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9日，一場名為“傲骨梅香——梅蘭芳的抗戰歲月”的主題展覽在護國寺9號，這個梅蘭芳曾經居住過的小院開幕了。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通過展示梅蘭芳這樣一位享譽世界的表演藝術大師在抗戰時期的真實經歷，帶領大家回到那個狼煙烽火的年代。筆者有幸承擔了展覽策劃的工作，在遴選展品的過程中，通過一件件梅蘭芳先生的舊藏實物，那個課本中蓄須明志的梅蘭芳似乎變得更加鮮活了。一件件展品背后的故事，為我們展現出了梅蘭芳在抗戰時期中生活的點點滴滴，在日常中見非常，在平凡中寓偉大。

醒世：舞臺之上的戰斗

梅蘭芳紀念館所藏眾多戲服中有兩件顯得對比十分強烈，一件是《抗金兵》所用的斗篷，一件是《生死恨》所用之富貴衣。

《抗金兵》的斗篷是正紅色的，上面除刺繡外還點綴著鉚釘樣式的廣片，使得這件原本是用來保暖的日常服飾有了英氣，正紅的顏色也正像戰場上擂鼓的梁紅玉一樣，充滿了生命力，熱烈并富有力量。《生死恨》的富貴衣則是另一種風格。富貴衣雖名為“富貴”實則又被稱為“窮衣”，是角色在窮困潦倒時穿的服裝。其形制為青（黑色）褶子，在衣身四周縫制上彩色的補丁塊。在京昆劇目中窮生行穿富貴衣的很多，在京劇《金玉奴》《連升店》《打侄上墳》、昆曲《繡襦記》等劇目中都能見到。京劇的老生行當在一些特定情境中也穿富貴衣，如《贈綈袍》《魚腸劍》等。而旦角穿富貴衣則是從《生死恨》的韓玉娘起，后來在程硯秋排演的《荒山淚》中，主人公張慧珠在走投無路之時穿的也是富貴衣。而與生行富貴衣“日后必定富貴”的美好寓意不同，旦角一旦穿上了這富貴衣，便是真到了窮困潦倒的境地。這一黑一紅兩件戲衣仿佛也映照著梅蘭芳寓居上海的這段歲月。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為遠離戰火，梅蘭芳決定全家移居上海。然而，對自小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的梅蘭芳來說，年近四十，離開故土，內心怎能沒有波瀾？于是，舞臺上的梅蘭芳做出了自己的表達。《抗金兵》（1933年首演）、《生死恨》（1934年首演）的上演，一時間震動申江，群情激蕩。對于《抗金兵》《生死恨》這兩出戲的創作緣起，他是這樣說的：“東北淪陷于敵人之手，平津一帶也天天在被吞并的危險中，我覺得住在北平不安全，就搬家到上海，在上海我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兩出戲，把一些愛祖國、愛民族的意義編進戲里，想借此表達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

“挽繡甲跨馬提刀，女天魔，下九霄；只看俺威風殺氣戰這遭。”“嘗膽臥薪權忍受，從來強項不低頭。”梅蘭芳以古喻今，借梁紅玉、韓玉娘這兩位心懷家國的主人公之口，激勵軍民抗戰的信心，控訴戰爭的罪惡。這兩出劇目的上演贏得了觀眾的歡迎，卻激怒了當局。當時的上海社會局以“非常時期劇目未經批準”為借口不準上演。梅蘭芳只得轉戰南京，頂著壓力繼續上演這些愛國劇目。這次的展覽還展出了《抗金兵》《生死恨》首演時的戲單，如今我們還能看到《抗金兵》首演之前《申報》上的廣告，上面一行“于本劇在救國意義上，貢獻之遠大，描寫之深刻，則請諸君臨場一觀，必當慷慨激發”，現今讀起來依然令人感到心潮澎湃。

作為演員，梅蘭芳深知自己能為國家做的事十分有限，但他卻不輕易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以自己的方式抒發為國為民的一腔熱忱。一紅一黑兩件戲衣，讓我們仿佛看到彼時的時局和時局中的梅蘭芳，仿佛看到在一片漆黑的迷霧中，那顆有力跳動的愛國之心。

