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表決通過，自7月1日起施行。作為新時代民族工作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這部法律的出臺，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實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堅實法治保障。它以制度之力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攜手奮進的共識，也為民族文藝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指明了方向。本期“民族文藝”專刊特邀請石一寧、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尼瑪潘多、馬金蓮4位作家、評論家撰寫文章，共話新時代民族文學如何講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人故事，以精品力作匯聚起促進民族團結、推進強國建設的磅礴力量。

——編 者

心近了，精神的家園就堅固了

□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哈薩克族）

文學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載體，它為維系人們的情感而生，為凝聚人們的精神共鳴而存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共同的情感依托和精神傳承，就難以凝聚起強大力量。當今世界正經(jīng)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族兒女齊心協(xié)力為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而不懈努力，在這一進程中，文學承擔的責任及其發(fā)揮的作用極為重大。創(chuàng)作者憑借一個人、一顆心、一雙手、一對眼睛，面對一張稿紙、一塊屏幕，寫下的文字無聲無息，卻印刻著一片地域、一個民族對時代的觀照和關懷，承載著對故土的眷戀、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家國情懷的堅守、對艱苦磨礪的承受和對手足情誼的精心守護。無論是只有幾行字的詩歌，還是洋洋灑灑數(shù)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抑或上千萬字的網(wǎng)絡小說，都是如此。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qū)，新疆文學是多民族文學。一名創(chuàng)作者可能會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行創(chuàng)作，也可能會用民族語言來寫作，但無論寫作方式如何，一定離不開中國人的生活，離不開對時代的共同認知。如果在這一點上發(fā)生偏離，一定會給各民族共有的情感家園帶來傷害。

文學助力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首先在于能否通過共同的記憶和體驗來凝聚人心。新疆作家周濤筆下的天山、駿馬、牧人、荒野，是邊疆圖景，也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山河人文記憶。他的作品能讓生活在中華大地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們，在祖國的西北邊疆，在“天馬”的故鄉(xiāng)和故事里，看見自己的根。

其次，在于用共通的情感搭建理解之橋。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成為共同體，不是因為大家都長得一模一樣，而是因為我們能夠共情彼此的命運。比如，寫伊犁昭蘇的一匹頭馬如何守護家園，寫它的野性與馴服、自由與責任、剛烈與溫柔，讀者都能明白。其中情感的文學轉化，不分民族、不分語言，更不在于說教，只為讓人動心、走心。人們的心近了，精神的家園就堅固了。

第三，在于用共同的精神氣質鑄造共同的魂。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里，一直有這幾樣東西——堅韌，再難也不垮；包容，存異也能同行；信義，一言既出，生死相隨；敬畏，對天地、對生命、對故土，抱有赤誠。周濤寫一群馬的奔跑與守護，寫牧馬人的沉默與力量，寫人、馬、大地之間宿命的相連，就是在寫中國人骨子里的硬氣、義氣、和氣和底氣。

文學不能建造房屋，卻能安放靈魂。

回到寫作本身，對共同情感的書寫、對共同精神的架構和營造，就是要用文字的方式，實實在在地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新疆的“三山兩盆”、沙漠綠洲，寫昆侖天山不計其數(shù)的雪山達坂、高山草甸，寫南疆人、北疆人，寫牛、寫羊，寫胡楊樹、白楊樹、庭院哨卡，寫貫穿天山的高架橋、長隧道、“一帶一路”，無不是寫中國大地和中國人，寫中國人的生命體驗，寫中國人的情義與風骨，用中國式的含蓄記錄生活——我們共有一片山河、共有一個家、共有一種精神。所以，寫好那些觸動“我”、感動“我”、溫暖“我”的人和事，著眼于我們共同的空間、文化、經(jīng)濟、社會、心理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與現(xiàn)實，從整體性視角出發(fā)，切入一名老者、一位母親、一家鄰居、一個路人，抑或一只鳥、幾匹馬，關注他們的眼神、動作、默契、溫柔，寫他們的相互守護，把共居共學、共建共享、共事共樂的情感轉化為文字，就是新時代的好文學。

