土，在行走中交流思想、增進情誼，這份溫暖的傳承，是他與學生之間一種內在的靈魂聯系。

在學科高度分化的當下，他始終鼓勵自己和學生，“不要過于被學科限制，要嘗試著將觸角多向外延伸一點，盡可能把研究與生活聯系在一起，讀書的同時，經歷加體悟，思考就會深一層。”這也是他自身治學與生活的真實寫照。

談及自己的研究與游歷的結合，《尋找丟勒》的創作便是最好的例證。問及為何選擇研究丟勒，他笑言，這又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寫這本書，是想讓自己的研究再向前延伸一步：“因為我主要研究德國啟蒙這一段，借助丟勒這樣一位偉大的畫家，就可以將研究的時間線向前推一點。從另一個側面，能更好地理解啟蒙。當然我也‘崇拜’他，真是天才呀。”

為了寫作《尋找丟勒》，張輝重走了他的路。“不光是德國，我‘跟著他’去了比利時、意大利等國家，利用每次出國的機會，他走過哪兒我就走到哪兒，用收集到的材料寫了這本書。”

閱讀為游歷打下思想的基礎，也給閱讀帶來鮮活的體驗，二者相融，讓張輝的比較文學研究始終扎根在現實的世界中，而非囿于書齋的空想。在《如是我讀》的序言里，他摘引了《抽象的抒情》里的話，期待自己的寫作，也能如沈從文所期待的那樣：“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并坦言“通過這些文字，期望遇見更好的我，更好的你，更好的他，以及更好的世界。”

當被問及是否遇見了這些“更好的”時，他看著我的眼睛回答：“我是幸運的，我相信我遇到了。”語氣真誠而堅定。

這份幸運，藏在閱讀與游歷的每一個瞬間，藏在與大先生們的精神共鳴里，也藏在張輝對生活和世界的樂在其中之中。就像馮至先生在《十四行集》二十七首之二中所寫：“什么能從我們身上脫落，我們都讓它化作塵埃：我們安排我們在這時代，像秋日的樹木一棵棵，把樹葉和些過遲的花朵，都交給秋風，好舒開樹身，伸入嚴冬……”張輝始終相信：“人文學的意義就在于，使我們在這個世界擁有意思、意義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