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導師潘旭瀾先生于2006年辭世，到今年，整整20年了。

20年間，多次在夢里見到潘老師。潘老師飽經憂患，日常的表情是嚴肅的。但臉上也常常有笑容。不過，那大抵是苦笑。也有開懷大笑的時候，那是笑出聲來的。

在夢境里見到潘老師，大都是在他的書房里。我從1986年9月到1992年7月，6年間在復旦大學，從碩士到博士，是潘老師的學生。這期間，潘老師有過兩個書房。我剛到復旦時，潘老師一家四口住在國權路上的復旦大學第四教師宿舍。那是6層的樓房，潘老師住在第四層，有3個房間，兩間稍大一點，另一間就很小了。沒有什么客廳。一家人住得很局促。是水泥地。20年間，我夢到潘老師時，好幾次腳下都是水泥地。有一次，我填好了一份表格，送去給潘老師看。潘老師看了一眼，說：“‘博’字不是這樣寫的。”原來，我把“博”字習慣性地寫成了豎心旁。我當時頗有些羞愧，低頭看著地面，想找條縫鉆進去。地面是水泥的，沒有縫，鉆不了。這是真實有過的事，后來曾在夢境里重演。還有一次，夢到與潘老師在書房相對而坐，聽他講說著什么。水泥地面上攤放著許多當代文學方面的資料。這也是我剛到復旦不久的情景的重現。那時候，《新中國文學辭典》的編纂工程剛剛啟動。這部辭典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是朱建華先生。朱先生還專程到潘老師家中商談相關事宜。那時候，潘老師喝酒還相當節制，幾乎是不喝。而朱先生嗜酒如命。當時沒有電話，潘老師便讓女兒向黎跑到學生宿舍向我傳達指令，到家中來陪朱先生喝酒。一瓶五糧液，我和朱先生分喝了。

應該是我快離開復旦時，潘老師的住房條件有了一次改善，從國權路的第四教師宿舍，搬到了國泰路上的第十二宿舍。這回，是新蓋的房子，住在一樓，算是三室一廳。廳也比較大。我畢業后每次去上海，都是在這套房子的書房里，與潘老師聊天。在夢里，便也多次與潘老師在這個書房相見。一次，夢里與潘老師相對而坐，潘老師苦笑著。地面是地板，地板上攤放著許多中國近代史方面的資料，不少資料里都夾著紙條。有的夾得多些，有的夾得少些。這時候，潘老師正在寫談論中國近代史上某個事件的系列文章。

也有時，夢里的潘老師是在酒桌上。不知從何時開始，潘老師喝酒不怎么節制了。潘老師喜歡看球賽。晚上，常常是邊看著電視，邊喝著酒，黃酒或啤酒。這兩種酒，總是成箱地買。也因此，我有時夢見他在酒桌上，手捏酒杯，臉酡紅著，在說著什么，或者，并沒有說什么，只是苦笑著。

20年間，讓我特別有感觸的事情，是潘老師說過的一些話，做出的一些判斷，我當時并不理解，甚至并不認可，而在這20年間，卻得到了驗證。大而言之，對一些國內國際事情的預言；小而言之，對一些作家前途的看法，對一些文學走向的研判，都被時間證明，具有相當的準確性、合理性。畢竟，20年的時間，可以驗證許多東西。

晚年時，潘老師幾番對我說，在別人看來，他應該是生活得很好了，但其實，卻是日坐愁城。我當時想，其實您或許是太過操心了，常常在為一些并不相干的事情發愁。

潘老師離開人間20年了，對于我，卻是“而今宛爾音容在，猶是當年問字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