新疆多民族文學，一定會成為傳遞民族溫情的生動載體和具體實踐，將中華民族共同體轉化為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故事，讓理念不再懸浮于紙面，而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情感記憶中生根。我堅信，新疆多民族文學作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力量，一定會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探求個人、民族與國家的共生共存之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法律的剛性確立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時代主線，將民族團結從道德倡導上升為法治要求。法律的生命力不僅在于條文的嚴謹，更在于蘊含其中可感可觸的民生溫度。在科技飛速發(fā)展、信息紛繁復雜，各種思想、價值觀激烈碰撞的今天，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頒布施行，必將為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動中華民族走向更加團結繁榮的未來，并為作為中國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文學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帶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系新疆作協(xié)副主席）

文學呈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個維度

□石一寧（壯族）

中國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文學既是多民族文學，也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文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重要內(nèi)涵，也是新時代對中國文學的呼喚，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歷史使命與責任擔當。將要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鮮明倡導，為新時代中國文學打開了新思維、擴展了新視野、開示了新境界。

文學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呈現(xiàn)，我認為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

一是歷史的維度。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觀照下的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意味著一種新的視角，視角的變化則意味著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新的發(fā)現(xiàn)和理解，甚至可能導致對歷史整體的重新思考。歷史內(nèi)涵的陌生化和新發(fā)現(xiàn)，將使歷史變得更為多層和深厚，而這將大概率催生一種新的歷史敘述。

創(chuàng)作視角的嬗變包括歷史“量器”的增大。關于一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如果分別從歷史的短時段（其中亦存在民族矛盾和分歧）和長時段（各族人民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來思索和衡量的話，其結論可能有所差異甚至大相徑庭。因為在短時段中涌現(xiàn)的人物和發(fā)生的事件，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關于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亦更多地受短時段的現(xiàn)實、情緒、輿論氛圍等的影響和局限。而體現(xiàn)著歷史運動方向和趨勢的長時段中的人物和事件，已更多地脫去其偶然性和情緒性，而具有一種更為恒定和理性的認識價值。一些以往存在爭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或許能夠因此而定分止爭；一些不曾受到更多關注的人物和事件，或許因此亮相于新的歷史敘述。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啟引下，面對共同開拓祖國遼闊疆域、締造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書寫輝煌中國歷史、創(chuàng)造燦爛中華文化和培育偉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大歷史，面對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jīng)濟相依、情感相親的命運共同體的家國大情懷，文學的歷史敘述應該也必然會相應地生發(fā)新的面貌。

二是現(xiàn)實的維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源于久遠的歷史，但從其理論形態(tài)來說是一種伴隨現(xiàn)代化進程而不斷強化的現(xiàn)代意識。在現(xiàn)實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中，尤其更應灌注這一現(xiàn)代意識。理論來自實踐，現(xiàn)代理論來自對現(xiàn)實實踐的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當代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也是中華民族當代情感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根本寄托。56個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施行、堅持和完善，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也不能少”的民族生活圖景，為現(xiàn)實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鮮的靈感、豐富的素材、濃郁的特色和厚重的內(nèi)涵。現(xiàn)實題材創(chuàng)作的民族性，同時也銜接著歷史，因為民族性是歷史地形成的；民族性的另一端，則伸向未來、伸向世界，如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chǎn)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成了公共的財產(chǎn)，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民族性的最終走向，是普遍的人類性，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引領下的現(xiàn)實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追求時代精神、民族精神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共融，應是值得提倡和期待的。

