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該如何面對已經到來的AI生活實踐?
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當前AI發展幾乎每天都會帶來新的創造。當1997年“深藍”的算力突破、2016年“阿爾法圍棋”的算法革命,以及2020年大模型的產業重構被反復寫入科技史時,2025年北京人形機器人馬拉松、2026年人形機器人春晚再次登場,卻被某些輿論話語簡化為“科技秀”或“娛樂噱頭”。這種認知偏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國社會科學領域對AI發展的“生活轉向”缺乏足夠的理論敏感與學術回應。前三次突破均聚焦于“技術能力邊界拓展”:“深藍”證明機器可在規則明確的復雜領域超越人類;“阿爾法圍棋”讓世界見識深度學習的進化潛力;大模型則通過生態重構,將AI的應用觸角延伸至工業生產、內容創作等專業場景。這些突破始終圍繞“技術工具”屬性展開,與普通人的生活仍隔著一層“專業壁壘”,也恰好契合了社科研究中“技術—產業”的分析框架,因此能迅速獲得學術關注與理論闡釋。而2025年北京機器人馬拉松與機器人兩度登上春晚,標志著AI完成了從“技術展示”到“日常嵌入”的關鍵跨越。機器人馬拉松并非簡單的技術秀,而是AI在開放、動態的真實環境中,完成導航、避障、耐力挑戰等復雜任務的實戰檢驗,證明AI已具備一定的應對非標準化生活場景的能力;機器人登上春晚舞臺更是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打破了公眾對AI“高冷”“遙遠”的刻板印象,讓AI以“服務者”“陪伴者”的身份進入大眾文化視野。這種從“產業賦能”到“生活重構”的轉向,恰恰是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不足之處。
理論層面: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能力短板
面對AI發展的轉向,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對其價值意義認知還不足,尚缺乏從哲學、文化與日常生活交織的深層機制展開剖析,尚未建立起適配“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化”的理論框架,很大程度上仍固守“技術—產業”二元邏輯,導致對“人機共生”新日常的解釋力不足。這在本質上是理論研究范式滯后于技術實踐的體現。
長期以來,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對AI的研究多聚焦于“技術倫理”“就業替代”“產業更迭”等宏觀議題,或停留在對技術應用的現象描述層面,缺乏對AI“生活轉向”的系統性理論建構。一方面,現有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框架難以解釋AI的“日常嵌入”價值。當機器人能陪跑馬拉松、能登臺表演,意味著AI已突破實驗室與工廠的圍墻,成為重構日常生活方式、介入文化內核的力量。這種變化無法用傳統的“技術—產業”二元框架來解釋,需要構建“技術—生活—文化”的三元融合分析范式,來探討AI如何通過參與日常實踐,重塑人們的生活體驗、文化認同與社會關系。
另一方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缺乏將本土實踐轉化為國際話語的能力。北京機器人馬拉松與春晚機器人表演是中國AI產業從“跟跑”到“領跑”過程中,探索技術落地的獨特實踐。但目前的研究多局限于對事件本身的報道,未能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命題,更未能將其轉化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議題。理論聲音與概念供給陷入“實踐先行、理論滯后”的失衡。這不僅削弱了中國AI發展經驗的全球解釋權,更延宕了本土知識體系對“人機共生”新文明形態的奠基性貢獻。
破局之道:構建“人工智能生活化轉向”的理論研究體系
要扭轉當前的認知偏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需從以下三個方面發力:一是拓展研究視野,將AI的“日常生活化”納入核心研究議題。社科研究者應走出“書房”,深入觀察AI在馬拉松賽場、春晚舞臺,尤其是具體實際的社會生活如家庭服務等真實場景中的應用實踐,探討AI如何重構日常生活的時間與空間、改變人們的交往方式與文化體驗,構建AI與日常生活互動的理論模型。
二是創新研究方法,推動跨學科交叉融合。AI的“生活轉向”涉及引導AI的數據、算法與算力等大模型時代的基本運行方式,還必須從新時代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傳播學、文學、藝術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關注科技發展如何關注“人學”,從而將當前人們的精神文化及心理需求納入AI發展的“必考”要件,建立“技術—人文”協同共生的發展機制。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方法,跟蹤AI產品從實驗室到市場再到家庭的全流程;運用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方法,解讀如春晚機器人表演所承載的文化符號與社會意義。
三是強化國際傳播能力,將本土實踐轉化為全球話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應立足中國AI發展的獨特實踐,提煉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命題,如“AI的社會嵌入路徑”“人機共生的文化邏輯”等,并通過國際學術期刊、學術會議等平臺,向世界傳播中國AI研究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融合成果,提升中國在全球AI治理中的話語權重。北京機器人馬拉松與春晚機器人表演這類事件不僅是AI技術落地的標志性事件,更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契機。只有打破“技術中心主義”的認知局限,構建AI研究的“生活轉向”理論體系,才能真正理解AI對人類社會的深刻影響,為全球AI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