抗爭：可貴的靜默

梅蘭芳“蓄須明志”的事跡自被編入小學語文教材，便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一次節目的錄制中，有一名小學生問我：“梅蘭芳是男人，為什么他留了胡子有這么大的意義呢？”這讓我意識到關于“蓄須明志”的故事，仍有新講的必要。這次的展覽，我們用了“靜默”一詞來概括他歇歌罷舞、告別舞臺的這段日子。因為“靜默”恰好與舞臺上的喧囂形成了對照，而這段日子中的梅蘭芳，真的只是不發聲嗎？不！靜默之下的暗流涌動，才是離開舞臺的梅蘭芳生活中的真實寫照。

這段故事，要從一封書信開始講起。1937年12月3日，梅蘭芳的好友馮耿光自香港寄給梅蘭芳一封書信，信中提及：“聞彼方在上海每日排演新戲，層出不窮。我現在最憂慮的就是萬一來一出‘慶功宴’，請您出來串一串，那就麻煩了。所以我替您想，第一步不見生人，有人打電話來問，就回他說您到了南洋或香港，回了。第二步最好同吳先生來此游玩一兩個月（旅費不成問題，我可替您另外設法）。第三步計劃搬家。”馮耿光是梅蘭芳“梅黨”的核心成員，曾任中國銀行總裁，被稱作梅蘭芳的“錢袋子”。這封信讓我們看到了馮耿光作為梅蘭芳摯友的高光時刻。對于局勢的判斷，馮耿光的職業使得他比梅蘭芳具有更高的政治敏感度。對于他提出的旅居香港的建議，梅蘭芳立即便著手籌備。1938年，梅蘭芳借演出之機赴香港長住，這一住就是四年的時間。

不過剛到香港演出，一件“血案”就讓梅蘭芳更加清醒地認清了局勢。據梅蘭芳的兒子梅紹武回憶：“馮老伯那次為我父親聯系赴港演出，得罪了上海一個流氓頭子，就在父親演出期間，有一天他在散場后走出劇場，遭到那人在香港的一個徒弟用棍棒猛擊頭部的暗算，幸好有過路行人上前營救才未遭毒手。他從地上爬起來，滿臉是血，匆匆走到劇場后臺化妝室，真把父親嚇了一跳。馮老后來經醫師治療了好幾個月才脫離危險，父親由此更加認清上海惡勢力已經蔓延到港埠，處處需加警惕。”正因如此，梅蘭芳在香港的演出結束后，便開始了深居簡出的日子。

不過，初到香港的日子還是閑適的，沒有了繁重的舞臺演出，夫人福芝芳在暑期也會帶著四個孩子來香港團聚。香港淺水灣的海濱還留下了一家人歡快的笑臉。梅蘭芳還可以時不時跟球友們約一場羽毛球，甚至是在朋友許源來到住處做客時，還可以緊閉門窗，和著笛唱上一兩段昆曲，以保持嗓音。

回憶起這段日子時，梅蘭芳說：“諸君也許想象得到，對于一個演戲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年齡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樣大的損失，這損失是永遠無法補償的。在過去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胡子，咬緊牙關，平靜而沉悶地生活著，一想到這個問題，我就覺得這戰爭使我衰老了許多……”這次展覽首次展出了一張梅蘭芳在香港干德道8號寓所讀書的照片，他靠在窗邊，手里捧著圖書，窗外的光亮與室內的昏暗形成鮮明對比，這又何嘗不是他心情的寫照呢？

1941年，日軍圍攻香港18天，英軍投降。據梅蘭芳的兒子梅紹武回憶：“我們家附近居住的英美僑民一夜之間被勒令進入集中營。”香港的氣氛變得越來越恐怖，一向愛好整潔的梅蘭芳仍保持著每日清晨刮臉的習慣，但因已看出自己難逃虎口，便不再剃唇髭了。面對孩子的疑惑，梅蘭芳答道：“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如果來了，還能強迫我演戲嗎？”他轉而對秘書和摯友馮耿光說道：“別瞧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有用處。日本人假定蠻不講理，硬要我出來唱戲，那末，坐牢、殺頭，也只好由他。如果他們還懂得一點禮貌，這塊擋箭牌，就多少能起點作用。”這一年，梅蘭芳剛剛47歲，正是在舞臺上最爐火純青的年齡。

