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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一空成為導演后，他的所有報道我都看過，他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撒了謊。我回憶自己也確實想過，他改行會不會和小馬有關，但當時很快就否定了。我覺得他做什么都不意外，他有這種天賦，生來就要創造點什么，只要他想做，他就好像都可以完成。就像當年中考，他落榜后消失了一年，離開太原，到他出生后被流放的那個小縣城復讀，次年竟真考上了重點高中。他帶我故地重游過，那個小縣城中間是條干枯的河道，縣城長在河道兩側，夾在兩山之間，狹長，早市特別熱鬧。他說過去那里是戰道，兵家必爭之地。他在補習教室掛了一條橫幅，寫著將軍趕路不打兔，班主任讓他們摒棄一切雜念，為了自己的目標全身心學習。他當時的目標是我所在的重點高中，后來是哈佛，再后來是成為一名導演。所以當我知道他想轉行時，我只是覺得一個將軍又要打響一場戰役，我不知道這場戰役的動機或許只是為了一只兔子。

孫一空繼續說，那之后我跟小馬再沒有見過面，我們只通過兩個電話。第一個是大半年后我打給她的。當時我正在上課，微信上忽然彈出一個掛號信息，我點開，顯示小馬名字，婦產科。我想起我們在一起時，有天晚上她忽然發燒，我用自己微信綁定了她的醫保卡，去附近醫院掛號陪她看病。我把手機放到一邊，我算了算跟小馬分開的時間，心想如果她有孩子了，也肯定不是我的。我猶豫要不要跟她說一聲，我已經把她的微信和手機號都刪了，綠風衣也扔了。微信上繼續彈出小馬的體檢報告，血常規，尿常規，凝血功能。我覺得這已經涉及隱私了，有必要和她通個電話。我翻出淘寶，在收貨地址一欄找到她的手機號，響了七聲后她接了。我問，在醫院呢？小馬說，你怎么知道？我說，恭喜。小馬沉默。我說，體檢報告發我手機上了，之前醫保沒解綁。小馬說，我說怎么用我手機號登不上去，害我在人工通道排隊呢，喜什么呀，前兩天大伯死了，走一個來一個，你怎么樣？我想了想說，還那樣，一個人，沒走也沒來。小馬說，我也還沒決定要不要。我沉默。小馬說，掛了吧，快到我了，一會兒發你驗證碼，你給我解綁一下。后來她沒發驗證碼，我也只是將電話號重新存進手機。最后一個電話是一年半后，當時我馬上要從進修班畢業。那次酒局上我認識了一個制片人，就是說為了華語電影的那個，那時候他已經“制片”了幾個電視劇，總被導演坑錢，于是決定要把制作的事搞清楚，為了不再被騙。畢業時每人都要拍攝一個短片。那個制片人是內蒙古的，但去內蒙古太遠，他決定去離北京最近的壩上草原拍，他邀請我去給他當導演助理，其實就是免費勞動力。當時我開著他的車從北京接上找他探班的女友去草原，女友也是戲里的女主角。車行駛在京承高速上，我電話響了，來電顯示是小馬。我的手機正連著車載藍牙放歌，因為跟制片人女友不熟，我只能通過放音樂緩解一下尷尬，如果這時接通小馬電話，她的聲音就會傳出。我只能掛了。但小馬又打過來。我再次掛斷。第三次打來時，我覺得不對勁，擔心她出事，就接了，小馬的哭聲從車載音響傳了出來。制片人的女友轉頭看我。我問，怎么了？小馬不說話，她一直在哭，哭聲像一條河，時而湍急時而平緩。我減速，把車停在高速應急車道，轉頭看制片人的女友。她善解人意地解開安全帶，下車站在應急車道抽煙。我等小馬哭完，心情平靜下來，輕聲說，你說，我聽著。小馬開始講述自己已經拿到紐約電影學院的offer，但前兩天辦美國簽證被拒了，她覺得自己又搞砸了，她覺得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我聽她講了很久，具體還講了什么我都已經忘了，高速上信號不好，時斷時續，她也不需要我聽清楚，她只是需要有個人聽。我問她，你還住百子灣嗎？小馬說，對。我說，你打開鞋柜。小馬說，怎么了。我說，你去。我聽到小馬腳步聲。我說，最下面有雙長筒靴，你買了以后就沒穿過的那雙，你拿出來。我聽到小馬笑了。她說，你什么時候放的？我說，不重要。我們在一起時喝酒喝得太兇，家里從來存不住酒，有了必會喝掉。有天她不在家，我買了一瓶葡萄酒藏在她靴子里，想著有天她能意外看到，算個驚喜，但我們分手后我就忘了這事。我看到車窗外制片人的女友裹緊衣服瑟瑟發抖。木塞離開酒瓶，砰的一聲。我聽到小馬問我，你在哪兒呢？我說，高速上。小馬說，那你開車吧，等你到地方再說。我到了目的地沒和小馬說，小馬也沒問我是否平安抵達。我們再沒說過一句話。