三是審美的維度。文學是以審美的方式存在的，是一種審美形態(tài)。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呈現(xiàn)，無論是歷史還是現(xiàn)實題材創(chuàng)作，都離不開審美的表現(xiàn)、提煉與升華。孔子說詩“可以群”（《論語·陽貨》），曹丕說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固然是看到了詩文對于凝聚人民和國家的功用，但又何嘗不是對文學審美力量的認識？誠然，共同體意識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現(xiàn)代意識，在有揚棄地繼承傳統(tǒng)美學的同時，也在召喚新美學，召喚美學的重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審美表現(xiàn)，我認為相較一般的文學性表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或曰側重性。在作品中，不僅關注人物形象塑造、語言修辭運用、敘事策略選擇等一般文學性手段，還應對關涉作品主題、體現(xiàn)著民族共同記憶與鄉(xiāng)愁的各種因素如民族風俗、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等的表現(xiàn)予以格外重視。英國作家埃德蒙·伯克曾如此談論風俗的意義：“每個民族都應有風俗體系，敏感的心靈都傾向于品味這個體系。要使我們熱愛自己的祖國，祖國就應該是可愛的。”具有共同體意識的文學創(chuàng)作，應同時認識到高度的審美表現(xiàn)對豐富和完成作品主題的重要性。審美的意義并不僅僅局限于純粹的文學性，而且還介入到民族的現(xiàn)實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中。社會統(tǒng)一與審美、政治共同體與審美的辯證關系，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呈現(xiàn)的一個深刻啟示。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注入了強勁動力與活力，為攀登文學高峰、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展現(xiàn)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國作協(xié)少數(shù)民族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讓文字綻放共通的精神之花

□尼瑪潘多（藏族）

依我的閱讀經(jīng)驗，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都是帶我走進這個國度的一條小路。沿著一路生動的細節(jié)，透過不同的習俗與生活，令人過目難忘的是文字背后深刻而共通的情感。這種情感超越國界與身份，總能在讀者心中引發(fā)層層漣漪，這樣的感受是史料難以企及的。所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學大有可為。

2025年，新疆的《民族文匯》讓我寫一句話，要發(fā)在封二。我想了一下，立刻手寫了一句：“民族文學是一座橋，搭建的是理解與溝通的路徑。”其實，在這個定義中，將民族文學擴大至文學也是成立的。文學是以具體生活為素材，表達全人類內(nèi)心的幽微情感。作者巧妙的構思和精彩的敘述，可以讓“這個人”或者“這里”的生活被讀者聽見、看見，甚至共情、共鳴，進而被理解、被尊重。

我國是個多民族聚居的國家，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一面，也有共同的一面，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要堅持以共同性為主導，同時尊重差異性。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特別是中央實行對口支援西藏政策后，全國各地大力援助西藏，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使西藏的經(jīng)濟社會得到了飛速發(fā)展。特別是脫貧攻堅、鄉(xiāng)村振興等惠及普通百姓的重大民生工程，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和全國各地一樣，得到了極大改善。這些都是我們最大的共同點，應當成為我們創(chuàng)作的重要題材。如果文學作品能夠用生動的筆觸表現(xiàn)好這一歷史性變化，共同體意識就會在情感共鳴中生根發(fā)芽。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紫青稞》，以改革開放初期的西藏農(nóng)村為背景，寫出了和祖國各地同頻共振的時代旋律：既承受改革“陣痛”，又獲得飛躍與新生的“甜蜜”。這部小說獲得令我沒有想到的共鳴與共情，讓我意識到，無論根植于如何獨特的文化土壤，將目光聚集到最大的共同面，綻放的一定是共通的精神之花。

2023年，《西藏日報》文藝副刊開設了“同心圓”欄目，刊發(fā)以民族團結為主題的散文、隨筆等。欄目開設后，我們收到了大量稿件，表現(xiàn)不同民族的師徒情、同學情、醫(yī)患情等，并且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實經(jīng)歷，情節(jié)生動，情感真摯，令人淚目。對于一個作家而言，如果能真正把寫作的觸角伸向這般溫暖感人的生活，素材可謂應有盡有。在寫作過程中，如果不拘于對獨特風情的淺層表述，少一些對西藏的神秘化、獵奇心，多一些對各民族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動人故事的描寫，就必定會寫出與人共情、形成共鳴的好作品。

正是因為這樣的理念，我的創(chuàng)作一直有非常清晰的目標，那就是書寫西藏的日常，寫出滲透在煙火里的溫暖與感動，寫出這片年輕高原上跨越民族界限的豐富情感。2024年，我的長篇小說《在高原》獲得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這部小說描繪了漢藏結合的茹瑪家族四代人的命運和西藏近百年的歷史變遷，呈現(xiàn)了在歷史長河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的血脈親情。在寫作中，我并未刻意渲染民族團結的主題，而是把我親身經(jīng)歷的一些故事置放到表現(xiàn)白瑪措吉與漢族好友李啟梅、夏荷的深厚情誼的情節(jié)中，讓民族之間的差異在真摯情感中消弭。

