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2月）是斷斷續續讀完的。所以會“斷”，主觀原因當然是自己不用功。客觀原因，是作品無意講述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且許多細節頗可回味，也發揮著“遲滯”或“消解”閱讀流暢性的功能，這大約也是作者所希望的。但還是要“續”，因為值得讀。

1

應物兄原名應小五，這個名字是當農民的父親給他取的，因為他在家族同輩人中排行第五。應小五的初中班主任朱山曾是大學老師，他給應小五改名應物。起初，應小五并不喜歡這個名字，他希望自己叫應翔，飛出本草鎮的意思。但朱山卻是嚴肅認真的，他抄了一段話給應小五：“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圣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這段話出自何劭《王弼傳》。在魏晉玄學家中間，王弼主張“貴無”，這就接通了儒家與老子、進而與莊子思想的聯系；同時，在“貴無”的陣營中，他又堅持“圣人有情”的觀點，提出“圣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以矯正漢末儒學“綱常名教”的僵化、酸腐和扭曲。鄉村教師朱山以“五”“物”諧音，為應小五改名應物，心中想必是有些得意的。往淺處說，是為自己的巧思和博學得意；往深處說，“應物”二字，實為朱山個人身世遭際的寫照和慰藉。從大學發配到鄉村，依然不改傳道授業解惑為人師表之道，恰是“應物而無累于物”的正解。

應小五接受了“應物”這個名字。其實，從“應小五”到“應物”，不只是把一個“土氣”的乳名，改成了“文氣”的學名，它同時昭示著一種思維方式的改變。“應小五”這個名字雖然“土氣”，但它是基于家族排行原因的、個人化的命名，它遵循的是一個原因對應一個結果的線性思維方式。取名“應物”則不同，在傳統文化和漢語語境中，“應物”不是一個孤立的詞或兩個單純的漢字，它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辯證思維的一個重要概念。王弼說“應物而無累于物”；歐陽修說“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在王弼那里，“應物”關聯著“無累于物”；在歐陽修那里，“應物”關聯著“執道”。它們相反相成、如影隨形，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不過是一個初中孩子的名字，如此引經據典、發微探幽，是否過于莊重呢？不急，當這個孩子長大，成為著名教授時，他還會再次改名，這一次則近乎于玩笑。

應物教授的一本書稿交給了出版商，書稿沒有署名。編輯想起領導曾交代說：這是應物兄的稿子，要認真校對。于是便做主為書稿署名“應物兄”。書稿出版后，出版商文過飾非，胡扯了一通“以物為兄，敬畏萬物”的鬼話。于是將錯就錯，應物教授改名“應物兄”。兩次改名，前者肅穆有加，后者近乎玩笑，可謂亦莊亦諧。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梳理應小五的改名史，是因為在我看來，這其實是小說《應物兄》結構方式和敘事邏輯生成的起點，或者叫最初的胚胎。

2

《應物兄》全書101節，各節取開頭幾個字為題。顯然，這種擬題方式，意在消除標題作為“段落大意”先入為主的可能性。同時也意味著，作者的觀察和表達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王鴻生教授說，《應物兄》是“散點透視”。可謂一語中的。

“散點透視”是中國畫常見的布局方式，特點是同一畫面中可以存在多個視覺焦點。將“散點透視”的原則用于小說的謀篇布局，表明作家的觀察和表達，都突破了單一視角的束縛。或者不如反過來說，從不同視角去觀察和表達，是《應物兄》以“散點透視”謀篇布局的內在依據。

當然，“散”并不等于“亂”，視角不同并不意味著沒有章法。《應物兄》謀篇布局的“章法”可以概括為虛實相依，陰陽相生，二元對應。證之以應小五改名史，“應物”對應著“無累于物”，可謂“虛實相依”；從“應小五”到“應物”的肅穆有加，對應著從“應物”到“應物兄”的近乎玩笑，可謂“陰陽相生”。

在小說諸多審美要素中，體量最大、貫穿性最強的是“情節”。《應物兄》無意編織曲折跌宕、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但就其整體脈絡而言，小說有兩條貫穿線索。一是籌建太和儒學研究院，簡稱“太研”；二是籌建太和投資集團，簡稱“太投”。

