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報告文學創作始終在“紀實性”與“文學性”的二元維度中博弈，并不斷探索二者的內在融合。如何在寫實記錄與情感敘事之間構建動態平衡，實現真實與虛構、理性與情感的有機熔鑄？如何立足個體思考和敘事倫理，進而凝聚地域乃至民族層面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些都是報告文學尋求突圍的重要命題。長篇報告文學《壯哉！桂西北》以桂西北地域敘事為載體，在紀實與情感的交融中，完成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審美表達。

《壯哉！桂西北》充分釋放了報告文學的審美潛能，在恪守“真實”這一紀實倫理的前提下，以真摯的修辭策略與情感的審美想象為媒介，重構受眾對于“報告”的認知。作品的內在審美張力，在于“客觀記錄”與“主觀介入”的辯證交融。這樣的博弈與共生，既未僭越非虛構寫作的真實邊界，又賦予文本以充沛的情感張力與承載時代精神的現實品格。

盡管寫作者以冷靜的紀實筆觸勾勒出廣西河池地區的山鄉巨變，但在敘事過程中，現實事件和時代氛圍的沁潤，促使作者調動個體生命體驗和情感儲備，不經意間流露出強烈的情感傾向與價值判斷。全書敘述了河池地區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文本扎實的“現實感”夾雜著敘事主體的“在場性”。這種雙向觸動的交互過程，使作品既維系了現實敘事的可信度，又兼具“情動美學”的感染力，實現了紀實與抒情的有機共生。

作品既堅守事無巨細的現實精度，又以文學手法營造深厚的審美意蘊。其核心審美特質契合了朗吉弩斯《論崇高》中所提倡的美學內核——崇高的對象以其磅礴力量喚起人的尊嚴、自信與強烈情感，這種審美體驗既存在于自然與社會，也沉淀于藝術文化中。第一章《苦難與榮光》對河池窮困史的書寫，便反映出當地民眾在荊棘中淬煉的歷程。貧瘠的土地、閉塞的鄉間、匱乏的認知，如難以翻越的布滿怪石的懸崖峭壁一般，桎梏著幸福之路。然而，河池人民并未被自然之力壓倒。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激發了他們頑強不屈的抗爭精神，最終鑄就改天換地的榮光。這不但喚起人們對生命的敬畏，還彰顯出崇高美學的力量感，更讓一代代河池人民在同舟共濟、榮辱與共的集體記憶中，凝聚起穩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在書寫地方風物、人情世故與奮斗史時，以比喻、象征、排比等文學手法營造觀感、美感與力量感，潛移默化中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講述東蘭縣韋勝難的事跡時，作品以“大同鄉夜晚的星空”比喻其純潔的人格和道德魅力，又以“成群的星星蜂擁而至，鋪滿前路、照亮眼眸”的意象完成情感的升華。韋勝難的個體堅守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桂西北民眾集體奮斗的縮影。這種虛實相生的敘事策略，有效把握了紀實與抒情的邊界，在對歷史真實與敘事情感的重構中，傳遞出民族精神內核，強化了作品的可信度與感染力。

作者以地域敘事為切入點，將桂西北獨特的山川風貌、風俗人情等地方性內容，升華為生存、奮斗、鄉愁及傳統與現代沖突等普遍性命題。如作品中提及的歌圩，既是壯族青年表達愛情的習俗，又是民族文化傳承的非物質形態。其文化流動性不僅維系著民族情感，更在跨地域的意義延伸中，構建起地方性與普遍性的敘事張力，使文本超越單一地方志的局限，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兼具地域基因與普遍意義。

總而言之，《壯哉！桂西北》以紀實美學的嚴謹堅守著歷史真實。雖然在某些章節的分寸把握上尚有提升空間，部分段落的文學性也略顯單薄，但瑕不掩喻。這部作品聚焦“桂西北”的地域形象，將平面符號轉化為立體審美意象，使其兼具理性質感與人文溫度，最終完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審美表達。

（作者系《南方文壇》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