寫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題的小說，除了從當代生活中汲取豐富素材，留存在西藏的文獻與文物也是一個富礦。前不久，有幸參加了《那曲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歷史文獻叢書》的發(fā)布儀式，發(fā)現(xiàn)僅一個那曲市就整理出了11卷作品，內(nèi)容涉及傳世文獻、考古資料、口傳史料、紅色文獻等。由此可見，西藏是個民族交融之地、文化匯聚之地，利用好這些資料，可以很好地講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故事。在這一方面，西藏文學也有鮮明的實證，如作家次仁羅布的長篇小說《烏斯藏風云》，就是以薩班與闊端在涼州會談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為題材，采用虛構與史實相結合的方式，將宏大敘事與個體命運有機結合，展現(xiàn)了中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締造歷史的壯闊圖景，展現(xiàn)了西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

當然，有了豐饒的文化沃土、豐沛的現(xiàn)實素材，還要在表達形式上下功夫。除了小說應有的故事性，也要堅守文學的審美特質，讓嚴肅的主題變得生動有趣、深入人心。要拒絕主題先行，更要拒絕說教式的表達。

（作者系西藏作協(xié)副主席）

不斷打開格局，擁抱更多可能

□馬金蓮（回族）

我出生的村莊在西海固的群山懷抱當中，比較偏遠封閉，周邊都是回族村落。出村子朝北走，翻過一座山、一道溝，有一個漢族村莊，地理距離遠，我們很少有機會接觸。站在這邊山頭望過去，那是和我們一樣的村莊，黃土地，黃土泥巴院落和房屋，房前屋后長著楊柳杏榆等樹木。那里的人跟我們一樣，忙著春種秋收。只有到了年關，辭舊迎新之際，能聽到鑼鼓聲遠遠傳來，大人說漢族過年呢，據(jù)說漢族年三十守夜，初一迎接喜神，要用鑼鼓鞭炮歡度節(jié)日，我對此深感好奇。

我母親的娘家鄰村是漢族，母親知道很多漢族的講究，不知不覺中也學來一些。二月二，她給我們炒豌豆吃，說漢族有民謠，“二月二，炒豆豆，糜子把麻子叫舅舅”。母親用花布片縫出指頭蛋兒大的春牛，春牛肚子里裝了棉花，還壓幾顆花椒粒。她把春牛縫在我們幾個小孩的袖口，這樣我們抬手擦鼻涕的時候，就能聞到春牛身上散發(fā)出的花椒香味，母親說這能讓娃娃不生病。是不是真有作用，我不知道，我只記得左鄰右舍的孩子們袖口都沒春牛，只有我們家娃娃有，別的孩子看了只能羨慕。我父親當時在鄉(xiāng)文化站工作，有時候會帶同事來家里，其中也有漢族。母親會盡全力展現(xiàn)廚藝，給他們搟長面、烙油餅。

后來我考上中學，去西吉縣念書。有一年開學，我背著干糧獨自步行去學校，翻過山、越過溝，鄉(xiāng)街道近了，可眼前還有一條河需要跨越。這條河平時很小，細細的一股水在河心流淌，只要踩著幾塊石頭就可以過去。可那個清晨，那條河變了臉，它變寬了、變厚了，水打著渾濁的浪洶涌而下，發(fā)出隆隆濤聲。那時去縣城的班車很少，我是掐著點出發(fā)、翻山越嶺而來的，眼看太陽已經(jīng)升起來，再耽誤就要錯過班車了。看著滔滔流水，我傻眼了，沿河上下走出好幾十步，水面一樣寬，沒有緩和處，也看不到一點窄淺的河面，人們常踩的那幾塊石頭早就被淹沒了。

