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推廣一部書而能形成專門之學是相當罕見的，“《文選》學”（簡稱選學）是其中很早出現、名氣也非常之大的一門。選學分傳統型與現代型兩種基本形態，前者由曹憲（生卒年不詳）、李善（？—689）開創，后者以周貞亮（1876—1933）與駱鴻凱（1892—1955）為早期杰出代表。

曹憲的著作已完全亡佚，但他的貢獻是不能被忘記的；周貞亮的《文選學講義》（武漢大學1931年印行）當年流傳不廣，后來更頗為罕見，直到當下才得以重新正式出版，而他的貢獻同樣不能被忘記。

負有盛名的大型文學選本《文選》在問世之初并不特別引人注意，其領銜主持人蕭梁太子蕭統在成書之后與父皇蕭衍產生了隔閡，不久離世，繼任的太子、其弟蕭綱（后為簡文帝）是大力提倡“宮體”詩賦創作的，對于學習和研究傳統的詩文不大重視，一時影響很大。稍后陳王朝代梁而起，士人們最重視的仍然是“宮體”的創作；倒是當時北方的官方和士人比較重視傳統文學，但影響不算很大。這種情形到隋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隋文帝楊堅大力強調傳統，其子楊廣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非常重視繁榮學術文化，他曾經長駐揚州，繼位后（隋煬帝）更大力加強文化建設，而此時前蕭梁昭明太子蕭統的后裔成了皇親國戚，種種因緣湊泊，遂為《文選》學的產生和繁榮 創造了合適的條件。

蕭統英年早逝后，梁武帝蕭衍沒有立皇太孫為接班人，而是安排第三子蕭綱為太子；侯景之亂中蕭衍、蕭綱先后死難，蕭統的七弟蕭繹在江陵稱帝（元帝），當時領兵坐鎮襄陽的蕭統之子蕭詧與蕭繹不和，他的弟弟蕭譽又被蕭繹殺了，于是稱藩于西魏，稍后引西魏軍攻下江陵，西魏立蕭詧為后梁主（宣帝），這個二級政權的后梁在北方宗主國監控下傳了三代。楊堅同后梁明帝蕭巋結為兒女親家，蕭巋之先祖蕭統編選的《文選》也就受到很大的重視，研究《文選》逐步提上了日程。蕭家的女婿隋煬帝登基后，《文選》的研究更正式開始。蕭統的堂侄蕭該拜國子博士，于整理經史之余撰有《文選音義》（或省稱《文選音》）十卷，而秘書學士曹憲更大力從事《文選》的研究與教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舊唐書·儒學傳》載：“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為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 亦多從之受業。憲又善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后，古文泯絕，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為十卷，煬帝令藏于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征為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為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于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于代。”

曹憲是一位老壽星，一生經歷四朝，生于蕭梁，漸歷陳、隋，晚年入唐，他中年入隋后出仕，應當是由時任揚州總管、晉王楊廣請出山的。清儒阮元在《揚州隋文選樓記》（《揅經室二集》卷二）一文說：“揚州舊城文選樓、文選巷，考古者以為即曹憲故宅，《嘉靖圖志》所稱‘文選巷’者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于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巷，即其處也。煬帝嘗幸焉。”由此頗可推知當年曹憲的聲望之高。

曹憲更大的貢獻是培養了一批從事“選學”弟子，后來他們各有著作：許淹有《文選音》十卷、公孫羅有《文選注》六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作《文選鈔》五十九卷），李善的貢獻最大，《舊唐書·儒學傳》載：“李善，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顯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為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書郎。干封中，出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后遇赦得還，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辨惑》二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又《舊唐書·李邕傳》載：“父善嘗受《文選》于同郡人曹憲，后為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為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罪，流嶺外，會赦還，因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為業，年老疾卒。”按賀蘭敏之乃武則天內侄，一度改姓武，襲武則天父武士彟之爵為周公，累遷弘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后敗亡于咸亨二年（671），“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朝士坐與敏之交游流嶺南者甚眾”（《資治通鑒》卷二〇二），李善也是其中之一。好在他晚年走出宦海，一心從事文選學的教學和研究。《新唐書·李邕傳》說：“（善）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先前李善表上《文選》注在顯慶三年（658），由南流放地回到中原，在汴、鄭間講授《文選》，當在上元元年（674）之后不久，當年“八月壬辰，改咸亨五年為上元元年，大赦”（《舊唐書·高宗本紀》）。由此到李善去世尚有十五年。李匡乂《資暇錄》云：“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復注者，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訓言釋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互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于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可惜現在已經看不到這些文本，否則便可以對《文選》李善注曾經反復修改的成書過程有具體的了解了。

