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老舍經(jīng)典作品的俄文譯本出發(fā)，哈薩克斯坦法拉比國立大學漢學教授法季瑪·道列特(Fatima Daulet)已深耕中國文學與社會研究領域三十余年。

從文學到現(xiàn)實，她對中國的理解經(jīng)歷了什么變化？哈薩克斯坦社會對中國的認知有何轉變？信息時代的漢學研究承擔何種責任？圍繞上述議題，法季瑪·道列特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從何時開始接觸中國文學？什么契機讓您走向長期而系統(tǒng)的中國研究？

法季瑪·道列特：我最初接觸中國文學，是從魯迅和老舍的作品開始的。我讀過《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孔乙己》，也讀過老舍的《駱駝祥子》《貓城記》《月牙兒》。這些作品所揭示的社會不公，讓我深受觸動。

《狂人日記》中那個被視為“瘋子”的人，其實看得更清醒；《阿Q正傳》和《孔乙己》讓我看到，底層小人物在不斷被羞辱與邊緣化中，如何通過自我安慰維持最后的尊嚴。魯迅、老舍以及那個時代的許多作家并沒有粉飾生活，而是在誠實地剖析社會。

最讓我難忘的是老舍筆下的祥子。書中那些他獨自沉默、悄悄落淚的場景，讓我感到一種壓抑而真實的痛苦。即使到了今天，祥子依然是我精神上十分親近的人物，因為那種倔強，那種靠自己往前走、不愿輕易放棄尊嚴的堅持。

每次去北京，我都會去看王府井的祥子雕像。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在拉著屬于自己的那輛“車”。在我看來，祥子從來不只是文學人物，而是一個始終在我內心與我對話的存在。

正是這種深刻的共鳴，讓我從單純的閱讀興趣走向更系統(tǒng)的中國研究。我開始思考人物命運背后的歷史與社會結構，以及語言如何承載情感與沖突。可以說，我進入漢學研究的起點，并不是學術論文，而是一種真誠的共情。也正因為如此，這條路我走得很堅定。

中新社記者：30多年來，您對中國的觀察理解是否有變化？

法季瑪·道列特：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是1993年2月。那一刻我清楚意識到，眼前的中國與魯迅、老舍筆下的中國并不完全相同。這不僅是時代差異，也因為我落腳在新疆。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區(qū)，語言、服飾、飲食都呈現(xiàn)出鮮明的地域特色。這里更像一個文化交匯的空間，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同民族與生活方式自然并存。

當時我一直希望去北京。在我的文學記憶里，北京是一座“文學之城”，魯迅、老舍、巴金等作家的敘事與這座城市密不可分。1999年，我終于來到北京。它也成為我最喜歡的城市之一，歷史與現(xiàn)實在這里層層展開，北京的語言與文化氣息讓我感到格外親近。

三十多年來，我往返中國幾十次，每一次都能感受到變化——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城市面貌更新、社會結構轉型等。但作為一名研究中國語言與文化的學者，我更關注深層變化：人們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語言表達的轉變。

我長期研究中國語言詞匯語義中的文化編碼，也在國際期刊發(fā)表相關論文。但我始終認為，語料庫可以說明“詞如何使用”，卻未必能解釋“人為何這樣思考”。因此，我結合田野觀察與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調查，關注真實語言中的價值觀變化。

中國的經(jīng)濟進步令人驚嘆，更深刻的變化發(fā)生在人的精神氣質與價值觀層面。因為決定社會走向的，不僅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速度和規(guī)模，更在于人們如何理解尊嚴、成功與失敗，以及如何表達自己。正因如此，中國對我而言始終充滿吸引力——它是一個不斷變化、值得持續(xù)觀察與研究的對象。