任何一位從事其他職業的男士蓄須，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對于唱旦角、要在舞臺上扮演女性角色的梅蘭芳來說，這個舉動就太不尋常了。為了舞臺形象的美觀，讓唇周干凈，早年間梅蘭芳是用鑷子一根根地拔胡子，有一次沒有處理好，拔后人中處長了一個疔瘡，險釀大禍。因此，“留胡子”對于旦行演員來說是大忌，一旦蓄須，無異于向世界宣告退出舞臺。也正是因此，有“伶王”之譽的梅蘭芳留了胡子才會在當時社會引起那么大的震動。

據日本劇評家尾崎宏次回憶，1938年他剛任職于《東京都報》文化部不久，當時會舉辦一些內部報告會，將一些無法刊登而又是事實的前線消息傳達給各部記者。其中就有一條是梅蘭芳蓄須，拒絕松井石根大將想看表演的要求的消息。松井石根是當時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又是日軍攻占南京時的最高指揮官，被認定為對南京大屠殺事件負責的最高直接責任者。面對如此窮兇極惡的敵人，梅蘭芳的拒絕重如泰山。對此，尾崎宏次評價：“這位名角的唇髭顯然是抗議戰爭的鮮明標志……留胡子一事決不那么簡單。這里面包含著一位偉大藝術家的思想境界。我們應當理解到這一點才對。”

而在另一個層面上，蓄須的梅蘭芳是無法未卜先知，預料戰爭何時結束的，這使他這個斷送職業生涯的決定顯得更加可貴。在這次展覽中還展出了四張梅蘭芳收藏的抗戰時期的戰爭形勢圖剪報，這個時期的同類剪報梅蘭芳紀念館收藏有一冊，共計31張。這些剪報為我們展示了梅蘭芳在這段時間里的一個生活側面，他也同萬千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百姓一樣，只能靠著報紙、廣播里的消息來預測自己的命運。豐子愷著文：“梅先生以唱戲為職業，靠青衣生活。那么蓄須便是自己摔破飯碗，不顧生活。為甚么如此呢？為了愛國。茫茫青史，為了愛國而摔破飯碗，不顧生活者。有幾人歟？假定當時有個未卜先知的仙人，預先通知梅先生：1945年8月日寇一定屈膝投降，于是梅先生蓄須抗戰，忍受暫時困苦，以博愛國榮名。那么我今天也不寫這篇文章了。”

在豐子愷眼里，梅蘭芳的胡須“不是胡須，這是英雄的俠骨”。

不渝：妙筆繪壯志

1942年7月，梅蘭芳終于輾轉回到上海與家人團聚。然而，砸了飯碗的日子是并不好過的，不登臺的梅蘭芳斷絕了收入來源，只能靠著家底過活。戰爭中的日子，大家都不好過，除了要養活一家子人，一些親朋故友和梅劇團的同僚也要靠梅蘭芳的接濟。

香港淪陷之后，在梅蘭芳寓所避難的朋友再算上自家人有十幾口，但彼時已經很難下山采購糧菜，十幾口人只能靠家里的存糧和罐頭過活。于是，飲食上實行嚴格的分配制，由梅蘭芳來分配。最拮據的時候，每人只能盛一碗飯，配一塊咸魚果腹。齊如山的次子齊煐當時全家住在九龍，來看望梅蘭芳的時候談起家里缺糧的事，梅蘭芳就叫他多來幾趟，“每次裝一手提籃米帶回去湊合度日”。在情況還沒有這么危急時，梅紹武回憶，梅蘭芳經常帶葆琛、紹武兄弟倆光顧灣仔的一家很不起眼的“福祿壽”中餐館。原本梅紹武只覺得這是父親懷念離別多年的北京城了，后來他才知道這是兩位藝術界的進步人士張正宇、張光宇開的飯店，拮據中的梅蘭芳還不忘盡己之力支持進步的戲劇人士。

此次展覽中還展出了一封梅蘭芳弟子楊畹農給梅蘭芳的書信，據考證，這封信應該是寫于1943年11月25日，彼時梅蘭芳已經歷經坎坷回到上海居住，但信中的內容卻為我們鉤沉了許多驚心動魄的往事。

首先信中提到了小說家張恨水對梅蘭芳的一個評價：“過了幾天，張恨水又在報上發表一篇文字，對于您送兒子到內地來求學大為欽佩，認為是一個偉大的舉動！”張恨水所說的“送兒子到內地來求學”指的是1942年春，梅蘭芳將兩個兒子化名為紹斯（梅葆琛，諧音小四）、紹武（原名梅葆珍，諧音小五）送往內地（貴陽、重慶）念書的事情。筆者找到了當時報刊上張恨水發表的原文：