李善為《文選》作注除了為難字注音（多用反切，有時也用直音法）之外，重點在于釋事，為選文中的典故、成語尋出最早的出處，“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卷一《兩都賦·序》注）。如果在作者之后、注釋者之前已經有人在有關著作中講過某一詞語的來源或用法，那么就引用這一現成的說法，高度尊重前人的著作權，絕不掠人之美。如果入選《文選》的某些文章前人已有比較好的注釋，李善即全錄其注，并加以補充修訂，這種補訂仍以征引典故、成語的出處為主。如果某文雖有舊注而李善認為不佳，則棄置不錄，另行創為之注。李善的創注與補注都采用征引有關原文的方式進行。逐一征引書證，元元本本，信而有據，使讀者一下子就能明白作者遣詞造句“祖述”了前代何人何書的什么詞句，在前后文本的對照中了解詞義和句意，細心的讀者還可以發現其間的異同變化，從而更深刻地體會和欣賞眼前的文本。李善不僅注那些比較難懂的字句，而是只要有出處可尋的詞句一概加注，這種路子很適合為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古時代的文學作品加注，因為讀者在這里不僅需要弄懂文本的字面意義，而且要追尋其深層涵義和文化底蘊。現代文學研究重視所謂“互文性”，李善實早已開其先河。

李善注《文選》引用過的文獻資料極其豐富，其原本多有今已失傳者，因此極受輯佚學家的注視。胡紹煐在《文選箋證》的序言中說：“注所引某書某篇，并注明篇目姓名，而后之采鄭氏《易》注、《書》 注，輯三家詩，述《左氏》服注者本焉。纂《倉頡遺文》作《字林考逸》者，又本焉。李（善）時古書尚多，自經殘缺，而吉光片羽，藉存十一，不特文人資為淵藪，抑亦后儒考證得失之林也。”保存文獻雖非李善為《文選》作注的本意，但客觀上已形成很高的價值。

李善這種以文獻征引為主的注釋要求讀者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難以普及。于是在李善注釋之后出現了普及型的五臣注，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等五人的新注由工部侍郎呂延祚匯總進呈給唐玄宗，得到充分的肯定。后來五臣注同李善注同樣流行，整合在一起的本子被稱為《文選》六臣注。為古書作注釋可以有不同的風格，只要對讀者有幫助就好，研究古書的著作也不妨各行其是。

為《文選》作注，校勘文字，解釋典故，乃是傳統選學的基本模式。選學的第一波高潮在唐朝，第二波則在清朝，其時涌現出大批著作，如余蕭客《文選音義》（八卷）和《文選紀聞》（三十卷）、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八卷）、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一卷）和 《文選考異》（四卷）、許巽行《文選筆記》（八卷）、胡克家《文選考異》（十卷）、張云璈《選學膠言》（二十卷）、朱珔《文選集釋》（二十四卷）、梁章巨《文選旁證》（四十六卷）、胡紹煐《文選箋證》（三十二卷）、薛傳均《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等等，均為選學名著。

到近現代，李詳《選學拾瀋》（二卷）、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八卷）等，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優良傳統，后出轉精，可以說都是李善的接班人，也都是《文選》學的功臣。

在個別的具體的問題上狠下功夫乃是傳統文選學的基本工作，其落實成果的形式除了提供新的注釋本以外，也有寫成札記的，著名的如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何焯《義門讀書記》中都有關于《文選》的條目，清代揚州學者阮元《揅經室集》中更有關于《文選》以及曹憲、李善者多篇。近代選學大家李詳的《選學拾瀋》也采用札記體；章太炎的大弟子黃侃輕易不肯著書，只是把自己讀書研究的心得批在所讀的《文選》書上，很久以后才被公之于世，這就是《〈文選〉黃氏學》和《文選平點》。這種批注的辦法較之札記體更加單刀直入，局限是難免零零碎碎，不便初學。

傳統型《文選》學著作中又有評點一派，名著有方回的《文選顏鮑謝詩評》、于光華的《重訂文選集評》等等。評點的著作自然不大講考據而多有文學鑒賞的意味，往往為學究們看不起，認為沒有學問，空話居多；其實這一派選學著作也自有其貢獻，不能一筆抹殺，好在近年來已逐漸得到重視，很希望能夠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新文化運動逐步興起。批評傳統文化形成潮流，知識界內部新舊兩派對立嚴重。新派急先鋒錢玄同在致陳獨秀的一封信中寫道：“國文一科，雖可選讀古人文章，亦必取其說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彼古奧之周秦文、堂皇之兩漢文、淫靡之六朝文，以及搖頭擺尾之唐宋八大家，當然不必選讀。其實所謂說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嘗不在周秦、兩漢、六朝、唐宋文中也。惟選學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謬種所尊崇之唐宋文，則實在不必選讀。“（《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錢氏之所謂“妖孽”本來是大罵在高校開講《文選》之黃侃等人的話，后來卻被誤會為《文選》一書就是壞東西，五四以后新學走紅，注意研讀《文選》的學人漸少，但選學一脈并未中斷。 一九一八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國文門的駱鴻凱是黃侃的高足弟子，后來著有《文選學》（中華書局1936年版），這是一部頗具新氣象的重大研究成果，全書分纂集、義例、源流、體式、撰人、撰人事跡生卒著述、征故、評騭、讀選導言、余論十部分，后有兩個附編和《選學書著錄》。此書詳細論述文選學各方面有關全局的大問題，氣吞全牛，體大思深，不同于舊時注釋評點之局限于個別篇章字句，給予讀者極多教益和啟發。此書近年來通行的有中華書局的影印本（1989年）和重新排印本（2015年）兩種，其中都有的馬積高根據當年駱氏的講義就原書的附編部分增補了《文選分體研究舉例》和《文選專家研究舉例》各三節，前者因為是影印的，故增補于最后，重排本中則分別補入兩個附編，讀起來更為清晰方便。

