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尚在讀研究生時，讀了一本關于畢加索的書。書中強調畢加索繪畫生涯中的每一次創新，都是以對他人的仿效為前提的。畢加索特別善于創新，在其一生的創作實踐中，藝術風格變幻莫測。每一次變化，都顯示著一種新的輝煌。而這首先是因為，畢加索特別善于仿效。畢加索也仿效世人皆知的名家。但畢加索更注重從那些不太為人看重的作品中吸取營養。畢加索的名畫《亞威農少女》，初問世時便驚世駭俗。畫面上共有五個女子形象。在完成了三個人物時，他在一個博物館的人種志展覽館里，發現了一組黑人雕塑。這些雕塑并非作為藝術品而是以人類學史料的身份出現的。但這些雕塑卻給畢加索以奇異的審美沖擊，他便仿效這些雕塑完成了畫面上另外兩個女子的形象，并因此開創了著名的立體主義畫派。讀了這本書，我對文藝創作中仿效與創新的關系，頗有些感想，便寫了篇文章《仿效與創新——畢加索的啟示》，發表在《讀書》雜志上。

那篇文章，以畢加索為例，主要談了兩點。一是仿效與創新并非對立沖突的關系。仿效孕育著創新，仿效激發著創新，仿效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創新。很多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創新，并非憑空實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沒有仿效就沒有創新。第二點想法是，仿效，真正意義上的仿效，是一種對自身潛能的喚醒。真正意義上的仿效，是對象身上的某種東西，吸引了自己，讓自己也想創造出同樣精彩甚至更為精彩的作品。而對象身上的那種東西之所以吸引了自己，是因為自己身上本也以沉睡的方式，或者以可能的方式存在著這種東西。而仿效那對象的過程，便是喚醒自身潛能的過程，便是把自身某種可能的潛能現實化的過程。

這當然不過是常識。初談這個常識時，我年未而立。沒想到，如今年過花甲，仍然覺得有必要重申這種文藝創作的常識。

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句話似乎被幾代人信奉過。信奉這句話，意味著認可文學的神圣性。我也曾是這句話的信奉者。我也曾認可文學的神圣性。后來，大概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有人出來嘲諷這種信念，有人出來解構對文學的神圣性認識。于是，作家成了碼字匠。作家與造酒的、制藥的、做保潔的，沒有什么差別，都不過是一種職業而已。現在的我，也能接受對文學之神圣性的否棄，也能認可文學創作不過是無數職業中的尋常一種。但是，任何正當的職業，雖不必有什么神圣性，卻必須有起碼的嚴肅性。任何一種正當的職業，都有其職業性尊嚴。這種嚴肅性，這種職業性尊嚴，是由其特有的職業倫理維護著的。從事一種職業的人，如果嚴守其職業倫理，這種職業的嚴肅性便會油然而生。從事一種職業的人，如果嚴守其職業倫理，就會自然讓人感受到那種職業的尊嚴。相反，如果從事一種職業的人，普遍地無視、踐踏其職業倫理，這種職業就會成為社會大眾眼中的笑話。

文學創作，作為眾多職業中的一種，當然也應有其起碼的嚴肅性，也應有自身的職業性尊嚴。這種嚴肅性，這種職業性尊嚴，也由其特有的職業倫理維護著。而仿效必須以創新為目的，便是其職業倫理之一。在仿效的基礎上力求創新，力求借助創新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是仿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之所在。創新可以是對仿效對象的超越。仿效某個對象卻又超越了這個對象，這當然是最理想的結果。但仿效帶來的創新，卻未必一定能超越那個仿效對象。仿效某個對象，雖沒有在總體上超越這個對象，卻有了新鮮的意味、新穎的意思、新奇的意義，這樣的仿效同樣是合理甚至必要的。唯有仿效某個對象，卻既沒有超越這個對象，也沒有有別于這個對象，而只是與這個對象一模一樣，那就是不合理、不必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許多因仿效而創新的佳話。周振甫《詩詞例話》一書中，把這種現象稱為“仿效和點化”。仿效本身應該就是一種“點化”，而點化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仿效某個對象卻比這對象“更具體，更豐富，創造出新的意境”；仿效某個對象卻比這對象“更深刻，更尖銳，更集中凝練，因而也更激動人心”，這是在仿效的同時進行了點化，也是在仿效的同時實現了創新。舉個例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盡人皆知的杜甫名句，但此語并非完全的獨創。《孟子》中有“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莩而不知發”，而后《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君之后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余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饜”。而后《淮南子》中有“貧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羆饜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杜甫表達的意思，早有前人多次表達過，某種意義上，杜甫不過是對前人的仿效。但是，前人說得不那么打動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云：“而一入少陵手，便覺驚心動魄，似從古未經人道者。”杜甫用十個字，把這意思表達得像是他第一次表達這意思。

“似從古未經人道”，只是“似”而已，并非真的從來沒有人表達過此意。你雖然仿效了前人，卻說得似乎是你第一次這樣說，這就是創新，就是超越。從事文學創作，應該虛心向他人學習，應該在仿效他人的基礎上，表達得“似從古未經人道者”。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