梅氏年來的經濟實力，雖然不大好，但送兒子到美國去讀書的能力，大概是有的。而況他還有不少美國朋友，與在美的中國朋友，可以幫助。可是他不這樣辦，他卻把兒子送到抗戰司令臺畔來。有錢的人，在抗戰司令臺畔住著呢，他們還打算把兒子送出去，他夫妻倆卻把兒子送進來。這一點，證明他對祖國有著深摯的懷念。

許多無留學之必要的人，都在做那“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夢，他們實在不如這一對唱老戲的男女。

要知道，20世紀20年代，張恨水曾在小說《春明外史》中借書人物之口很刻薄地講：“南方人把梅蘭芳當著天仙看，大概也是把天津爐子當寶貝一樣了。”而梅蘭芳終以人格品行征服了張恨水。

然而坐吃山空總不是辦法，回到上海之后的梅蘭芳，杜門謝客，經濟情況漸入困境，梅紹武曾回憶一件事：“記得有一年除夕，我的外婆尋找一個每逢過節都要取出來使用的古瓷大碗，好跟孫輩們擲擲骰子玩，卻遍尋不到，父親悄悄對她說：‘老太太，別找了，早就拿它換米了！’”豐子愷也曾著文記述過梅蘭芳蓄須時期的拮據：“這時候他的房東正在對他下逐客令，須得幾根金條方可續租。他慨然地對我說：‘我唱戲掙來的錢，哪里有幾根金條呢！’”

于是原本作為愛好消遣的繪畫便在此時不得不成了梅蘭芳貼補家用的手段，其中雖有很多無奈，但梅蘭芳依舊秉持著十分認真負責的態度。當有人勸他賣畫時，他說：“我的畫是玩票性質，現在要下海，就非下苦功不可。”這段時間，梅蘭芳常常要利用午夜時間作畫，而當時幾乎每天有空襲警報，夜十點鐘起停止供電，他便買了一盞鐵錨牌汽油燈，拉緊窗簾，徹夜作畫。梅蘭芳言道：“我當年演戲找到竅門后，戲癮更大，現在學畫有了些門徑，就有小兒得餅之樂。”后來，梅蘭芳右手大拇指上留了一道疤，是一次夜間在給煤氣燈加氣的過程中火苗躥出燙傷的，梅蘭芳笑稱：“這就是我當年畫畫的成績。”

這次展覽精選了五幅梅蘭芳這個時期的不同題材的畫作。有嫻靜的觀音像，有頗具氣勢的蒼鷹圖，有富于閑趣的秋花蟋蟀圖，還有他常作的羅漢像。其中最被稱道的是一幅松柏圖，繪于1944年，梅蘭芳借前人詩句表自己心聲，在畫上題寫：“豈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

除此之外，本次展覽還展出了一幅梅蘭芳的“非典型”畫作，是梅蘭芳親手繪制的一個火柴盒寫真畫。1941年春，隱居香港期間，梅蘭芳受“利舞臺”之托，向卓別林爭取《大獨裁者》在中國的首映權。據梅葆琛、梅紹武回憶，該片在港上映期間，梅蘭芳七次步入劇場欣賞，十分鐘情于該片，他的喜愛甚至延伸到了收藏“周邊”的程度。據記載，當時隨影票附贈一火柴盒，盒上有卓別林親自設計的漫畫，是卓別林先生扮演的大獨裁者希特勒在玩弄地球儀。盒中的火柴都制成炸彈狀，磷面正好連接到希特勒的屁股外。梅蘭芳非常喜歡這個設計，于是親筆繪制了這幅寫真畫。

再綻：重見梅蘭芳

據梅蘭芳的秘書許姬傳回憶，梅蘭芳以一種十分有舞臺感的方式結束了他的蓄須生活：“當日本帝國主義投降那一天，幾位朋友到了馬斯南路梅先生的寓所客廳里，梅先生從樓上下來，拉開客廳門，手里拿著一把折扇遮住半個臉。吳震修先生笑著說：‘你應該找個理發師來剃胡子了吧！’梅先生把扇子往下一撤，露出八年前的本來面目，灰色的西裝，絳紅的領帶，襯衫、皮鞋、襪子都是新的。他笑著對大家說：‘今天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首先剃干凈胡子，從頭到腳換上了八年來沒有穿過的新衣新鞋，我今天比小孩子過新年還要高興。’梅先生平常為了保養嗓子，說話的聲音是柔和偏低的，這一天卻提高了調門，而且笑出了聲，50歲的中年人，竟笑得和青年人那么天真。”