中新社記者：哈薩克斯坦社會對中國的理解經(jīng)歷了怎樣的變化？

法季瑪·道列特：過去，一些歐洲傳教士和旅行者關于中國的著作，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理解中國的方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逐漸對關于中國的兩種極端敘述感到疲憊：一邊是過度理想化，一邊是過度妖魔化。2006年，我寫下《中國傳說與真相》一書，希望回應這些流行的刻板印象，呈現(xiàn)一個更加立體的中國。

這些年，我明顯感受到哈薩克斯坦社會對中國的認知發(fā)生了變化。刻板印象在減少，興趣與理性理解在增加。人們開始關注中國的數(shù)字化進程、人工智能應用、智慧城市建設、高速鐵路、電動汽車和移動支付體系等現(xiàn)實成就。不久前，我的一位熟人感嘆：“中國的發(fā)展已經(jīng)走在時代前列。”比如春晚節(jié)目中亮相的人形機器人，就讓不少人震撼——那不是科幻，而是現(xiàn)實。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哈互動顯著增強。這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經(jīng)貿(mào)合作讓中國從抽象概念變?yōu)榫唧w的合作伙伴，人員往來讓人們通過親身體驗淡化誤解，文化與教育交流則為理解提供了更深層的基礎。

當然，疑問與分歧仍然存在，這也正常。但整體來看，人們談論中國的方式更加理性，也更加成熟，哈薩克斯坦社會對中國的認知正逐漸趨于多元。

中新社記者：在社交媒體和短視頻成為重要信息來源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漢學家的角色變化？

法季瑪·道列特：在信息傳播方式迅速變化的今天，漢學家的作用并沒有減弱。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以及算法推送機制，使信息傳播更加快速，卻也更易碎片化，一個國家的形象很容易被片段化的信息或簡化的敘述所左右。因此，當代漢學研究需要更關注現(xiàn)實中國。

這樣的環(huán)境下，我認為漢學家的責任在于以專業(yè)研究為基礎，在被過度簡化的地方補充背景，在復雜現(xiàn)實與公共認知之間提供更為理性的闡釋。

漢學家的角色正在變得更加多維——既要理解傳統(tǒng)，也要關注現(xiàn)實。唯有如此，學術研究才能真正服務社會，并為跨文化理解搭建更加穩(wěn)固的橋梁。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當代中國的發(fā)展與變化？對于中哈文化交流，有哪些期待？

法季瑪·道列特：如果讓我用一句話來形容當代中國，我會說：它是一種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自由穿行、在歷史深處扎根、同時在全球舞臺上展開雄心的文明力量。

在這里，千年的文化記憶并未停留在過去，而是與高速發(fā)展的科技創(chuàng)新并肩前行。中國既清楚自己的來處，也在不斷思考自己要走向何方。這種從容與自信，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

至于我自己的角色，我更愿意將其看作一種責任。多年來，我既是中國的觀察者，也是哈中交流的參與者。我所做的工作，無論是研究語言中的文化內涵，積極翻譯文學作品，還是教授漢語、俄語和哈薩克語，目的都是促進兩國更好地理解彼此。這份工作并非出于功利考慮，而更多是一種學術責任。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會做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今天的哈中文化交流并非從零開始。幾個世紀前，絲綢之路已經(jīng)開啟了兩種文明之間的交流。那不僅是商貿(mào)往來，也包含思想、語言與文化的互動。如今，這種精神在兩國的合作理念與外交實踐中得到延續(xù)，并被賦予新的時代意義。

在我看來，哈中之間的文化互動空間依然廣闊。人文與教育合作越深入，理解就越自然，信任也會更加穩(wěn)固。只要堅持相互尊重，保持開放與理性對話，我相信，哈中文化交流會更加成熟，也更具生命力。

受訪者簡介：

法季瑪·道列特。受訪者供圖

法季瑪·道列特(Fatima Daulet)，哈薩克斯坦?jié)h學家，哈薩克斯坦法拉比國立大學漢學教授。1989年進入該校東方學系中文專業(yè)學習，近40年來堅持中文學習與研究，在國際學術期刊發(fā)表多篇論文，出版《中國傳說與真相》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