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說：“小說從歷史的缺陷處誕生。”這句話一語中的地指出了小說存在的理由——小說要拯救的是：那些被宏大歷史忽略、漠視甚至遺漏的凡常存在，那些被時代丟棄在偏僻角落的曾經輝煌的事物，甚至是經歷者也已遺忘的沒有留下記錄的私密時刻。

《青歌》無疑切合了諾瓦利斯的這一論斷。其為一個曾經令人羨慕的輝煌群體——中專生——賦形塑魂，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中專教育的文學書寫，貢獻了有意義的小說文本。那個時代的中專生，可謂天之驕子，尤其是農村學生，初中畢業以后考上中專，不僅實現了夢寐以求的“農轉非”，吃上了“皇糧”，而且成為廠礦企業技術骨干、國家干部，成為各行各業的佼佼者，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難以想象當年中專生的含金量和社會影響。因此，《青歌》這一題材不僅具有教育史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社會史意義。

《青歌》是一部真誠灌注的小說，這種真誠統領的敘事，與作者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動情追尋和自我確認，熔化為一個單純而透明的青春文本。張仁俊、李潔羽、羅亞麗、王天濤、趙明輝、李云鵬等，是這首青春圓舞曲的領舞者。他們在百廢待興的改革開放時代進入中專學校學習，畢業后成為國有企業的技術骨干；他們活力四射，渴求知識，崇拜科學，積極參與技術革新，你追我趕，廢寢忘食地投入工作和事業之中，充滿理想和抱負，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正如書中所寫——“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奮斗不是一句口號，是加班加點的具體行動。”可以說，作者通過這些“領舞者”，全面而立體地呈現了當時國有大中型企業基層技術人員的生活面貌、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豐富了改革開放初期工業題材小說的畫廊。

張仁俊是作者著力塑造的典型形象。他人生的第一個高光時刻，是接到西京儀器工業學校的錄取通知書，跳出了農門。那時候的他，并沒有多么偉大的理想和抱負，雖然在作文中經常寫著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青春和力量，但“四個現代化”在他還不成熟的思想里，僅僅是個概念，而擺脫一天三頓洋芋苞谷糝的生活和出門就爬坡的生存環境，倒是實實在在的理想。在學校里，他學習優異，與同樣優異且親近的王天濤、李云鵬、趙明輝被稱為“四大才子”。他的第二個高光時刻則是畢業分配到國企西京特種油泵廠，單位派專車來接他，讓他風光無限。他謙虛上進，敬業樂群、關心同事、樂善好施，受到廠領導和同事們的喜愛。“廠花”李潔羽也向他投來愛慕之光，他雖曾內心悸動，但還是選擇了忠于女友。他已有戀人——初中同學羅亞麗。初中畢業后，兩人一同考上中專。羅亞麗上的是衛生學校，他在西京儀器工業學校。他們經常見面，雖然沒有捅破那層窗戶紙，但心里都把對方當成自己的對象。他一心撲在技術革新上，與李潔羽保持純潔的同事關系，鼓勵她上夜大，繼續深造。他戒驕戒躁，在工作、事業和愛情上始終堅守如一，不斷追求進步，精于專業，真正做到了為“四個現代化”貢獻青春和力量，可謂是“后發”的“改革文學”中具有崇高理想和遠大抱負的國有企業技術干部典型。女性中李潔羽無疑是作者最鐘愛的人物，她技校畢業，漂亮能干，喜歡鉆研技術，雖然她對張仁俊一見鐘情且難以自拔，知道他已有心上人后，她“內心感情世界仿佛坐了一次過山車，從愉悅、高興到激動，再到失望、難過。一顆剛剛開始燃燒的愛情火苗，被生生地澆了一盆冰水，不熄滅也差不多了”，選擇了理性退出。她追求美好的愛情，卻接連遭遇兩次婚姻的不幸。盡管她都勇敢地站立了起來，以自己的勇敢、堅強和智慧來面對生活，但仍讓人同情感慨。王天濤頭腦靈活，敢拼敢闖，在下海的浪潮中做了弄潮兒，但因為人心不足蛇吞象，最終被經濟浪潮吞沒。其他人物如張仁俊的妻子羅亞麗，勇敢追求愛情的姜小敏、李云鵬以及他的“農村媳婦”，青年職工沈浩翔、大學生司馬駿等，雖然筆墨不等、形象各異、遭遇不同，都真實地呈現了在波瀾壯闊的四十年改革開放中的生活軌跡和心理歷程。

作者鄭勐是當年的一名中專生，因而《青歌》具有濃郁的自敘傳色彩。在張仁俊等人物身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作者的影子，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對青春、對愛情、對工作、對事業的赤誠。這種赤誠，獨屬于那個理想的被譽為黃金時代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今天更顯得彌足珍貴。

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充滿著理想、希望、真誠和激情的浪漫年代，在不少的經歷者心目中已經定格為一個文化符號。這個符號可能有些簡單、有些美化，但唯其簡單、真誠甚至稚嫩，我們依然心懷感動、念之系之。《青歌》可以說是這股浪潮中的一個小浪花——一群青春激揚的中專生朝氣蓬勃地參與了歷史、創造了歷史，雖然文學性仍有待深化，人物內心世界——小說內在心理因素——仍有待開掘，但中專生為時代做出的貢獻和犧牲，這也值得我們紀念和珍惜。《青歌》以赤子之心，真誠地譜寫出了一代中專生的多聲部樂章，讓那個激情燃燒的純真年代撲面而來。

（王鵬程，現為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