后來梅蘭芳在《文匯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登臺雜感》，在里面他動情地寫道：“我自己有一個決定：勝利以前我決不唱戲。勝利以后，我又有一個新的決定，必須把第一次登臺的義務獻給祖國。”此次展覽中我們找到了很多梅蘭芳珍藏的剪報、手稿和書信，這些實物為我們展現了當時社會各界“重見梅蘭芳”的反應。

梅蘭芳的弟子李世芳在信中寫道：“您（梅蘭芳）演戲的消息北平早已傳遍了，報上都登著您演出的成績，就是在我的想象中也一定是非常好，您又是八年未演戲了，所以這天就可以說在我們中國國劇歷史上占有最光榮的一頁。在那天的早晨我真恨自己沒有生翅膀，否則當天定要飛去參加這個盛典！”梅蘭芳的好友、同為四大名旦的尚小云在信中寫道：“我兄二次出山，勝過昔年，可謂老當益壯。我們天天聽無線電，聞其音韻也不亞于當年。”一件郎雷佩芝在1946年新年時寫下的手稿則揭示了梅蘭芳這次復出演出幕后的困難，同時也表達了其對梅蘭芳演出昆曲的稱贊：“敵偽時，杜門息影，隱居海濱，時論高之，此次重登藝壇，以琴師羈燕，純用昆曲節奏，茍非博士修卷有素，詎能一拍即合，是亦提倡風雅，愛護國粹之志。”豫劇作家樊粹庭在文章中寫道：“我在封至模先生處見到一張照片，像中的梅先生留著小胡子，這真是奇聞，唱旦角的會留胡子！至模告訴我，他為了不愿在日寇的鐵蹄下唱祖國的戲曲，所以留須以示抗議。他的藝術造詣，早就為人心折，看了照片以后，他這種愛國精神和民族節操，就更令人景仰了。”

豐子愷則是在當時把梅蘭芳蓄須的照片“懸之齋壁，遙祝他的健康”。最令人感動的是作家李健吾刊載在《正言報》上的一段話：“謝天謝地，梅蘭芳先生還在！他活著！尤其可珍貴的是，他的名譽活著。這位民族的藝術家，在百廢待興的今日，還是我們民族的。”

本應在舞臺上光彩奪目的梅蘭芳用沉默來表達對于侵略者的抗爭，而當侵略者被驅逐，勝利到來之時，他義無反顧地返回他熱愛的舞臺，用他最擅長的方式跟全國的百姓共同慶祝這場勝利。面對大家的溢美之詞，梅蘭芳謙虛地表示：“這幾年來您們對我的鼓勵太大了。”而對于他自砸飯碗，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蓄須的做法，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至于愛國心，我想每一個人都是有的罷？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戲劇藝術上還有多少成就，那么這成就應該屬于國家的，平時我有權利靠這點技藝維持生活，來發展我的事業；可是在戰時，在跟我們祖國站在敵對地位的場合底下，我沒有權利隨便喪失民族的尊嚴，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的信念，也可以說是一個國民最低限度應有的信念。”

抗戰的這段歲月表面上看在梅蘭芳的人生中算是最為沉寂的時光，可當我們了解了更多之中的故事，看到更多見證著歷史的實物，我們越發看清了這段歲月是梅蘭芳一生中無與倫比的高光時刻。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藝術成就他的偉大，可僅僅是藝術還不夠，藝術的造詣決定了他能到達的高度，而節操、品行才能決定他被人民記得多久。梅蘭芳的抗戰歲月告訴我們，守護國家，守護中華民族的尊嚴，需要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也需要億萬普通人，或許像梅蘭芳這樣在危難時做出無愧于祖國、無愧于民族的選擇，我們每個人也都可能成為守護祖國的英雄。

[本項目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梅蘭芳綴玉軒藏‘中國戲劇圖案’（1930）校釋與傳播價值研究”課題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24BB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