籌建“太研”是“明線實寫”。小說正面描寫了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的籌建過程，包括如何調配人事，如何籌措經費，如何選址建設，如何延請碩學鴻儒出任研究院院長等等。籌建“太投”是“暗線虛寫”。小說中，“明線”、“暗線”不是兩個獨立的故事，不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故事只有一個，但作家提供了兩個相互對應的視角，所謂從反面看問題。

于是，隨著“明線”的漸漸展開，讀者會看到“暗線”也在延展：“太研”的人事安排漸漸變成了平衡“太投”各方利益關系的籌碼；企業家對“太研”的資助，關聯著對“太投”的參股；“太研”的選址建設，關聯著“太投”啟動舊城拆遷改造的項目；海外鴻儒程濟世出任“太研”院長，關聯著他的弟子黃興在“太投”和濟州的投資。

小說開篇，應物兄肩負著籌建儒學研究院的任務。對于儒學研究院，應物兄有堪稱“宏偉藍圖”的計劃。他設想，成立儒學研究院只是第一步，“不遠的將來能夠成立一個儒學系”，“有自己的學科建制、自己的招生計劃”，“這將開創中國人文學科的歷史”，“會感受到知行合一，事業有成，身心快樂”。他設想的儒學研究，“既面向過去，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總結；也面向未來，以期對儒學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義進行展望”。

但是，這個計劃，是他“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孤守在逸夫樓的頂樓，在紙上寫啊、畫啊”弄出來的。事實上，沒有人關心這個計劃，應物兄也只有一次機會，和費鳴略略提起過。這張復興儒學的“藍圖”，沒有遇到儒家倡導的“知行合一”的好運氣。

“太研”籌建工作的核心任務始終是：尋找和論證仁德路及程家大院舊址；尋找仁德丸子；尋找、后來是實施生物工程手段繁殖“濟哥”；論證博物館收藏的青銅觚“應該”就是程家大院散失的那一個；如何接待程先生的特使黃興；如何侍弄黃興可能帶來的一頭驢以及實際帶來的那匹馬；如何安排黃興去慈恩寺“敬頭香”；如何啟動程家大院改造工程，加快舊城拆遷……這些以復興儒學之名而生出的是是非非，沒有一件合于儒家的“仁道”、“恕道”、“中庸之道”。

直到小說收煞處，成立儒學研究院的事情仍然沒有著落。相反，被日益邊緣化的應物兄終因車禍躺在了重癥監護室，生死未卜。而太和投資集團如期修成正果。不過，作者依然恪守“暗線虛寫”的規則，“太投”成立的消息，是喬引娣轉告應物兄的：“就在剛才，他們與程院長，還有庭玉省長，共同開了一個視頻會議。程院長還當場寫了一幅字：太和投資。”

3

在《應物兄》中，二元對應的結構特點，從反面看問題的敘事邏輯，不是偶見的片段，而是整體性的、彌散性的。不僅表現在貫穿性情節上，同時也滲透在小說場面描寫、細節刻畫和人物塑造的方方面面。

細節一：應物兄是小說著力塑造的人物。在他身上，“應物”與“執道”的沖突是其重要的性格特征。博士畢業后，應物兄留在導師喬木先生身邊工作。先生叮囑他：“要少說話。”謹遵先生教誨，應物兄開始學做“訥于言”的“悶葫蘆”。在經歷了“不說話的時候，腦子好像就停止轉動了”的過程后，他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可以把一句話說出來，但又不讓別人聽到”的辦法。

面對言不由衷的奉迎，他心里的話是傲骨錚錚的“我不需要你們捧場”；嘴上說出來卻是謙恭卑微的“我？我還配不上”。

面對雷山巴想安插情人進“太研”，且要應物兄在兩個情人中選一個的要求，“他聽見自己說：‘哈哈哈，雷先生說笑了。誰敢替你做主啊？’”“他聽見自己說：‘我的意見嘛，姐妹倆都進去算了。’”內心語言卻是：“一對姊妹花，兩個姘頭。一對神經病，兩截朽木。一對女博士，兩堆糞土。從她們當中挑一個進太和研究院？這是挑朽木來雕，還是糊糞土上墻？”

