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如果不僅是中國的，那究竟如何是世界的？這一問題，從新文學誕生之日起便如影隨形。它既關乎文學的外部位置，也關乎其內部結構：既是傳播的問題，也是生成的問題。新文學固然在歐風美雨中降生，卻從來不是簡單的移植或模仿，而是在本土經驗與外來資源的碰撞中，在翻譯與接受的縫隙中，在自我與他者的對話中不斷生成。百年之后，當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交織、媒介生態劇烈變動，這一問題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變得更加復雜與迫切。

在這樣的語境中，學者季進的新著《世界中的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回應。書名中的“世界”，既是“世界-中國”框架中的空間指稱，也是海德格爾“在世界中”（worlding）的批評立場。它不再是一個既定的外在背景，而是一種持續生成的過程，一種被不斷召喚、揭示的存在方式。由此，“世界”既是文學發生的宏觀條件，也是文學自身的運動形態。中國當代文學并非被動地“進入世界”，而是在與世界的互動之中生成自身；這種關系既非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也非中心與邊緣的單向流動，而是一種如同行星在運行中同時自轉的雙重運動。

作為長期深耕海外漢學的學者，季進對理論話語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輯五、輯六中的文章，如《視差之見》《從文學現象到文化工程》等，展現了他在理論層面的系統思考。他指出，海外研究與本土研究在觀念、材料、方法、價值上存在錯位，這背后反映了對中國性、當代性、文學性與世界性的不同理解。他提出的“作為文獻”“作為學科”“作為方法”“作為機制”四種研究理念，為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理論框架。然而，理論的真正價值在于它能否轉化為批評實踐。輯一至輯四的作家作品論，正是這種轉化的呈現——理論在文本解讀中自然生長，而非被貼上標簽。由此，“世界”的雙重意涵得到了充分的展開。其一，是作為生成過程的“世界中”——文學如何在與世界的糾纏中不斷生成自身；其二，是作為參照結構的“世界”——文學如何與既定的外部世界展開對話。兩者相互滲透、彼此支撐。

以他對劉亮程《本巴》的解讀為例。劉亮程長期僻居新疆，似乎遠離當代文壇的主流，但季進看到，正是在這種看似邊緣的寫作中，蘊含著一種“全球在地化”的品質。《本巴》的故事源自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但劉亮程的野心遠不止于復述一個古老的英雄傳說。季進捕捉到“夢”意象：整個本巴世界仿佛都是夢的產物。夢不是逃避，而是一種與世界建立聯系的方式。劉亮程通過夢講述既遙遠又切近的故事，其根扎在新疆，枝葉卻伸向普遍性的天空。季進由此指出，劉亮程“無疑比大部分當代作家更接近本雅明‘講故事的人’的定義”，其夢幻哲思文字向世界展現中國當代文學的豐富維度。這正是“世界中”的生成：地方即世界，是行星在軌道上自轉與公轉的雙重運動。

如果說劉亮程的寫作體現的是“世界中”的動態生成，那么遲子建的《東北故事集》則展示了當代文學如何與“世界”作為參照系展開對話。該集由三個故事組成，分別處理海蘭泡慘案、靖康之變以及日本投降后蘇聯接管旅順等歷史。這些故事看起來與全球化毫無關系，但季進引入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教授唐麗園“全球世界文學”的概念，指出這些故事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小說中那些看似無關痛癢的細節都在提醒讀者，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場全球性的公共事件。“遲子建的東北故事虛實結合，特別將故事的展開置于疫情的語境之中，這不僅使精神和肉體的創傷得以同時呈現，更重要的是呈現了現實對歷史的激活，使歷史變成一種全球性的療愈方案。”

然而，季進的研究并沒有簡單地用“世界文學”的框架來收納遲子建，而是清醒地意識到，世界文學是一個“經由理性設計和規劃的文學管理體系”，在某種意義上，它未必歡迎《東北故事集》這樣的文本，因為這些故事“既執著于民族經驗，又不能上升為一種民族寓言，或成為一種文化奇觀”。但正是這種“不合時宜”，使遲子建的作品具備了另一種意義：它以邊地的經驗，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和對話的可能。在季進看來，所謂邊地或地方，同樣作為世界而存在。當全球議題已經成為日常經驗或生活背景，我們是否還必須比較性地討論地方與世界、邊地與全球？這已經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遲子建的小說告訴我們，地方經驗從來不曾封閉，它始終在歷史的流變中與他者相遇、與世界對話。

對莫言劇作《鱷魚》的解讀，則進一步展示了這種批評視野如何深入到人性與欲望的普遍層面。《鱷魚》是一出四幕話劇，講述了貪污外逃的單無憚在美國的荒誕經歷。季進沒有停留在反腐題材的社會學解讀層面，而是深入到人性與欲望的哲學維度。文章特別討論了單無憚這一形象的復雜性。這個貪官在逃亡美國后，面對曾經的秘書、情婦和趨炎附勢者，不時流露出自省的痛苦甚至某種不合時宜的“詩人”氣質。在與鱷魚最后的對峙中，鱷魚稱其“作惡多端但良心未泯”。季進指出，莫言“試圖貫徹把檢察官和貪官都當成人來寫的理念”，強調他是一個人，而不僅僅是一個被公式化、妖魔化的貪官，這意味著將其貪腐之惡行置于人性的維度來考察，批判的筆鋒從貪腐指向更普遍的欲望話題。而“鱷魚”這一意象，則隱喻了欲望與環境之間的辯證關系：鱷魚的生長取決于環境的大小，正如欲望的膨脹取決于權力的空間。這一隱喻，使劇作具有了超越國界的普遍性意涵，成為一個關于人性與欲望的寓言，與西方文學中從《浮士德》到《道林·格雷的畫像》的欲望書寫形成了跨時空的對話。

可以說，《世界中的當代文學》并非提供“走向世界”的操作指南，也不建構自足理論體系，而是展示持續展開的批評實踐。“世界”既是理解文學的參照，也是批評對象；既體現生成過程，也反映文學與社會互動的結構。當“世界”不再是外在空間，而是持續生成的關系時，文學批評的使命亦應轉向參與這一生成，建立理解與互動的可能性。批評本身也必須越界。它需要超越單一理論框架，打破本土與世界二元對立，在具體經驗與宏大結構之間穿梭，在差異與關聯之間建立理解路徑：既熟悉理論資源，卻不被理論束縛；既關注文本細節，又置于廣闊世界語境中。

最終，這樣的批評實踐引發我們對中國當代文學意義的思考。在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交織的語境下，這不僅關乎傳播與接受，更關乎文學與人的關系。文學在世界中生成，與世界對話，通過跨文化互動與信任重建其意義。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的關系，如行星軌道上的自轉與公轉，是復雜、動態、辯證的共生運動，而季進的批評實踐生動呈現了這一運動的可能性。

（作者系評論家、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