駱鴻凱的學生馬積高在增補本后記中介紹本師道：“先生名鴻凱，一名蒼霖，字紹賓，號彥均，湖南長沙沱市（今屬長沙市望城縣）人……為黃季剛先生的高足之一，又嘗問學于章太炎先生。一九二一年開始在高等學校任教……解放后任湖南大學及湖南師范學院教授。一九五五年初逝世。”在文選學界駱先生同黃侃老師的關系略近于李善之與曹憲。

比駱鴻凱年輩略高，也曾在高等學校講授《文選》的周貞亮，因為缺少嫡系門人的繼承與鼓吹，知名度不高。此老實為資深宿儒，他早年師事晚清大學者譚獻，曾經中過進士，后又留學日本，晚年在武漢大學任教，著有《文選學講義》一部，實已開啟綜合研究《文選》 之先河，其意義不可低估。

這部《文選學講義》率先從整體上對《文選》加以系統、全面的論述研究，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十章，分述文選學之起原、《文選》之意義、封域、篇體、纂次、作者、文選學之成立、自隋迄明文選學者之成就、清代文選學者對于《文選》之貢獻、《文選》之刊刻及評騭；下編三章，分別講授讀《文選》之預備、《文選》之觀察法、《文選》之讀法——這里既有關于選學各方面問題的綜合論述，又有從文學史和作品選兩個角度具體指導學生如何來讀《文選》，綱舉目張，安排周密，論述深刻，至今讀去仍然頗獲教益。這部早期新派著作同傳統文選學諸書的格局是大不相同的。書中除多引前修的意見之外，也很注意吸收新的信息，其中已經用到收藏于日本金澤文庫的《文選集注》殘本和日本古鈔本《文選》，也注意到問世未久的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更值得稱道的是，書中又多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如上編第五章討論《文選》之編次去取以及關于選文之増刪修改等等問題時，對于歷來有爭議的意見發表了不少自己的見解，大抵通達可喜。書中征引的意見，固然多出于前代學者的高論，亦有當代后起之秀的意見，如第四章涉及《離騷》的解釋，即引用“吾友臨川游君”即游國恩（1899—1978）的新見，游先生比周先生要小二十多歲，剛剛大學畢業不久，但貞亮先生毫不遲疑地援引這位新銳學者的成果，其容納新知的雅量和開闊的眼界都極可佩服。

對于集部諸書的研究，長期以來流行的記錄成果的傳統形態是校注、評點、札記以及序跋之類，其研究的思路則往往是注意具體的個別的事項，講究深入細節，發表考證或感悟，而甚少綜合，也較少關心宏觀問題，或只以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打發過去。近代以來，由于受到西方以及日本學術著作的影響，逐步形成重視整合的工作思路，將有關研究成果加以系統化、敘述和論證更講究條理和邏輯，最后寫成章節儼然的專書。近現代以來這樣的新路徑新辦法日益流行，在這一學術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大批新人物、新著作，例如游國恩先生和他的《楚辭概論》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當然在新的時代里，傳統的校注、評點、札記諸法也還繼續存在，并不斷地推出高水平的成果。新舊相容，各顯神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正是學術繁榮不斷進步的表現。

周貞亮的《文選學講義》乃是最早出現的現代形態的選學研究成果，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周氏年輩較高，其書亦早出，但由于乃是校內講義，當年只在較小的范圍內流通，周公本人較早下世，其書遂長期湮沒無聞。只有少數留心學術史的學者才去關心表彰，不免顯得相當寂寞。學術著作首先要寫出來，同時也要能夠通暢地傳播才好。如今武漢大學王慶元教授將這部久藏書庫深處的講義詳加校訂，由萬卷樓圖書公司正式以繁體字印行，此乃近年來的一大盛事。

（本文系臺灣萬卷樓出版公司將出繁體版《文選學講義》序，見報時文、題有調整）