面對雷山巴將他和葛道宏相比，夸他“比道宏兄有本事！是個爺們，純爺們”，“他聽見自己說：‘過獎了。’”內心語言卻是：“是啊，我怎么能和姓葛的比呢？人家那才叫本事呢。朱樓將起，就把地基給毀了。筵席剛開，老鼠屎就下鍋了。我怎么能和人家比呢？我只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家是什么？是歷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

在小說中，將這種心口不一的“嘴上的話”和“心里的話”并置、對舉，成為折射應物兄內心撕扯、矛盾和分裂的一面鏡子。

細節二：在《應物兄》中，蕓娘是一個重要的、靈魂般的存在。“蕓娘”是她給自己起的筆名，弟子們私下稱她“晶體”。蕓娘自己說：“這也算我一個綽號吧。我倒喜歡這個綽號。他們是說我有不同的切面。笛卡兒說過，人是一個思想的存在，而思想就是呈現。所以人是一個呈現的晶體，是以呈現作為其本質的存在。”作者引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為蕓娘背書，以此揭示作為知識分子的蕓娘對身邊世界保持警覺、懷疑、審視和思考的精神姿態。因此，在“應物”與“無累于物”、“應物”與“執道”的二元對應關系中，蕓娘的立腳點是“執道”，她不會“累于物”，更不會隨物賦形。

但你不必擔心作者會把蕓娘寫成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符號化形象。應物兄曾試解“蕓娘”為“蕓蕓眾生之母”；文德斯更是直譯為“圣母”。但蕓娘拒絕這個說法：“圣母，這是一個殘酷的隱喻。女人通往神的路，是用肉體鋪成的。從繆斯，到阿芙洛狄忒，到圣母瑪利亞。這個過程，無言而神秘。它隱藏著一個基本的事實：肉體的獻祭！”可見，立身“執道”的蕓娘，內心深處并不缺少魏晉名士王弼所謂“圣人有情”的生命體驗。

實際上，“蕓娘”的由來，是聞一多曾以“殺蠹的蕓香”自喻。也許，在濟大這個汗牛充棟、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原本就存在著一個二元對應的選擇：做“蠹魚”，還是做“殺蠹的蕓香”。這值得每個校園中人深長思之。

細節三：濟州大學的學術報告廳名為“巴別”。“巴別”典出《圣經·舊約·創世紀》。擁有共同語言的人類，正在合作修建通往天堂的“巴別塔”。上帝為了阻止這件事，便使人類失去了共同語言。語言的差異使人類不能相互溝通，合作建造通天塔遂告失敗。“巴別”意為“變亂”，它關聯著兩個相互對應的意涵，一面是語言溝通的愿望，一面是語言溝通的不可能。以“巴別”命名學術報告廳，或許正道出了語言在人類溝通交流中的宿命。

但李洱沒有在這種“通識”層面止步，而是深入一層，去觸摸人與人之間溝通與交流的深層困境。雙林院士受邀在“巴別”作學術報告，但雙林先生沒有上臺發表演講，而是在屏幕上播放一部資料片。應物兄悄悄走進報告廳時，“銀幕上沒有聲音，這使得它好像一部默片”。作者似乎在暗示我們，在語言交流陷入困境時，也許影像是實現溝通的一條蹊徑。然而李洱接著寫到：“巴別的座位已經空了大半”，從報告廳溜出來的人們正在天臺上抽煙，順便嘲諷、奚落著雙林先生的老糊涂和過時。顯然，當人與人之間無法交流溝通的時候，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選擇語言還是選擇影像作為交流媒介。

細節四：小說中的第一個沖突，是一場狗咬狗的沖突。鐵梳子的愛犬“哈登”被應物兄的愛犬“木瓜”咬傷了。雙方狗主人未見面時，這場沖突的處理方式，充滿著規范到僵硬的“程序正義”和“契約精神”，包括嚴格、專業的驗血取證和詳盡到繁瑣的制式“賠償協議”。雙方狗主人見面后，在人情和利益面前，所有這一切，連帶著恪守職責的金彧，都被鐵梳子罵成是“形而上學”，被咬傷的哈登甚至險些被“溺斃”。