孫一空把酒瓶舉起，晃了晃，把最后一滴福根倒給我。

機場人漸漸變少，麥當勞服務員開始擦桌子，制造薯條的機器不再轟隆作響，應該是快要收攤下班。

孫一空說，我想徹底忘記她，我要進入新生活，我也確實那么做了。我在那戲的片場認識一個演員，對，就是和你吃飯那個。我當時是真想好好開始一段新關系，我們試著約會，在約會前互相坦白了各自的經歷，我們發誓都已經處理好各自的前史，我們要開始一個新劇本，一個新故事。她租的房子，室友搬走了，我想和她同居，分擔一半房租。那時候我把設備器材店讓舅舅交給別人打理了，專心寫自己的劇本。有天晚上我們因為一點小事吵架，很簡單，就是我覺得她簡歷上不應該寫那么多作品，只留下一兩部重要的就夠了，這樣導演才會覺得她珍惜羽毛，寫一堆大大小小的配角會顯得很廉價。她問我是不是覺得她也很廉價。我氣昏了頭，提高音量，她被嚇哭了，我覺得自己很過分，朝自己扇了一巴掌，我想盡快結束這種莫名其妙的爭吵。我們重新抱在一起。這時門鈴響了，我打開門，一個男孩沖進來揪住我領子，我蒙了，我女友出來也愣住了。那男孩看著也像個演員，是古裝戲里演皇帝的那種帝王長相。你敢信嗎？我們吵架的時候，我女友手機不小心點開她前男友微信，撥通了語音電話，也就是我們全程吵架聲被她前男友聽到了，他以為那女孩在向他求救。我相信這是個意外，但顯然他們近期還在聯系。我女友把那男孩推出門，解釋這一切，還讓“皇帝”向我道歉，“皇帝”覺得女友被我洗腦了，在樓道里一頓嚷嚷。我看著樓道里的他倆，突然一下子不行了。我知道這聽起來特蠢，我好像看到了當年突然去北京找小馬的自己，我成了當時小馬的男同學，我女友成了小馬。我推開門，把“皇帝”和女友叫屋里，我說你們在里面聊，我出去。我下樓買煙，我發現我其實對女友撒謊了，我沒處理完我的前史。我后來從那兒搬走了，我覺得我還不適合進入一段關系。小馬始終據守我內心版圖的一塊地方，我試圖奪回來但潰不成軍。小馬是我的“尼布楚條約”，她獨立，她消失，她變成一塊飛地，變成一種持續的在場，或者說是持續的不在場，比任何在場都旗幟鮮明的不在場。我不看韓國電影，不吃部隊鍋，不喝燒酒，但我無法不去想她。她為什么不去愛丁堡改去紐約了？她有沒有留下那個孩子？她愛沒愛過我，或者說我到底有沒有被愛過，哪怕一分鐘？我想不通。除了小馬，我對Z的想象更龐大，更復雜。小馬能拿到紐約電影學院offer，是不是因為Z給她寫了推薦信？他們還在一起嗎？Z是不是孩子的父親？我列了一個表，無論從外形還是其他任何方面，我都比不上Z，只有一點領先，我年輕啊，正常情況下我能活更久。我幻想我活到五十歲他肯定死了。我失眠時會想小馬是否會對Z提起我，就像對我提起Z一樣。起初我希望她會，但后來又祈求千萬不要，我怕自己成為他們愛情的佐料，成為Z的素材。當我終于成為導演時，我發現我特恨導演這倆字，它讓我應激似的想起Z，好像我們不得不在同一個屋檐下躲雨。但我又很想了解他。我對Z的興趣大過電影史上任何導演，無論他們領導了哪次電影浪潮，都不如Z在我心中分量重。在進修班，我比任何人刻苦，沒人知道我心里住著一個對手，一個遙不可及的對手。結業后，班上沒人真想當導演，電視劇槍手繼續當槍手，大廠綜藝導演繼續干綜藝。我想當導演，我想成為比Z更好的導演。