轉身回家，明天再來？還是脫鞋赤腳走過去？我卷起褲腿，脫下鞋襪，腳剛放進水里就收了回來。太深了，邊沿都沒過了腳面，河心明顯更深。我?guī)缀跻笨蘖恕＿@時候來了一群孩子，中間一個婦女，他們走到河邊后，孩子們停下，那婦女換上一對膠皮的高腰雨鞋，跨著大步在水里走了走，把一個孩子背了起來，嘩啦嘩啦蹚水而行，很快就把孩子送到了對岸。接著她返回來，運送下一個。

我發(fā)現(xiàn)這些孩子跟我差不多大，都背著書包，應該是馬蓮中學的學生。看著同齡人一個又一個過了河，我心里焦灼不安，眼睜睜地看著那婦女送完了最后一個孩子。她過到這邊來了，是要回家了嗎？她朝我走來，在我跟前轉過身子，做出背我過河的姿勢。她說，來吧，要趕班車對不？再不快些就遲了。我暈乎乎地爬到她背上。她背著我過河，雨鞋攪動河水，嘩、嘩、嘩，響聲既近又遠。這婦女30來歲，中等身高，有些發(fā)胖，她微微彎著腰，兩只手伸到后面托著我，我的雙手緊緊箍著她的脖子。她的頭發(fā)有些亂，粗粗的一把，扎了個馬尾垂在腦后。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漢族女人。她不認識我，但她像背那些孩子一樣，把我背過了河。她把我放到對岸，一句話都沒說，轉身又走回了水里，我都沒來得及跟她說一聲謝謝。這件事我后來常常想起，時隔這么多年，依舊忘不了。

后來我在師范學校讀書，離家更遠了，每學期只回一次家。家長給的伙食費和零花錢有限，我每頓只敢吃食堂最便宜的飯菜，貴一點的都不敢想。同宿舍有一個漢族同學，她每周末都會回家，返校時會帶來饃饃、葵花、蘋果等很多好吃的。她一點都不吝嗇，帶來的東西總會與舍友分享。印象最深的是，她每次都會多給我分一些，經(jīng)常是我在床上看書，她踮起腳，捧給我一大捧油葵，又遞過來幾個蘋果，友好地笑著說，不要跟我見外，放心吃。那油津津的葵花香味，那甜到心里的滋味，至今我都難以忘記。

上學讓我有機會走出老家的小村莊，接觸到更多人群，認識不同民族的人。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后，走出西海固的機會增多，接觸到了更多人，認識了更多朋友。通過閱讀全國各地不同民族作家的作品，我的眼界不斷被打開。遲子建寫東北鄂溫克族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一直是我的枕邊書，翻了不知道多少遍。藏族作家阿來的《塵埃落定》《機村史詩》《云中記》等作品，我都有過細致閱讀和反復回味。楊志軍寫漢藏情誼的《雪山大地》，綿密的細節(jié)和磅礴的骨架引人入勝。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和次仁羅布的作品，帶我往一個陌生民族的精神深處探索。廣西作家凡一平、東西、李約熱、陶麗群等人的小說，我?guī)缀跞x過，凡一平早年的作品已不容易買到，于是我在網(wǎng)上一本本地淘。這兩年學寫兒童小說，蒙古族作家黑鶴的作品我?guī)缀跞戳艘槐椤３r族作家金仁順的中短篇和長篇《春香》我都細讀過。仡佬族作家肖勤的小說，只要在刊物發(fā)表，我就必須看。讀李娟寫新疆的系列散文，除了感嘆她文字里那份渾然天成的淳樸，我還深深沉浸于不同民族間水乳交融的真情……文學作品往往承載著人類的情感密碼，所以我癡迷于不同民族作家創(chuàng)作的、書寫不同民族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往往保留了天真爛漫，蘊含著多樣之美。

文學是真誠的表達。這些年，我始終沿著遵從內(nèi)心、誠摯表達的道路前行。在具體寫作中，我會呈現(xiàn)本民族人群的風俗習慣、精神內(nèi)核、性格特質等，同時，我也在不斷打開格局、擁抱更多可能，不再拘泥于書寫一個民族、一個地域。以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將是我未來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寧夏文聯(lián)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