細節五：在《應物兄》中，“濟哥”的滅絕與重生是一場重頭戲。圍繞“濟哥”的滅絕與重生，小說描寫了海外鴻儒程濟世濃濃淡淡的鄉愁，以及鄉愁繚繞下的資本運作。揭示了濟大校長葛道宏期盼程先生落葉歸根的殷殷之情，以及殷勤背后虛榮、浮夸、投機、弄權的內心世界。在這條線索上，作者又順手戳破了兩個人的美夢，一個是濟大教授華學明填補生物學空白的科研夢，一個是濟大校董、蛙油貿易商雷山巴壟斷“濟哥”市場的發財夢。

細節六：在濟大人物畫廊中，作者塑造了喬木、姚鼐、何為、張子房、蕓娘、應物兄等知識分子形象，也刻畫了葛道宏、董松齡、以及新來的紀委書記的官僚做派。前者勾勒出大學校園的學術景觀以及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譜系；后者則觸摸到高校行政化、官場化乃至衙門化的深層憂慮。

細節七：鐵梳子習慣用火鉗子燙發，用燒過的火柴桿兒描眉。為此，她安排了三個員工專責此職。前者是昔日困頓的印記，后者是今時暴富的徽章。

細節七：雙林院士的“科研人生”里，有研制原子彈的功勛，也有發明“養豬增肥術”的滑稽。

細節八：表演大師蘭梅菊的“戲劇人生”里，有舞臺上的唱念做打，也有生活中的粉墨表演。

細節九：蕓娘與文德能，陰差陽錯、未能終成眷屬的有情人之間，有多少沒有說出的親近與距離。

細節十：雙林和雙漸，常年分離、彼此生疏的父子之間，有多少來不及說的隔閡和惦念。

反復羅列這些細節，是想表明小說中虛實相依、陰陽相生、二元對應的無處不在。從作品的角度看，它表現為小說的結構方式和敘事邏輯；從作家的角度看，它表現為作家觀察和認知世界的思維方式，表現為作家的世界觀。

4

在長篇小說海量出版的喧囂背景下，思想與藝術的膚淺、平庸，始終是長篇創作的蝕骨之痛。需要強調的是，所謂藝術性和思想性，只是便于展開小說分析而設置的兩個視角。事實上，文學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一個統一體。思想的膚淺，同時就是藝術的平庸，反之亦然。因此，我們所期待的思想的深刻性，不源于復述和圖解某種權威或者流行的思想觀念，而源于作家對事物具體性、對矛盾特殊性的洞察。如果不能深入事物的具體性，不能洞察矛盾的特殊性，如果不能寫出人性、人的生存狀態及其現實關系的歷史具體性，則無論你說“資本的每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血”，還是說“他人即地獄”，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因而也是膚淺的、蒼白無力的。

曾經在一個初春的午后，在文德能的客廳，蕓娘以眼前的鸚鵡為例，說過這樣的話：“我現在看到的大部分關于西方哲學的著作，大都是鸚鵡寫出來的，說了很多問題，其實是沒有問題，因為鸚鵡說出來的問題都是別人的問題。”《應物兄》則不同，它所面對的，是自己的問題。

《應物兄》的結構方式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個“意味”，在于借助這種結構和敘事方式，小說有效地切入到人性深處，切入到大學校園人文生態和精神譜系中，切入到當代社會的現實關系中。在“二元對應”、從反面看問題的結構形式和敘事邏輯中，小說構建起關于現實世界的“負反饋”機制，揭示出被一種傾向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于是，《應物兄》成為一部對現實、對歷史、對當代知識分子生活和人性幽微內涵的反思之書。