孫一空把杯中酒喝完，說，出去冒一根吧。

我們走到室外，夜風撲面而來，把機場里那種臨別的憋悶感一掃而光，我們像兩條從水底冒出頭的魚，大口呼吸新鮮空氣。我終于體會到冒一根這個“冒”字的妙處。我們走到吸煙區找打火機，連摁幾個都打不出火。孫一空勉強找到一個能吐出微弱火苗的，湊近臉，把衣服撐開，遮住火機，像要把它塞進內兜，接著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衣服。透過縫隙，我看到火光和酒后他臉上泛起的紅暈像兩種顏料調和在一起，他終于把煙點著了。

孫一空說，早知道剛才就應該把打火機揣兜里，當時還想著給其他人用呢，人他媽的就是不能太考慮別人。

孫一空把我那根也拿去，讓我靠近幫他擋風，用自己那根點燃我那根。

煙盒是黑色的，中間一大片綠，每支煙的過濾嘴位置上有個綠點。中學時代，傍晚我們打完球，總會在學校對面便利店喝兩個綠瓶太鋼汽水再回家，后來我從紐約回到北京，還會堅持約孫一空打球，我們常去奧體公園室外的球場，買兩張票，進去和人湊撥打。我還是負責外線三分，孫一空再也不往里突破了，他說怕受傷，也總在外面飄著投三分，但偶爾被老大爺打急眼了還是會持球往里沖，像拿把劍要殺個你死我活。打球間隙，我會去買兩瓶寶礦力，我倆湊在一起喝，像當年喝太鋼汽水一樣。后來我從北京帶著妻子和女兒去上海后，再沒跟孫一空打過球了。我們現在抽煙，也像當年一樣湊得很近，只是屁股下沒有了自行車，我們像被困在機場。

我問，最近打球了嗎？

孫一空說，不打了，偶爾打打臺球。

孫一空臺球打得很好，初中在外面混的時候就喜歡打，那時我只會大力出奇跡，但孫一空說大力出不了奇跡，大力只會出愚蠢。高中時我送過孫一空一個生日禮物，是一根球桿，孫一空后來跟小馬好了后拿著那根球桿去征戰過。我一直記得他說，打臺球的技巧就是要感覺擊球的瞬間，好像球桿穿過了球。

過去穿過了我。

孫一空說，現在臺球打得也少了，腰不行，一彎就疼。我在韓國看電視，體育頻道放臺球比賽，我第一次見那種臺球桌，沒洞口，桌面三個球，一白一藍一黃，兩個臺球手依次擊球。我搞不清楚規則，查了一下才知道，那叫開倫臺球，法國人發明的，不知怎么在韓國特流行。它考驗的不是進攻也不是防守，是球員的控球能力，三個球，兩個選手各選一個做母球，用母球擊中另一顆球，至少碰三庫，再碰另一顆球，只要碰到就算得分，只要得分就能繼續擊球。三庫是最簡單的了，這玩意兒在韓國很火，咱國內那種球桌在首爾很少見，有的話，也都是中國人玩，剩下的全是開倫臺球那種球桌。

我在聽孫一空說，又像沒在聽。

我很少這個時間還在機場，對我來說機場就像旅館，總要有個目的，不是來就是走。我很少像現在這樣毫無目的地漫游，也從沒有在深夜仔細觀察過機場。它巨大的金屬結構融在夜色里，像被留在這里多年的不明飛行器，我們站在下面好像隨時會被它吸走。我看著孫一空，他老了，他眼角出現皺紋，笑起來鼻翼兩側像被人砍了兩刀。我拿出手機，查到穿過航站樓就有一家酒店，一晚上五百，我覺得應該給他訂個房間。

孫一空說，腰疼了，麥當勞下面那層有個按摩的，我們去按摩吧。

孫一空掐滅煙，一粒火星飛出，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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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青年文學》2026年第3期“小說”，責任編輯：耿鴻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