我們經歷過全民“下海”、全社會經商的喧嘩和騷動，懂得文化軟實力對于突破經濟社會發展瓶頸的重要意義。但是，當我們把“文化”和“經濟”擺在一起的時候，對它們之間的關系，我們能夠想到和理解的，就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在昨天，這曾經是歷史的進步；但在今天，這無疑就是歷史的局限。因此，“太研”與“太投”的二元對應，不是抽象的學術純潔與資本骯臟的對應，也不是概念化的精神價值與物質財富的對應。即使其中有太多的貪婪、野心、情欲和權力的蠅營狗茍，它仍然是我們彼時經歷過的歷史具體性，是我們此刻置身其間的現實關系。

從華學明填補生物學空白的科研夢，以及雷山巴壟斷“濟哥”市場的發財夢里，我們看到了高校科研成果市場化轉化的可能性和復雜性；更在這個“市場化”過程中，看到了人性深處的恐懼和貪婪、扭曲和豐盈。

從“狗咬狗”事件中的賠償協議、以及金彧“形而上學害死人”的自我批評中，我們看到了“程序正義”和“契約精神”是如何在利益關系和人情社會的現實中碰了一鼻子灰。也在這個“碰鼻子”的過程中，看到了人性深處的功利和荒誕、寒意和暖色。

5

最后，要說到復興儒學。

復興儒學，是海外華人社會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種人文情懷和文化躁動。它的合理性在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華文化，呈現出真實的蓬勃生機和活力。同時，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駛入快車道，全社會普遍出現了“浮躁”癥和“眩暈”癥，表現為精神空虛、道德滑坡和價值失范。因而重建精神價值體系，就成為當代人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如果有人想說，這其中隱藏著傳統儒學復興的契機，那么，誰會斷然否定這種想象呢？

它的復雜性在于，儒家思想是植根于農耕文明和封建專制社會的意識形態，它與現代社會及其價值觀的沖突是根本性的。并且，儒學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孔子以降，有孟子、荀子，漢儒、宋儒，程朱理學、陸王心學、顏李學派……它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揚棄、龐大而駁雜的思想體系。更重要的如蕓娘所言，一方面，“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人，不是儒家意義上的傳統的中國人”。另一方面，面對傳統文化，“我們每個具體的人，都以自身活動為中介，試圖把它轉化為一種新的價值，一種新的精神力量。”

讀蕓娘所言，想起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論斷：“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他認為，生活在普魯士專制社會中的德國資產階級，對于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的思想原則，有精神上的向往，但缺少行動上的追尋。他說，“光是思想竭力體現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近思想。”蕓娘所言不是書生之言，儒學復興問題，必須從傳統儒學思想與當代現實需求的二元對應關系中去考察。

好消息是，不獨蕓娘，程濟世、應物兄也有此共識。壞消息是，作為籌建儒學研究院“當事人”的應物兄，已然變成了“旁觀者”。而程先生始終喜歡在客廳里坐而論道，偶爾發表演講，也只印發七十二張入場券，以合孔門七十二賢人之數。出任太和儒學研究院院長的事情，依然只聽樓梯響，未見人下來。聯系到“太和”與“太投”的虛實關系，無不再再表明，所謂儒學復興，其實缺少真實的現實依據。質言之，它只是一塊斯文墮落的遮羞布。值得稱贊的恰恰是，雖然感受到重建精神價值體系的緊迫性，但作者并沒有違心地虛構儒學復興的現實依據，這正是現實主義藝術的力量和價值所在。

許多論者注意到《應物兄》的“反諷”特點。在我看來，小說的“反諷”特點，要與小說的“反思”特點聯系起來看。“反思”是《應物兄》審視和批判現實的思想方法，“反諷”是這種批判的情感方式，或者說，是這種批判的“表情”。布魯克斯把“反諷”定義為“語境對一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我們不妨把小說《應物兄》營造的藝術世界看作是一種“語境”，把“儒學研究院”、“復興儒學”看作是一個個“陳述句”，反諷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于“語境”對這些“陳述句”的“明顯的歪曲”、顛覆和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中，作者以蕓娘為核心，為我們重現了八十年代令人懷念的“詩和遠方”，以此來對應、審視和超越“眼前的茍且”。這是小說結構模式的延續，同時也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樸素的道理，一個時代的價值觀和精神高度，存在于那個時代人的創造性的歷史實踐中。路在腳下，無待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